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春，师老第二次听审书稿。当听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时，师老发火了，严厉地质问我：“你是怎么搞的？不敢实事求是？搞历史，一定要坚持求真存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拿出了8本记叙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书籍，请师老看。并谈了自己的难处。
师老笑道：“天下无难事，实事求是难！李德的情况我了解。他当时和我住在一栋大楼里。你拿的这些书的论述、注释的条目，对李德的介绍都有错误，而且是重要错误，应该改过来，避免以讹传讹”。接着，他又详细地谈了他与李德来华前后的情况和他与李德交往的详情。他谈得翔实而具体，很有说服力。
后来，我作了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找到了张闻天、王稼祥、朱仲丽、王明等当事人关于李德来华身份的记叙，证明了师哲观点、记忆的正确，才改写书稿，论证了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并写了论文《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1992年党的十四大期间，《光明日报》发表了此文，引起了许多报刊转载、摘发，引起了社会重视。
师老对此，十分鼓励。他挥笔为我题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并多次语重心长地说：“写历史，干事业，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和******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是干事成功的诀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现在，师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精神、教导和高风亮节，会永远记在我们心里，鼓舞我们前进！
（原载《陕西日报》1998年8月18日）
附录6.《华圣文化》载文：
我和祖国甘苦与共六十年
刘杰诚
今年是新中国六十华诞，也是我在党的领导下由一个地主的放牛娃成长为****党史研究员的六十年。我是党和人民的儿子，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甘苦与共，心心相印，感触颇深。
一、开国大典在农村
艰难困苦，玉成于汝。1933年8月，我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老庙乡东刘堡。少时家贫，小学毕业后给地主拉长工，打短工，当放牛娃，受尽了压迫、剥削，走投无路。1948年8月通过国民党封锁线到延安去找共产党，走到洛川，在黄龙分区司令部报名参加了解放军。第三天，我被介绍到黄龙分区干部学校去学习。
参加革命后，我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感到一切新鲜，美好！人和人平等相待，官兵民众打成一片，生活虽然艰苦，但比我家还强，能吃饱饭。所以学习、工作很积极，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当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标志着我的新生。新中国，给我插上了腾飞的双翅，使我宏图大展。从此以后，我严格按照党的要求，学习、工作，锻炼自己，不久，被任命为黄龙分区干部学校团委副书记，工作干得有滋有味。
1949年秋天，组织上派我到黄陵县搞土地改革，任工作组长，帮助贫雇农翻身解放。一天，区上通知开会，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成立了。我们和贫下中农代表、基干民兵一起去到区政府广场上。见那里红旗招展，人群如潮，锣鼓声、唢呐声彼伏此起。各村的工作组和贫下中农代表站在一起，唱歌、呼口号。有的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的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突然，大会主席宣布：北京的大会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肃静，听广播。
所谓广播，是一台旧收音机。它使人们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听到了庄严的国歌声，听到了敬爱的******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欢呼声、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唢呐声吼成一片，表达着人们对新中国的祝福和企盼！那一天的情景，至今仍藏在我的心底，不时会闪现在眼前，使我感到无比自豪，奋发图强！
二、十届国庆办展览馆
