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藏传佛教从此将蒙藏两大民族、蒙古与青藏两大高原，紧密地连续在一起。从阔端与萨班正式建立政治隶属关系，到忽必烈与八思巴在政治、宗教上的进一步结合，藏传佛教成为为元朝国教，“帝师”制影响了有元一代的政治，从历代皇帝、皇后、皇妃、皇子、公主等皇室集团到诸王贵族都皈依和崇信藏传佛教。这可看作是藏传佛教传入蒙古的开始，或称第一阶段。《胜教宝灯》说：“（萨班）亲授王（即阔端）大乘发心经、大悲空智金刚灌顶等法，使蒙古国之人成就供养（三宝）之德，弃绝不善业道，皈依佛教宝法。”《蒙古源流》说：“所有边界蒙古地方轫兴禅教。”《贡金史》说：“万众欢乐，遵奉了萨迦班第（智）达的法谕，在边远的蒙古地方道次弘扬了教法。”《千轮千辐》说：“这是佛教最初在蒙古宏法之始。”萨班在《致蕃人书》中也反复说明了阔端“对佛教教法，尤其对三宝十分崇敬”的意思。萨班住凉州六七年间，在白塔寺广设道场，宣讲佛经时，要由四名翻译把他的话分别翻成蒙古语、畏兀儿语、汉语及当地的安多藏语，其场面之大，听众之多以及听经风气之盛，可想而知，若无阔端的赞成和支持，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到了元代，藏传佛教有元朝最高统治者的专宠下，迅速东传，西藏僧人大批进入中原。如《元史·释老传》记载：“（帝师）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者之使，十多之六七。”仅就大德九年至十年（1305—1306年）统计，赴京的西藏僧人多达850余人，乘马1542匹。《萨迦世系史》称道：“如此，使蒙古国土（指元朝）众生俱入大乘之道，释迦牟尼之教法如太阳之光辉，普照大地。”藏传佛教开始传入蒙古的百年间，主要是在社会上层传播，皇帝、后妃、皇子、公主、诸王贵族等接受灌顶，皈依佛门，尊崇喇嘛，蒙古族广大人民百姓并未皈依佛门，还仍旧信奉着原有的萨满教。或者说，元朝藏传佛教主要传入皇宫、王室及蒙古贵族之家，尚未传入寻常百姓家，草原牧民也花费不起巨资做佛事、建寺庙等各项活动。至于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广泛传播，以至成为蒙古族信仰的唯一宗教或主要宗教，那还是明朝万历年间以后的事。“蒙古敬信黄教，实始于俺答。”
1578年5月右翼蒙古土默特部强大首领俺答汗与西藏格鲁派（俗称黄教）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相会，俺答汗赠索南嘉指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名号自此始，达赖活佛转世系统从此确立，索南喜措俺答汗尊号“咱克喇瓦尔第辰汗”，俺答汗以“转轮王”的资格，成为黄教最高保护人或最大施主，蒙古政治势力与西藏宗教势力又一次密切结合起来。蒙藏民族关系的构成，自始至终都是以宗教和政治为经纬交织而成的。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不同，但是宗教这一“经线”贯穿始终。纵观蒙藏关系中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俺答汗与索南嘉措的结合，把蒙藏关系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也开辟了黄教在蒙古传播的新纪元。黄教在蒙古封建主的大力支持下，战胜并取代了萨满教。从此，黄教遂在右翼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左翼蒙古、卫拉特蒙古等地区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成为蒙古全民族信仰的宗教。这当为藏传佛教传入蒙古的第二阶段。17世纪以来，经过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与西藏五世达赖、四世班禅的共同努力，密切合作，不仅使蒙藏关系得以巩固和加强，而且也使黄教的权威遍及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固始汗以强大保护者的身份，把西藏十三万户献给五世达赖以作供养，五世达赖以不可冒犯的神圣权威就座于前藏布达拉宫。固始汗于1645年赠后藏札什伦布寺住持罗桑却吉坚赞大师“班禅博多克”尊号，并划日喀则周围地区归其管辖，从而确立了班禅活佛转世系统，“班禅”一专称也自此始。