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斯大林，是举世瞩目的两位伟大人物，是中国和苏联一代革命人民的领袖。他们的思想、理论、事业、工作、生活、作风，牵连的方面很多，范围很广。要塑造他们的形象，写出他们的业绩，阐述他们的思想、理论、精神，很不容易，需要长期地调查，反复地研究，不断地探讨，逐步地深入。这本书，虽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也只是一个开端，一种尝试，一种探讨。1948年至1963年的15年间，作者在陕北工作时，就开始收集、整理有关******等革命领袖的史料、故事，先后走访了******生活工作过的延安、保安。瓦窑堡、直罗镇、洛川、小河、南泥湾等数十处地方，访问过数百名接触过******的干部、群众和警卫人员。后来又以专搞文艺创作和主编《革命英烈》刊物之便，先后走访了湖南、北京、广州、武汉等地，搜集有关史料，阅读******、斯大林的著作及各种有关材料、书籍、业余进行编写，数易其稿，才成此书。
本书以******和斯大林的关系为线索，以中国革命为主题，以******和斯大林为主要人物，运用真实的史料，朴实的笔法，描写、叙述了******的成长道路、革命实践、理论创造、思想作风、性格特点，描写了******和斯大林之间的革命友谊、意见差异、矛盾冲突、相互评价等等；因而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描写了******思想的形成过程，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本学习******思想的通俗读物。
内容决定形式。本书的结构曾经多次探索，数易其稿，最后，根据******和斯大林的思想交流长达30年而晤面交谈不足3个月的特点，采取了双向集中法。书从高潮写起，从两伟人亲切会面，留下了层层悬念写起，描写两位伟人的会面由近及远，而历史的叙述则由远而近；双向集中，融会贯通，成为一体，相互比较，远近比较，便于鉴别。这样，把人物的言行、历史的叙述和哲学的思考结合起来，把文、史、哲融为一体。既避免了编年史式的历史叙述平铺直叙、缺乏跌宕起伏的艺术魅力，缺乏对比研究的哲学思考；又防止了单纯地写人物会面、记叙礼仪，议论过多，缺乏人物行为、故事情节、思想深度的毛病，力争达到写史、明理、资治、育人的目的。当然，这只是作者的意图和初步的尝试，缺点必然不少。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历史见证人和专家、教授的指导帮助。我们党内少有的“苏联通”，******和斯大林交往的历史见证人师哲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总编辑何静修同志，全国革命烈士传编委会主编温济泽同志，国防大学历史学教授马玉卿同志，原《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同志，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党佩中同志，解放军总参谋部离休干部杨进诚同志，****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广同志，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叶佐英同志，总编室主任王杰同志，原****陕西省委党史委主任孙平同志，副主任薛文华、孙启蒙同志，西北大学教授李振民同志，西北政治学院副教授赵建学同志，都对本书的写作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年逾八旬的师哲同志不仅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而且为本书的写作作了多次热情而具体的指导。师老虽然高寿，但鹤发童颜，满面红光，思路清晰，谈吐自如，记忆力很强。几十年前的事，他谈起来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于1926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1938年调到共产国际任****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39年******在苏联期间，师哲又奉命协助******工作。1940年他和******、任弼时等同志一起回到延安，认识了******，先任******的俄文翻译，后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局长等职。******和斯大林之间的电文都经他翻译。1949年春，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华会见******，师哲任翻译。1949年7月，******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会见斯大林，师哲又任翻译。1949年冬至次年春，******、******访苏会见斯大林，师哲仍任翻译。所以，师哲是******和斯大林交往的历史见证人，是我们党内少有的“苏联通”。师哲同志不辞辛劳，曾两次审阅书稿，并写了《序言》，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湖南韶山******故居纪念馆的有关资料，参阅了******、师哲、伍修权、胡绳、洪学智、马玉卿、逄先知、高菊村、胡华、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高光厚、曹军、权延赤、李银桥、****、解力夫、赵振军、温瑞茂、南新宙、解红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R·特里尔、斯图尔特·施拉姆、日本友人不破哲三等的有关著作；同时，还尽量吸收了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论文和专著中的新资料和新成果，特此说明。并向以上诸位作者、老师表示深切的谢意。由于题材重大，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
刘杰诚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