他的祖辈是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华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看到祖国解放，他的父母欢欣鼓舞，怀着满腔热血，想利用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为新中国服务。就毅然告别了家人，从美国回到了山东老家。政府将他们安排在一家科研机构工作。1957年，他的父母由于给单位领导提了几点意见，被双双打成了右派，并被开除了公职。在那种情况下，美国是回不去了，在那个凭力气吃饭的年代，两个手无搏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能干些什么呢？母亲就在街上摆了一个代写书信的小摊，给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写写家信。而父亲则拜一个搞油漆的老师傅为师，学到了一门油漆手艺。虽然收入不高，还带着三个小孩，但靠着夫妻两人每天早出晚归的，小日子还算混得下去。
没过上很多年，“文革”风暴来了。地、富、反、坏、右，双料右派自然归入了“黑五类”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加上造反派不知从哪儿搜集来一摞母亲代人写的书信，从里面分析出许多反动言论和“封资修”的东西。父亲在给人家单位刷油漆的时候，把人家原来写的毛主席语录给覆盖了。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大罪！造反派一不小心就抓到两条大鱼——右派加现行反革命，怎能轻易放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于是造反派就天天登门，抓他父母去游街、批斗、还挨了不少打。他父亲感到实在是受不了，欲寻死解脱，几次被母亲及时发现。母亲就哭着劝他：“你要就这么走了，丢下我和三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过下去啊？再苦再难，我们得照顾着孩子们啊！”说得一家人抱头痛哭。父亲也就这样为了他们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随着运动的发展，斗争的方向开始转变，造反派们可能也觉得，天天对这些不会有丝毫反抗的“死狗”，施加淫威不但没新鲜感，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批斗的频率和力度都慢慢小了下来。1968年，下放运动开始了。他母亲就三天两头往居委会跑，老是给领导递报告，要求下放，这也是想躲避是非和旋涡的意思。
终于有一天，一张大白纸贴在了他家的大门口，那是一张“勒令下放”的通告，可是在他的父母看来，简直就是一张参军或立功的喜报。十四岁的他和两个弟妹就这样被“押送到了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
沂蒙山区是个革命老区，这里的老百姓还是很纯扑善良的，看到他家老的老小的小，没一个强劳动力，在生活上给了他们很多的照顾和帮助。而且只要不是上面来人督促和检查，也不轻易斗争他的父母。
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和父亲，还有十二岁的弟弟每天扛着镢头跟着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地球，赚工分。那时一个男的壮劳力，一天是十个工分，到年底结算，大约能赚个五六毛钱（不一定能有现金拿）。他父亲干一天是六分，他是四分，他弟弟是三分，三条命一天到晚能赚个六七毛钱。母亲和妹妹就在家打柴、煮饭、养猪、种菜。由于口粮和食油生产队会发（当然定量，还要扣工分），柴自己打，菜自己种，猪鸡大了换钱，除了买点盐、煤油（经常点松明子）、牙膏（基本用盐代替）和布（家里几个人几年没添过新衣服）要用钱外，基本没什么开销。加上风景优美，空气新鲜，民风淳朴，他们觉得比起下放前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简直就是幸福生活了。
他很动情地在回忆往昔，我静静地靠在他胸膛上在听着，眼泪也在不停地流淌。趁他停顿下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钟，小孩马上就要放学了。我忙起来，亲了他一口，轻轻地对他说：“亲爱的，好了，你也说累了，休息一会吧。我做饭去，明天你再跟我说，好吗？”吃完饭，看了一会儿电视，他很快就睡了。我轻轻地给他捂好被子，在灯下看着他沉睡的样子，我又为他难过起来：“亲爱的，你有一个多么凄惨的童年和少年啊！”
从昨晚开始变天，早上起来，雨就淅淅瀝瀝下个不停。老历润四月的天气，凉风夹着细雨，打在身上还有阵寒意。我打着雨伞到集市上买了点菜，还带回来早点。先招呼孩子们吃过，打发他们上学去了，我就叫他起来吃饭。趁他梳洗的间隙，我出去找到小蔡，找了个理由，让她代我请两天假。因为他在，我得在家里陪着他。