后来，清朝皇帝从蒙古封建主手中巧妙夺走了“转轮王”、“执教法王”护教权，不仅正式册封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又立蒙古地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使黄教在蒙古更加盛行发展，黄教的影响深入于蒙古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综上可见，蒙藏两大民族间，以宗教为纽带而结成的密切友好关系，始终是蒙藏历史关系长河中的主流。藏传佛教在西藏和蒙古长期、广泛、深入传播和发展，共同的宗教信仰使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联为一体，从而使中国北方、西北、西南得以巩固统一，边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发展。这一影响又是多么深远啊！
三、评所谓“喇嘛与施主”的关系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从来都不把宗教和政治看成两互不相关、彼此孤立的东西。忽必烈推崇藏传佛教，重用八思巴，主要是为了“以因其俗而柔其人”，顺利而有效地统治吐蕃。虽然“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但是帝师的一切权力和地位均为元朝皇帝所赋予，西藏教派势力的一切特权和利益，也无一不是在元朝对其绝对的政治支配之下所取得。可以说，西藏教派势力不过是在政治上依附于元朝统治者并为其服务的特殊宗教团体。也由于西藏教派势力与元朝统治者的宗教关系是以西藏对元朝的政治隶属关系为前提，宗教与政治才可经纬交织而成为元朝统治者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的全部关系，绝非单纯的宗教关系。元朝统治者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互相利用，利害攸关。
元朝统治者通过这种宗教联系，不仅满足着自身的宗教需要，而且有效地实行了对西藏的行政管辖和治理；西藏教派势力同样以这种宗教联系为基础，在政治上紧紧依附于元朝统治者，并从元朝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及宗教利益，从而使二者在宗教和政治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以八思巴帝师为例，不论其地位如何崇高和荣耀，不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的封号如何显荣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也仍然是元廷的一位高级官员。他领总制院事，掌管全国佛教事务以及统摄吐蕃民政军政等，都是以元朝官员的身份来担任的。尽管在宗教仪礼上他与皇帝忽必烈是尊师与弟子的关系，但是在军国大事上，他完全听命于忽必烈，君臣关系无有丝毫含糊。他虽然在西藏设有政权机构和侍从官员，但是这种宰相式的萨迦本钦，以及各万户长，也仅是由他提名举荐，必须经过元帝或朝廷批准任命，元朝统治者拥有对这些西藏地方官员任命、罢免、惩罚以至处死的权力。就是在西藏社会地位显赫的萨迦昆氏家族内部血统认定、法信继承、纠纷裁决等问题，也都要元朝皇帝说了算。从而可见，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何等重要。
可是，在一些书籍中却把西藏教派势力与元朝统治者的关系，概括成为“喇嘛与施主”的关系、“檀越”关系等。这里无妨列举一段典型的话以观究竟。“公元1295年忽必烈汗去世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蒙古人如何取得对本戔军事控制，开始是萨班于1247年对王子阔端的归顺，整个这一时期行政权仍在西藏人手中。在忽必烈汗时在蒙古统治者与西藏喇嘛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具体的转变，比较阔端给萨班的信和忽必烈给帕巴的信，可以看出前者是王公与属民的关系，后者则是施主对喇嘛的关系。这信是独一无二的在中亚的施主与喇嘛关系的概念，在这里对世俗权力的支持，换来了对宗教权力的精神支持，这种关系不能用西方的政治术语来说明。我们可以审察汗王对帕巴的态度，他是如何宠信帕巴，他认为帕巴是自己的宗教同仁和西藏的最高权威，向帕巴学经和陪送帕巴直到安多地区，进一步表明了这是一种互相合作与尊重的关系。这种施主与喇嘛的关系是由蒙古的忽必烈和西藏的帕巴建立起来的。这就是西藏人与蒙古人之间政治宗教关系的基础。后来满洲皇帝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由于清王朝的崩溃，这种施主与喇嘛的关系也于1911年中断了”。
