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翘起嘴角，笑了一下，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潘筱颖。”这句话说得不知所谓，却足够在她心里留下长久不灭的印象。
午夜时分，她回到自己房间里，舞会礼服被草地上的露水洇湿，裙摆和鞋子上沾着泥土和青草的碎屑。那一夜发生了许多事，有人在幽暗处贩卖禁药，有人在软饮料里掺进烈酒，许多颗心被交出去，许多个吻，许多人彻夜无眠。
那个夏天之后，Esther去读大学，然后又去考研究生院。而与此同时，Han也从舞蹈学校毕业了。
毕业演出上，他是《吉塞尔》里的阿尔伯特。演出终了，Esther去后台找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忘乎所以地吻了他。直到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走过来，打断了他们。Esther不认识那个女人的面孔，但看到她手上的白手套便知道她是谁了，一个著名的芭蕾评论家，见舞者的时候总是戴着一副丝质手套，免得碰到他们汗湿的身体。评论家跟Han握手，祝贺他，发表在第二天报纸文艺版上的评论更是充满了褒扬的话，称赞他的动作“干净而不着痕迹”，说他“每一个两周空转之后的五位都做得几近完美”“尾声时的两脚腾跃相碰令人窒息”。Esther偷偷保存着那张剪报，每次回想起那场演出，都会觉得宛如梦境，却又欣欣然地沉迷其中。
不久之后，像所有人期许的那样，Han进了本地最好的芭蕾舞团，合同条件十分优厚，每年保证九个月的演出和排练，三个月悠长的假期。
随后的那几年，他们两人时聚时散，关系变得有些微妙。其间，Esther也交过几个男朋友，既有学校里打冰球的运动员，也有画家、学究和职员。但兜兜转转，她每次都会回到Han这里。他仍旧是那个样子，很安静，穿着朴素，尽可能地显得普通，尽可能地湮没在人群里。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行事古怪，比如他戴手表，时间从来不调，表盘上显示的日期也总是和真实世界相差一周以上。有时候，周遭的一切对他来说仿佛都是不存在的，他低着头大步前行，若非必要可以一整个礼拜不说一句话。
相比那些凡尘俗世，跳舞是他那个小世界里面唯一的中心，和永恒不变的重点。他有毋庸置疑的天赋，但每一次登台之前，仍旧会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仿佛不知疲倦。只要有时间，Esther便会去看。对她来说，那不是普通的体验，他的每一个脚步，一次又一次的跳跃，以及紧跟其后轻盈无声的触地，充满热情和力量，同时又有扎实的技法，曼妙的起承转合，和滴水不漏的构思，融汇于其中。Esther最喜欢那些很考功底的部分，尽管都已看到烂熟了，但每当他的动作与她的记忆契合，那样丝丝入扣，又不着痕迹，还是会叫她一个激灵般的警醒。待到高潮处，似乎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没有旁人，没有上下左右，没有将来，也没有过去。每次他跳，她的心也跟着悬起，飘浮在原本应该在的位置之上半英寸的地方，呼吸和心跳似乎成为一对共生的矛盾体，她似乎也跟着在动，透不过气，心跳每分钟一百二十次。
等到正式演出的时候，她总是紧张得不行，为他紧张。虽然她知道自己蠢得可以，他是不会紧张的，更不会怯场，她从没见过他出什么纰漏，至少没有能让她看出的。她根本分不出来，是为他的舞蹈震撼，还是为他本身而激动，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区分，因为这两者在她看来是一体的，因为，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那个时候，许多人也和Esther一样，就是这样被Han吸引着。他们说：“只要你看到他动起来，你的眼睛就难以离开了。”当然也有人抱着怀疑的态度，谈起他的时候总是会说：“他才华横溢，但是……”却又无法具体说出来那个“但是”代表着什么，可能只是因为他有些古怪吧。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作为一个有天赋的人，性格上的缺陷甚至怪僻也是可以被原谅的。于是，Han的沉默和傲慢也变得招人喜欢了。各种各样的预言和传闻纷至沓来，有人说他会成为芭蕾舞团最年轻的明星演员，也有人觉得他天生就是齐格弗里德，阿尔伯特或者弗洛里蒙德，甚至断言若是由他来演贵族，只有Roberto Bolle（罗伯托·波尔，意大利芭蕾演员）可以担纲王子的角色，否则一定会被他抢了风头。
但Han对待这一切褒扬的态度却有些消极，他对Esther说：“我还是跟从前一样，只是没人知道罢了。”并且半开玩笑地为她举了个例子：
那一年，他去卢森堡参加过一个比赛，在当地住了几个礼拜。每天训练结束，他都会去剧院对过儿的小咖啡馆里买一瓶两百五十毫升的矿泉水，一饮而尽。那家店里的几个女招待，不管年轻还是年老，都想引他说话，却始终没成功过。同样的戏码每天都在上演——
他走进店里，女招待对他说：“晚上好，您要什么？”
他指指柜台下面的一排蓝瓶子。
她拿了其中的一瓶递给他，笑着问他：“您是舞蹈演员吗？”
他也回了一个微笑，把钱给她，一边拧开瓶盖一边转身走出去。
“还要别的吗？咖啡？巧克力？再见，晚上好！”她在他身后说。而他就好像没听见似的，不回头也不回答。
她们在背地里叫他“王子”，打赌什么时候他才会开口，甚至打趣说他是不是个哑巴。
其实，他不说话，只不过是因为他不会说法语罢了。
Esther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却无暇去深究，她只是满心欢喜地活着，渐渐地把自己的东西搬去他的小公寓。所有人都以为，有一天他们会结婚。
