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可以看作是一切传统的、非人的价值体系瓦解的结果，这只留下一个转弯的去处，即进入自身，回到经验中。这是我们需要意义的一种证明，当我们认为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会彻底失去生活的勇气。
从积极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把这种绝望看成是回归纯粹的经验，经验是一切思想的开端。当抽象和体系使我们失望时，我们总要回顾经验。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许多事实的最终含意不过是它们自身存在的纯粹的实现。
人类历史表明，许多被迫趋向怀疑的人都曾力图再次变得单纯，回到开端；在一个更坚固和更确定的基地上再一次想通一切，在一个骚乱的时代问一问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使他们能真正毫无怀疑。这样的时刻在生活中时有出现，这时修补和改良似乎是无望之举，而更容易的是移平整个结构并从根基上重新构建。
除此之外，若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加增一般人很难抗拒的二歧化的诱惑，即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因而不是选择经验的原样——拒绝一切抽象作为内在之敌，就是选择抽象、法则、一体化——拒绝原样作为法则之敌，那么，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又可以看作是二歧化的病态结果。它们可以看作是愚蠢的和不必要的，甚至是孩子般幼稚无能的结果，不能成为综合的、包容的或成为协同的。
每个人都观察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同时接受并欣赏原样和抽象两者的优点。事实上，对于完美的理智和人性来说，做到对两者都称心如意甚至是必需的。因此，这两类不同的意义，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彼此排斥的。我称其一为抽象意义，另一为原样意义，并且指出前者属于分类和抽象的领域，后者属于经验的领域。我宁愿选择这样的说法而不采取同样可能的一种说法，说一朵玫瑰花的气味是无意义的或荒谬的。因为对于多数人而言，这些词仍然是惹人厌的和规范性的，因而会引起误解。
无论是在语言中，还是在电影中，或是在诗作中，这两类意义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两类交流及两类表达。它们甚至再一次向我们表明，科学有两项任务：一项是充分承认、接受并欣赏具体的、原始的经验；另一项是把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找出它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发现它们的规律性和相互关系，构成一些系统，这些系统能用简单的方式表示出来，并能把许多经验浓缩在一个公式或定律中，使我们理解起来很容易。
不过，这两项任务或目标有相互的联系，分割开来会造成损害，我们不能只择一方面而排斥另一方面，那样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糟糕的局面：一个“还原到具体”，另一个“还原到抽象”。
积极理解和解释的手段
通过对意义的研究，“理解”、“预测”和“解释”这一类词语的涵义更加明确了。“纯粹科学的”人用这些词，和典型直觉的人有所不同。对于前一种人，理解的增进通常来自并等于倾向简单的运动。它是更一元化的，更接近一致，是复杂和混乱的简化。“理解”和“解释”深入复杂现象的背后，使其易于为人所认识。例如，它把卷心菜和国王用某种方式连接起来，而不是任他们各自分离，作为非干预沉思的对象。
对于纯粹科学的人来说，“解释”和“理解”二者都有简化的作用，即减少我们必须把握的变量数目——表面的多重现象不如潜伏在现象世界背后的较简单的解释理论那么“真实”。它是对表面价值的一种否定，也是一种消除神秘的方式。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认为，不能解释的就是不真实或不纯正的。
对于经验丰富的人，可以用另一种类似“原样意义”的要点加以解释。理解某一事物也就是体验这一事物的真相和它的本性。这种经验，不论对象是一个人或一幅字画，都能变得更深刻、更丰富、更复杂，但仍能保留在这一对象的范围内，对于这一对象我们是力图能有更好的理解的。因此，我们能把经验的理解和整合的或抽象的理解——一种向简单、经济和简化的主动运动——区分开。