文中的“帕巴”即八思巴。
“喇嘛与施主”关系，“檀越”关系，这都是佛教徒泛称世俗施主对佛教僧侣的施舍关系，也是西藏佛教徒用来表达中央王朝对西藏佛教僧侣与寺院加以管辖、保护、封赐、施舍诸关系的一种宗教术语。“檀越”即施主，也指供施关系。其供养人中，有平民百姓，有达官显贵，也有国王皇帝，他们把私人的或国家的财物，供献给佛、法、僧“三宝”，称为广种“福田”。显而易见，这种供施关系是基于宗教立场的观点。如果单从元朝统治者皈依和崇信藏传佛教，以及大开府库，赏赐西藏僧人这一意义上说，元朝统治者与西藏教授势力之间存在着供施关系，亦无不可。而竟是在于把元朝统治者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的全部关系归结为“喇嘛与施主”的关系，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或者就别有用心了。
平民百姓供养僧人，是出于个人心愿，供献私人财物，这无关紧要，略而不谈。帝王与上师结成的供施关系，如果抛开政治关系而谈宗教关系，则是说不通的。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关系，前面一开始就已说明，无须重复。举一段西藏史实，来看看国王与僧侣供施关系的实质。赤祖德赞（815—838年）规定了一人出家为僧，七户平民供养的制度，还规定了以恶指指僧者断指，以恶意视僧者剜目的法律。他顶礼僧人，广建寺院，让僧人钵阐布主管王朝政务。
他是吐蕃王朝历史上最崇佛的一位国王，当然也是最大的供养人。赤祖德赞与僧侣结成的这种供施关系，也只是宗教上的关系而已，是他扶持佛教的一种狂热表现而已，在政治上，他仍然是统治吐蕃王朝的国王。虽然他把国家的部分财产以至部分臣民，献给了“三宝”。但是，所献的土地和臣民，以至连同受供养的僧侣，也仍然是在他的王朝管辖之下的。与赤祖德赞情况相似者，还有元朝成宗、仁宗、泰定帝、文宗、惠宗等皇帝，也把中原的许多田地赐给佛教寺庙，与中原佛教主持发生供施关系。同样道理，这些元朝皇帝不会因为把这些土地赐给了寺庙，他们就不是这些土地的统治者了。可见，政治隶属关系是比宗教关系更为重要的关系，或者就，宗教关系乃是建立在政治隶属关系基础上的一种关系。
元朝统治者与西藏教派势力这种以政治、宗教为经纬交织而成的关系，不仅将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体系，也为其后的明清两代基本奠定了中央王朝与西藏关系的基础。明朝政府和清朝政府，也基本是通过西藏宗教领袖来统治和管理西藏，西藏的噶举派、格鲁派等，则依靠中央王朝取得经济利益，以至政治上的支持或军事上的援助。
例如1717年准噶尔部贵族妄阿拉布坦派兵袭扰西藏，“拉萨遭抢掠三天，朋友和敌人都没有饶过。侵略者亵渎了神殿，抢走了其中贮存的多年来虔诚的蒙古人供南的珍宝，连达赖五世的坟墓也没有受到尊敬。”
清政府军队1720年在西藏军民的配合支持下，接连打败准噶尔，将其驱逐出境。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禵代表朝廷正式向七世达赖格桑喜措颁发了金册金印，并派大军从青海塔尔寺护送至拉萨布达拉宫坐床。
国外出版的西藏历史著作中，英人黎吉生1962年在纽约出版的《西藏简史》和范普拉赫1987年出版的《西藏的地位》，对檀越关系更有奇谈怪论。“黎吉生在他的书内，把这说是一种‘中亚细亚式’的法师和主持关系的一种概念，并说在这种概念中世俗势力（即施主）给予物质援助以换取宗教权力（即主持）的精神援助，并没有明确规定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现在范普拉赫从这话中找到启迪，又提出这是所谓‘Suiqeneris’即自成一类的和无法比拟的特殊关系，真是越说越不知所云了。”
其实，不管什么“中亚细亚式”的概念也罢，什么“自成一类”也罢，其目的就是要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关系。
黎吉生的《西藏简史》，本来就是要从政治角度证明西藏从来是不属于中国的一个政治实体。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也同样是“‘殖民主义者侵华策略的自白’，是在‘暴露其为殖民主义者侵华策略辩护的立场’，是‘最多只能作为其雇佣者的一个宣传工具而已’”。所以，他们所谈的檀越关系与一般佛教徒泛称世俗施主对佛教僧侣的施舍关系，毫无共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