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灭亡南宋，建立元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统一。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比起汉、唐盛世，“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这样的大统一，拆除了宋、辽、金、西夏、大理、吐蕃、高昌、西辽等各政权并立以来的此疆彼界，结束了中国3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全国各族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密切了，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定居内地，带来他们的生产工艺和文化科学，大大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许多汉人徙居或从军到蒙古、新疆、云南、东北等地，带去了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并同当地各族少数民族一道，共同开发和保卫着边疆。国内各族人民在这个没有院墙阻隔的大家庭中，杂居相处，友好往来，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互相帮助，共同发展，民族融合出现了新的高潮。从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一、中央与边疆联系的加强
元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大发展，首先与元朝的完成统一及有效管理分不开。在统一的强有力的元朝政府管辖下，各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同中央和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关系更密切了。
“行省”制的确立，不仅从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也为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时全国设立的十个行省（包括中书省共十一个）中，岭北行省治所在和林，辖区包括贝加尔湖、谦河（即叶尼塞河上游）及唐努乌梁海一带，辽阳行省下设七路，其中开元路管辖黑龙江中游，水达达路管辖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两岸地区，这里是女真族世代劳动生息的地方，甘肃行省的范围，包括原西夏所谓的“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的大部分地方，云南行省“置郡县，署守令，行赋役，施教化”，实行了于中原内地相同的行政管理。
当时新疆和西藏分别隶属察合台后王封地与宣政院管辖，虽然未设行省，但是，也同样由中央派官设府，行使着有效的管辖。在新疆斡端、曲先、阿力麻里、别失八里、和州等要地，除派有重兵镇守外，还于1278年（至元十五年）初立提刑按察司于畏兀儿地区，1281年（至元十八年）改畏兀儿断事官为北庭都护府，1283年（至元二十年）设立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不断加强行政管理。西藏也在元代进一步成为我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的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派出都元帅、宣慰使、安抚使、招讨使等官员进藏治理。
除上述漠北、东北、西北、西南边疆的地区外，再纵观南北，由里及表，从“中央腹里”到“南越海表”，也无不统一于元朝政府管辖之下。当时称为“腹里”的中央特区，不仅包括了今河北、山西、山东的一部分，也包括今内蒙古广大地区在内，这一特区是由中书省直辖的。至于海南岛、台湾及东南沿海等地，也均由元朝政府设置机构、派员管理。据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载，元朝政府至元年间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每年在此征收盐税十锭二十五两，并派兵驻守，此为中央政府在台湾正式建立行政机构，行使国家主权之始。从此，台湾与大陆的归属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元朝的国都大都，既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国内各民族相互联系、交往的中心枢纽。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驿道四通八达。在各条交通线上，均设有完备的站赤和急递铺，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站赤为管理驿站的机构，分有陆站和水站。陆站大约每距百里设一站，每站编制一定站户，负担驿马及过往行人饮食、车辆供应等，全国计有站赤1380余处。急递铺是为传递紧急公文的专设机构，站与站间相距十至二十里设一铺，每铺定员铺丁五名，以保障公文传递无误。此外，当时的水路交通运输也较前进一步发达。这些设施都极大便利了国内各民族间的联系与交往，故有“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之称，就连外国的使节、商队、旅行家、传教士也接踵而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波斯、阿拉伯及中亚等地的“回回”人，在这种交通方便，途中安全又有保障的情况下，大量移居中国，为后来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兄弟民族——回族，打下基础。
还有元朝对于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中原佛教、道教、景教等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允其信仰自由。这也是统治各少数民族的有效措施之一。