二零零二年的春天，芭蕾舞团去欧洲巡回演出。Han将要在《舞姬》当中扮演一个不可或缺却无甚个性的炫技角色，有一段变奏，整整两分钟的独舞，对于他这样年纪和资历的演员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他身边的人要么为之欢欣鼓舞，要么就是妒忌得要死。Esther的父母在他出发之前请他吃了一次饭，主菜平均一百二十块一道的法国大餐，威基伍德的瓷器，那些微笑，干杯，握手和拍肩膀的动作，百分之二十的小费，都暗示着（或者说预示着）他们两个人的锦绣前程，就在不远的未来，几乎触手可及了。
面对这一切，Esther应对得无可挑剔，她兴冲冲地为Han打点一切琐事，效率手册上记着两个人的日程安排，脑子里定下未来三十年的计划。但Han却做不到。
从前，他每天总是七点钟起床，做一个钟头的力量训练，九点钟开始排练。那段时间，他起床的时间提前到了五点，甚至醒得更早。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直到有一天，Esther在他那里过夜，凌晨时分，她被卧室外面的一点响动吵醒，她起床去看，发现Han已经起来了，穿好衣服，坐在起居室飘窗的窗台上，看着外面最近的那个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在微蓝的晨光里每隔三十秒变一次颜色。
“你在干什么？”Esther睡眼惺忪地问。
他肯定听到了，却依旧静静地坐着，静得好像根本没有呼吸似的。
很快，失眠及其带来的焦虑和紧张开始影响到他的工作。不久之后的一次排练中，Han和一个女演员搭档表演一段双人舞，那是一连串合着慢板音乐的舞步，托举、平衡和旋转，应当做得舒缓而优美。一个托举放下再拥进怀里的动作，总共做了十余次还是不能让导演满意。Han没有反驳，放下那个女演员，径直走出了那间练功房。那出戏的导演也曾是个舞蹈演员，极其律己的一个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有人会这样不负责任地在排练中途离开，他发了狠话，对Han说：“你这样的人最好还是不要指望以芭蕾为终身职业！”
Han没有回头，只平静地抛下一句：“我无所谓。”
那几步路他好像走了几年，偌大一间练功房里安静得叫人耳膜发胀。当他走出门口，关上门，门后面传来演员们的窃窃私语和导演说话的声音：“回到原位，从变奏开始，再来一次。”
Esther从Lance Osler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但她本身是个神经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人，坚强、固执，做事有条有理，始终不太能理解这些“非正常”的举动。她立刻就跑去看他，直截了当地问：“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他回答。
“发生了什么事？”她继续追问。
“我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随时都想讲话，我做不到！请到此为止好吗，我不想弄得不愉快。”他看着她大声说道。
Esther愣住了，转身就走。房门在她身后咣当一声摔上的时候，她禁不住颤抖了一下，突然意识到那是他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跟她讲话，像是争吵，却又那么吝惜言辞，到头来她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冷静下来之后，Esther花了很长时间去想这件事，她以为是演出给他带来的压力太大，试图再心平气和地跟他谈谈，而他也的确变得平和了一些，却仍旧什么都不愿意说。她开始指望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好转，但过了很久，他仍不见好，还是失眠，即使在一天高强度的排练之后也睡不好，拿做爱或者争吵来发泄也无济于事。他一直保持着紧绷的状态，从未放松下来，有时候还神思恍惚。
就这样一直到了那年的九月，有一天，他们两个人正在路上走。路口的红灯亮了，Han两手插在裤袋里看也没看就径直朝马路中间走过去，Esther伸手拉了他一把，“当心！”一辆深蓝色的中型货车几乎贴着他的鼻尖开过去。
她惊魂未定，等到了对面人行道上才开口对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受了伤，你跳舞上的事业很可能就玩儿完了？”
“我有什么事业吗？”他笑着反问。
“现在是没有，很快就会有的。”她说得很严肃。
他却没有搭腔，继续朝前走，过了很久才极其平静地回答：“不管那是什么，我不想要，这对你重要吗？”
她停下脚步，看着他，努力不把那些荣耀和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混为一谈，却发现这很难做到，便只是烦躁地说：“你只是太累了，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
数周之后，Han随团去了伦敦。在那里，他的情况愈演愈烈，一连几天都没能准时到场排练，身上脸上总是带着可疑的伤痕，用粉底勉强盖住才得以登台表演。别人问他怎么了，他总是淡漠地笑笑，什么都不说。
就在芭蕾舞团即将离开伦敦转道都柏林的前夜，负责巡演的经理接到一个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有个演员被人打伤正在急救。经理赶到医院，在急诊症室里找到Han，他伤得不轻，但看起来已经清醒，说自己只是不小心。不过，送他入院的那个调酒师却说，那些日子，几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他在那一带故意寻衅找人打架，一般情况下他总是能赢，但这一次他招惹的人太多了。而医生也不觉得这只是“不小心”，处理完伤口，又给他做了尿检，以确定他是不是嗑了什么药。
三天之后，Han一个人提前回到纽约，去见芭蕾舞团的执行总监，然后便开始了无限期的休假。
直到这时，Esther才真正明白，他说他不想要，是认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