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古与中原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交往和联系逐渐由松散向稳固的方向深化，到元朝时期，西藏已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地方政权。1247年，蒙古皇子阔端与西藏地方萨迦派法主萨迦班智达在甘肃武威举行会谈（即凉州会谈），尽管会谈过程简单，但是目的明确，方法得当，解决了重大问题。
正是通过这次会谈，产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正是通过这次会谈，蒙古汗国——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实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
正是通过这次会谈，西藏地方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从此固定下来。
因此说，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史上、藏族史及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西藏与祖国历史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西藏历史研究，当今是个比较敏感的且有现实意义的课题，不管“西藏独立”论者与我们的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观点是如何分歧和对立，但终有个是与非、真与伪的鉴别标准，这就是历史事实。历史是公正无私的。
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为我们了解西藏远古文明及藏族族源提供了珍贵资料。地下文物证明几万年前西藏高原就有人类活动，尤其藏北旧石器的形制与黄河流域发现的旧石器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系统。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上游地区的氐羌系统文化及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分别从不同方向向西藏传播，并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合，从而在西藏高原上形成了三种原始文化，藏东河谷地区的卡若文化、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曲贡文化及藏北细石器文化，构成和奠定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三个基本来源。藏民族共同体即由西藏土著居民群体、北方草原南下的游牧居民群体及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居民群体多元融合而形成的。
7世纪前半叶，藏族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上的藏族诸部，建立起吐蕃王朝，与中原唐朝皇室发生了频繁交往与密切联系。藏王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藏王赤德祖赞与唐朝金城公主的先后两次联姻，标志着藏汉民族间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正如赤德祖赞后来向唐玄宗呈递的信中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那些所谓“文成公主是在唐皇室受到吐蕃的威胁下勉强出嫁的”，“唐朝两次公主出嫁吐蕃是屈辱投降”等论调，不是出于无知妄说，就是别有用心。821—822年的长庆会盟又使这种甥舅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碑文记载：“自今以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然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结援，边堠撤警，戍烽韬烟，患难相恤，暴掠不作。”（《唐蕃会盟碑》）因而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西藏与中原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汉藏两族间的友好往来，始终是相互关系的主流。
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后，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各部遂分裂成许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集团。从五代至宋初，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藏族部落，各有首领（《宋史·吐蕃传》）。宋朝将这一带的藏族部落分“生、熟户”两种，把“熟户”纳入直接管辖之下，推行寓兵于民的屯田政策。另外，还通过分封诸首领组建地方武装，征发各部落青年在其住地筑堑、浚壕、立栅、修堡砦，抗击西夏的进攻。至于先后建立在凉州一带的六谷蕃部潘罗支政权和河湟地区的吐蕃王室后裔唃厮啰政权，更是一贯奉行联宋抗击西夏政策，主动要求配合宋军“戮力共讨继迁”，为宋朝守护西塞，抵御西夏。宋朝也相应给他们封官授职，联系不绝，特别是宋朝规定“弓矢兵器不入外夷”，但对潘罗支政权例外，“帝以其宣力西陲，委之捍寇，特令渭州给赐”（《宋大诏令集》卷二四零）。此外，茶马互市已成为联结中原内地与整个藏族地区的主要经济纽带。
从而可见，历唐、五代迄宋，西藏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愈来愈密切，从“甥舅关系”发展到一定形式的臣属关系。以上就是蒙古统一前西藏与祖国关系的基本历史事实。
13世纪初，蒙古在北方兴起，从统一蒙古诸部到建立元朝，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历三代五帝，经过七八十年的浴血奋战，艰苦斗争，终于完成了中国的空前大统一。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祖国山河破碎，各民族政权并立，各政权之间常因拓疆扩土，或争夺宗主权，或抢掠财富，攻伐不休，争战不已，各政权内部大多陷于种种矛盾、危机之中，各民族人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分裂割据局面长达三四百年之久。所以，当时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特别需要，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与共同利益。谁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谁就将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做出贡献。“这件好事蒙古人做了”（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的大统一过程中，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从阔端到忽必烈都是贯彻执行了扶持萨迦教派代理西藏事务的既定政策，赋予萨迦政权在元朝统一管辖下统治西藏地方的权力，并因地制宜建立了许多施政措施和管理制度。