总之，元朝的大一统和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辖，保证和促进了国内民族大发展。各民族的大发展，反过来又巩固和加强了元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二、边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元朝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和各民族间联系、交往的不断加强，有力地促进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自古以来处于单一游牧经济的蒙古高原，在元朝政府的重视和扶植下，农业生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了。1270年（至元七年）忽必烈派刘好礼为“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以比古之都护，治益兰”。这里“民俗不知陶冶，水无舟航”，饮食器具是用杞柳条编的杯皿，渡河用的是刳木为槽的独木船，生产、生活都较落后。刘好礼将此情况上报朝廷，奏请忽必烈从内地派去了汉族工匠，传授制陶、造船、作农具等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居民生产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地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益兰州等五部：
乞儿吉思、撼合纳、谦州、乌斯、昂可剌，当岭北行省建立以后，即归辖于岭北行省，《元史》中多次记载政府给这里调拨粮种、耕牛，发放钱钞、衣物，供给农具、渔具等，虽然这都主要是以屯田军、官匠户、站户为发放对象的，但对当地的生产发展终归有益。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政府组织疏浚怯烈河，以灌口温脑儿黄山农田，次年又调遣侍卫亲军2000人，兴修口温脑儿河渠，发展农业生产。还有山北道按察使姚天福，注意发展农、林业生产，当地居民从此“皆致蕃富”。为此，他们后来还建祠刻石纪念姚天福。
特别是元朝政府为解决军饷问题，“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这种屯田不仅规模大，成绩也很显著。据载岭北行省所辖屯田面积达6400余顷，先后调往和林、五条河、杭海、称海等地参加屯田的汉族军民、蒙古军民不下8000人。元武宗至大年间，哈剌哈孙以太傅、左丞相职衔行和林省事时，“浚古渠，溉田数千顷，治称海屯田，教部落杂耕其间，岁得米二十余万”。又据至大元年秋统计，和林屯田收粟9万余石。这样的屯田成绩可谓可观矣！当时这种开渠辟田，军民屯垦，无疑使不少蒙古人学会了农业生产技术，并且从事农业生产。
蒙古地区农业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畜牧业和多种经济的发展。靠近长城一带，除游牧外，还增加了定居的“舍饲畜牧”，丰州一带还出现了“垦耕牧养”的农牧结合，这都是畜牧业发展的特大进步。此外，手工业在原来那种仅能制作简单器具和加工畜产品的基础上，发展起了制陶、冶铁、建筑等作业，即由个体家庭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到作坊作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蒙古地区出现了很多新兴城市，其中较大的有和林、上都、称海、谦州、集宁等。和林、上都不仅在元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蒙古地区的交通枢纽，这些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各民族劳动人民的血汗结晶，它对于蒙古地区的经济繁荣及吸收各民族文化等方面，均起着重要作用。草原上当时还建立起了不少寺观、仓廪以及汉族移民居住的村屯，这些定居点、新城镇等，在蒙古社会中都是新生事物，也是草原面貌发生的空前巨变。
女真等肃慎系诸后裔居住的“白山黑水”地区，从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以来，元朝政府曾多次调遣乞儿吉思、蒙古及汉族军民，先后在茶剌罕（今黑龙江通河北）、剌怜（今黑龙江阿城南）、肇州（今黑龙江肇源）等地，进行垦荒屯田，发展生产。
党项、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唐兀”地区，在蒙古初期五征西夏过程中，已是个“郡县废于兵”的地方。
忽必烈即位后，于1264年（至元元年）命中书左丞张文谦“行省西夏中兴等路”，命大科学家郭守敬巡视西夏河渠，命潜邸旧臣董文用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他们三人同心戮力，疏浚利用唐来、汉延、秦家等黄河古渠道，灌溉田地九万余顷，招回逃亡人口四五万户，发给土地、粮种、农具等，恢复农业生产，并造舟置于黄河中，继续接收来附者，从俘虏中解放部分儒士，参与行政管理等。从至元元年到至元三年的整整三年中，经过上述三人的努力经营和当地各族人民的艰苦劳动，“唐兀”地区原来的落后面貌“俗为一变”，“夏境遂安”，“人蒙其利”，生产获得了较大较快的发展。其后，元朝政府又将不少蒙古人及南宋降民安置在西夏中兴等路，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先后在中兴、亦集乃、肃州、沙洲、瓜州、甘州等地，建立屯田机构，发展农业生产，据统计当时甘肃行省所辖军、民屯田达5000余顷。
畏兀儿、蒙古以及其他突厥语族后裔居住的新疆地区，尽管当时受到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诸王叛乱的严重骚扰破坏，但是，社会经济仍获得了较大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主要是推广屯田，1281年（至元十八年），忽必烈“命万户綦公直分宣慰使刘恩所屯肃州汉兵千人，入别失八里”屯田，次年又命怀远大将军别失八里李进率军入别失八里屯田。
为解决农具问题，元朝政府于1282年（至元十九年）在别失八里建立冶炼厂，铸造农器。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失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总之”。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开始在南疆“立阇口屯田”（在今且末南），次年“督斡端、可失合儿（喀什）噶尔工匠千五十户屯田”，1293年（至元三十年）又调乞儿吉思人700户到喀什噶尔屯田。对于合迷里（哈密）、和州两地，元朝政府于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曾发给耕牛、粮种等，帮助发展生产。此外，新疆当时除《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说的塔里木盆地一带农民所从事的个体家庭手工业外，和田有政府经营的采玉工场，别失八里1276年（至元十三年）设置了织染局，“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缎”（纳失失是一种织金绮，上贴大小明珠，系由西域回回工匠传入）。为在这地处“丝绸之路”中段的新疆地区发展商业贸易，元朝政府1280年（至元十七年）“立畏吾境内交钞提举司”，发行钞票。1283年（至元二十年），又设置交钞库，并“以钞万锭为市于别失八里及河西、上都”，经营商业，繁荣市场，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