经验的理解是满足于停留在经验的内部，不向外延伸，而用直接的方式鉴赏它、品味它，这与简化以及浓缩经验和图解经验的活动（或用X光、图式或数学描述经验）大不相同。这是雕塑家所具有的对粘土或石头的理解，木匠对木头、母亲对她的宝宝、游泳者对水、或夫妻彼此之间的那种理解。从根本上而言，这又是一种不可能为非雕塑家、非木匠、非母亲、非游泳者、或未婚男女所体会的那种理解，不论他们可能得到的其他知识来源如何。
在科学家印象中，“解释”往往只有一个趋向简单的含意，它似乎总是指经验以外的什么，代表一种围绕经验的理论。但有些艺术家和批评家也在一种经验的、自我参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是有益的，至少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经验到的什么就是它自身的解释。一片树叶，一曲赋格（赋格曲，一种多声部的乐曲，在五度上模并用复调方法发展主题），一次日落，一朵花，一个人其意义究竟是什么？它们“意味着”它们自己，解释它们自己，并证明它们自己。
许多现代画家或音乐家甚至诗人现在已经抛弃那种过时的要求，要求艺术作品“含有”某种自身以外的寓意，要求它们指向外部，非自我参照的，或富有某种信息，或在科学的简单化的意义上是“可以解释的”。它们宁可说是自我容纳的世界，是被注视的对象而不是被透视的什么。它们既不是攀登高峰的支点，也不是长途旅程中的中转站。它们不是为自身以外的某物设的标记或符号。它们也不能在通常的意义上置于某一类别内或历史序列中被“规定”，或就它们和它们自身以外世界的某种其他的关系来“界说”。
多数音乐家，许多画家，甚至某些诗人都会拒绝谈论或“解释”他们的作品，他们能做的是以某种纯武断的方式在作品上加个标签或仅仅指一指这些作品说，“看吧！”或“仔细听吧！”
例如，当有人问埃利奥特：“请问先生，‘女士，三只豹坐在一棵红松树下’这行诗是什么意思？”他答道：“我的意思是‘女士，三只豹坐在一棵红松树下’……”
毕加索也曾被类似地援引过：“人人都想理解艺术，为什么不想理解一只鸟的歌？人爱夜、花以及周围的一切，为什么不理解它？但偏偏对一幅画，就要无限制地深究。”
不过，甚至在所谈论的这一领域中，人们确实也研究贝多芬的四重奏。但请注意，这里的研究是指经验意义上的陶醉，反复地欣赏和沉思，也可以说，是用一种高强度的显微镜仔细审查它的内部结构，而不是研究它。而后他们会信心百倍地说：“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它。”
有一个信奉类似原则的文艺批评学派，它的信从者依赖对作品本身的深入审查做出评价，而不是根据作品的社会、历史、政治或经济背景而探讨。这些人并没有陷入不可言喻状态以及所需要的沉默之中。他们有很多要说的，而他们也确实使用了“意义”、“解释”、“理解”、“释意”和“交流”这些词汇，尽管仍然力求严格地停留在经验的范围内。
我个人的想法是，来自艺术世界的这些积极的用法在一个重建的科学哲学中是有益的，这种科学哲学主张包容，而不是排除经验论据。我认为，这些用法比另一种用法更可取，后者谈论的是“无意义”和“荒谬”，而不是“原样意义”，它使自身还原为指示交流而不是语言交流，它拒绝任何解释或定义的努力，只能等待某一天领悟的出现，而没有能力以任何方式促使领悟到来，实际上就是说，假如你不了解，你将永远不会了解。
或许积极的用法能使我们和经验资料进行更深奥微妙而有洞察力的交往，并能更实际而富有成果地处理这些资料。“荒谬”、“无意义”、“不可言喻”和“不能解释”这些词汇只表示一种神经脆弱，因为它们谈论的是虚无、是零、是缺乏的某种东西而不是能够用科学方式对待的存在物。
积极的用法证明是正确的，还因为它们意味着对一种可能性的接受，即经验可以是目的经验，它们自身就是有效的、有价值的。这些用法对于一种存在心理学是适宜的，这种心理学是和目的、和存在的终极状态打交道的。
消极的用法意味着对一种传统科学主张的认可，即坚持科学是超脱价值的，和目的无关而只和通向目的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是武断给定的）打交道。
我们必须承认，生活中的所有一切经验都是无法解释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不可能被理解的，除它们自身的“是”以外，你弄不清它们还有什么意思。你不能以理性对待经验；经验就是经验。你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承认经验的存在，接受它们，有可能时领略它们的丰富多彩和神秘莫测，同时认识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