吃完早饭，我们补了昨晚的“课”（这是他在酒席上听来的一个段子，说两夫妻都是教师，平时喜欢将夫妻生活用职业化的语言来表述，一天男的在外面打麻将，妻子打电话催他回来“上课”，男的打牌正上瘾呢，就回电话说"今天老师有事，学生上晚自习"，第二天早上，丈夫就说"现在来补昨晚的课吧"，妻子说"不用补了，我昨晚已经请了家教".听过这个笑话之后，我们有时开玩笑，也偶尔用“上课”作为□□的代称）。但我总感觉他没有以往那么投入，有点应付和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似乎还有心事，我想也许就是因为昨天的话题，还没把它说完吧。
我躺在他的怀里，他依然用手轻轻地摸着我的头发，又继续讲述起来……
下放了四年，他长成了一个十八岁的壮实小伙子，田里的耕耘犁钯等农活全掌握了，工分也涨到了十分。弟弟十六岁，妹妹也十四岁了，家里的劳动力强了起来，家里的日子也渐渐好过了。几兄妹学得满口的方言俚语，和农民的关系也可以说的水乳交融的了。但不管生活再苦，劳动再累，父母每晚都坚持着就着煤油灯，根据他们的实际文化水平，给兄妹几个讲课，讲数理化，讲语文历史地理，还要单元复习，模拟考试，就像是在正规学校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也渐渐弱了下来。经过生产队和大队同意，他父亲就带着他利用农闲的时候外出做油漆，给人油漆嫁妆、结婚家具和寿木什么的。农民的家具除了漆，还要讲究画。由于他从小就有画画的天赋，加上父亲的油漆手艺好，在那一带就渐渐做出了名气。父亲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做油漆也讲良心，质量要好，价格还算得便宜，所以每到农闲，上门来请的人也就络绎不绝起来。那里的农民对上门做手艺的匠人是很客气很尊重的，所以做油漆的直接效果不光是父子两个天天在外吃鱼吃肉，家里也有了更多的现金收入。所以，对比一般农户的生活，家道算是渐渐地“殷实”了起来。
这样混了几年，他已经到了二十二岁了。在农村，这个年岁的小伙子，早就到了婚娶的年龄，有的小孩都有两个了。这时，一个同村的女孩看上了他，她是生产队长的千金，人长得很漂亮，虽然没念过一天的书（那里的女孩家里都不让念书的），但是人特别能干。田里农活没有哪门不会，有的农活，一般男孩也干不过她。更绝的是人家编竹筐一天编四个，她连砍竹，剖篾一道管，一天就要编出八个来，在当地简直成了神话。从她十六岁起，家里提亲的人就踩烂了门槛。但这女孩眼光高，生产队长疼她，就由着她，所以一直也就没答应谁家的婚事在农村，女孩到了二十岁，也就算老大不小的了，尽管是由着她，其实生产队队长心里还是挺着急的。农村人没那么严重的阶级歧视观念，生产队长平时就挺喜欢他的，听女儿一说就同意了，还托了一个人上门来说亲。本来在农村都是男家到女家说亲的，现在这样倒了过来，还是一朵大家垂涎欲摘的花，父亲又是享誉一方的生产队长，所以那个说客一上门，就让他父母够热泪盈眶，受宠若惊的了。
他父母毕竟是文化人，一方面民主意识强；二方面受了那么多年命运的折磨，性情是不太喜欢冲动，所以当时就没有一口答应人家。等说亲的走了，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大家的意见基本统一了：下放都八年了，回城看来是没希望的了。既然在农村，就要做农村过日子的打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孩子大了肯定是要娶老婆的。虽然父母并不很赞成“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说法，但大家共一个村，父母都是看着那女孩长大的，虽然没读什么书，但人忠厚，懂礼貌，也能干，作为在农村过日子，还是相当不错的。男孩过了二十二岁这个年龄，在农村找对象就会成为老大难了。再说家里成分不好，人家并没有嫌弃啊。父母征求他的意见，他平时对那女孩就有好感，经常在一起干农活时还很有话说，也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吧。听父母亲分析得也挺有道理，加上这个年龄也到了性萌动时期，对女性有一种生理的渴望，就红着脸点头同意了。
新娘娶回来，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第三年又添了个丫头，一家人甭提有多高兴了。
他的父母亲对有关知识和文化问题的解答是绝对正确的，但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却犯了个大错误。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不要说他们被“剥夺”了那么多年的政治权利，下放深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是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也预测不到政治形势会突然发生那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四人帮”垮台。1977年恢复高考，他父母亲极力怂恿他去考试，凭着多年来父母不懈的教育，他报考了山东医学院，并在全县考了第一名，公社敲锣打鼓送他们去体检，可是政审关过不了。1978年他又再次报考，这回报的山东师大，学文科，还是以优异成绩考上，但就是过不了政审关。这时，农村也开始重视教育起来，公社发现这个人是个奇才，什么理科、文科考试，人家这么多人名落孙山，他怎么就像是在囊中取物？因此，一纸通知，就把他调到公社中学去当了民办教师，专教高三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