1953年春，我被调任黄陵县团********，后任延安中学党支部书记兼团委书记、延安团地委学校和少先队工作部长等职。我先后在延安工作15年，跑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调查了解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访问了吴岱峰、王世泰、师哲、习****、马文瑞、刘景范等老领导、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少先队员，搜集了游击队旗、榆木炮、少先队旗、儿童团旗等500多件历史文物，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和灵魂震撼。调查研究出智慧。我把调查的材料，整理成革命故事，到各县中小学去宣讲，青少年们都爱听。往往是我讲得热泪盈眶，同学们听的泪流满面，纷纷要求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写成书或办展览，供大家看。后来，在****延安地委领导下，我和十多位青年团干部一起，在延安二道街工人俱乐部的大礼堂，办起了一所“延安少年儿童革命斗争展览馆”，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庆龄、林伯渠为展览馆题写了馆名，并题词：“秀俊钟圣地，努力爱春华”。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8年，我的第一部书稿，在北京《红色少年》刊上连载了五期，取名为《******少先队》，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式出版，后被评为1959～1960年度全国优秀少年儿童文学获奖作品。
1959年，为迎接新中国第十届国庆，我主持创办的《延安少年儿童革命斗争展览馆》在6月就正式在延安开馆展出。由于党的领导、社会重视，展览多年，有10多万人和40多个国家的外宾参观，得到了广泛好评。
三、大风浪里炼红心
1960年秋，我被调任延安歌舞剧团党委副书记兼艺委会主任，后又任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专业编剧。我喜爱艺术，更爱好创作，初到此行，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准备大干。但是，一场始料不及的灾难，迎面袭来了！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康生一伙趁机兴风作浪，组织大量文章，批判李建彤同志的长篇小说《******》，后来，又掀起了一股“揪彭（德怀）高（岗）习（****）****集团”的狂风恶浪。凡是与《******》小说有关的人，甚至于写过有关******作品的人，大都被批判、斗争、惩处，甚至被戴上“****分子”的帽子劳动改造，陕、甘两省因此而受到株连者竟达一万多人。我和《******少先队》一书，很快地便成了批判的重点。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造反派批判我，要我交待“黑后台”，我说我访问的都是老革命、老红军，是“红军领导”，是红的，没有“黑后台”。你们把红当黑，黑红颠倒，黑白不分，岂有此理！气得造反派拳打脚踢，刷大标语：“打倒****黑作家刘杰诚！”“打倒彭高习的吹鼓手刘杰诚！”接着是抄家、挂白旗！我人格被辱，痛不欲生！
时间是公正的裁判员。不久，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康生、******反党集团，拨乱反正，革命的文艺解放了！《******少先队》不仅被平反，恢复名誉，而且又多次再版发行，并被翻译成朝鲜文出版了！
我受到鼓舞，创作的激情更高了。后在20年的文艺创作中，创作了《边区生产歌》、《军民纺线线》、《戏迷新传》、《化雨春风》、《赵兴龙》、《两张契》、《三件宝》、《渭水新潮》、《再战苍龙岭》等歌剧、秦腔、歌舞剧等剧本，部分在陕西省、西北大区会演中获奖。有的还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给党中央领导演出。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奖励。
1965年10月，1999年10月，2004年10月，为了庆祝新中国诞辰，中央调集了一批文艺节目进京演出。《边区生产歌》、《军民纺线线》作为陕西省歌舞剧院的保留节目，先后多次到北京、上海、广州、新疆等地演出，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映，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好评。
四、改革开放创新路
家乡是我生命的摇篮，创作的源泉。1978年秋，我回家探亲，见村里正在搞“穷过渡”，乡亲们叫苦连天。我和三弟刘兴杰一起在村里调查，发现那是由于上级瞎指挥，把生产队为单位的经济核算升格为大队核算。于是，我以三弟刘兴杰（农民）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看看穷过渡给我们造成的灾难》，发表在1979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引起了****陕西省委的重视。1月7日，****陕西省委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通知：《一定要尊重社员的民主权利，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副题是《答复刘兴杰同志兼告各地县委》，说“刘兴杰同志批评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原来，这时候，****中央正在北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陕西省委公开接受读者批评——一定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全国很快地纠正了“穷过渡”风。
1982年秋，我又去农村调查。这时候，东刘大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由大队核算又改成了生产队核算，接着又实行了大包干。许多老农兴奋地说：“大包干，大丰收，大变化！这是三中全会给我们带来的好光景！”
我把这次调查的情况，写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文，讲述“穷过渡”前后东刘村的变化，发表在1982年10月18日的《陕西日报》上。《陕西省志》第四十七卷中记述了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