西藏自吐蕃王朝崩溃后，也同全国形势相似，经历了四百年的四分五裂，史载：“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宋史·吐蕃传》）；“吐蕃本土经历两个派系彼此火并内讧，日趋支离破碎，境内各处每每分割为二，形成了大政权与小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肉食者与谷食者，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贤者喜宴》）。
各地方势力之间不断发动战争，不断加重对农奴的压迫剥削。各教派势力之间也是各树一帜，不相统属，特别是各教派势力与各地方势力结为一体，更加深了分裂割据局面的存在。这种长期分裂和战乱，使藏族人民深受其害，他们渴望和平与统一，要求能过“太平安宁的生活”（《格萨尔王传·天岭卜筮之部》）。所以，统一西藏既是蒙古完成大统一的大势所趋，也是符合藏族人们愿望与要求的。元朝政府对西藏地方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使其出现了全国大统一下的西藏内部小统一，出现了全国协调全面发展下的西藏地方从乱到治。实现统一，从乱到治，既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又是西藏人民意志的体现。西藏统一于祖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和发展的。蒙古族和藏族就是这个多民族国家中的重要成员，自古以来就主要居住在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凉州会谈的成功使蒙藏两大民族间的密切交往不断加强，蒙藏两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将蒙古、青藏两大高原牢固地连结在一起，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又将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与中原大地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了，从而形成祖国幅员辽阔的领土面积。因此说，凉州会谈是蒙古族和藏族对共同缔造祖国历史及发展中华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一个典型事例。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是：经过元朝百年统治后，六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长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民族关系加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了。此外，我们国家的民族关系与其他国家民族关系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国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这个过程既包括多元民族一体化的过程，又包括多元地域统一化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多种经济文化类型所构成的完整生计体系，以及各民族心理上的相互认同等，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历史规律所形成的。所以说，闹分裂，鼓噪“西藏独立”，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不得人心的。
还有个问题需要指出，就是目前对萨班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出现了一些非议。不管话怎么说，其攻击的主要一点是说萨班在凉州会谈时与蒙古达成协议，成功地解决了西藏的归属问题。当时，萨班不顾年迈体衰与路途险远，“为利益佛法及众生，尤为利益所有操蕃语之众”（《致蕃人书》），前来凉州与阔端会谈，“我无论祸福如何，均无后悔”（《致蕃人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他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他以统一大局为重，为西藏社会发展着想，积极与蒙古会谈，成功地达成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协议并发布《致蕃人书》。“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萨班的实践顺应了历史潮流，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他为西藏的统一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功绩永世不可磨灭。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历史事实为根据，思辨和考证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广泛搜集史料和校订史料，辨别、分析其利用价值。然后通过思辨，完成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提高和飞跃，力争公正地科学地认识和理解西藏与祖国的关系。本书以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为交汇点，但凉州会谈绝非蒙、藏两族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它是13世纪前后，我国北方、西北及西南地区民族关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用大量笔墨叙述凉州会谈前的历史背景，以及元朝对西藏的治理，往前追溯到吐蕃王朝前后及唐蕃、宋蕃关系的发展，蒙古在北方崛起以及成吉思汗统一诸部，继之蒙古降畏兀儿，灭西辽，亡西夏，灭金等；往后延伸到元朝的全国大统一，元朝在西藏行使有效地行政管辖及萨迦政权在政治、宗教、文化方面的建树等。其目的就是想把历史发展的脉络勾画清楚，把西藏与祖国关系的历史发展内在规律反映出来。
目前，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的西藏与祖国关系的论著中，对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都写得过于简单，甚至被忽略，至于以“凉州会谈”为题的专著，更为罕见，几乎查找不到。我们深知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有限，但是，完成这个课题的现实必要性和学术意义，激发和鞭策我们鼓起勇气，大着胆子来做这件事。我们是通过深入分析，广征博引，以大量史料论证元朝统一中国及西藏归入祖国版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以充分事实说明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兄弟民族，蒙古族和藏族都对祖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我们坚信事实胜于雄辩。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缺点错误之处，希望专家和读者们赐教指正。
樊保良
1997年8月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