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欧洲中世纪粗鲁而不识字的农夫，古典社会在智力上拥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但古典社会为什么经由技术革新所取得的成就是如此之少呢？首先，古典社会技术进步的迟缓不应该等同于经济上的落后或贫穷，甚至不应该同经济上的落后或贫穷有所关联。我们对于古典时期的生活水平所知甚少，却丝毫没有证据表明，其生活水平低于欧洲中世纪或现代时期早期的水平。古典文明的重心位于地中海周边，具有便利的地理位置，文化相对统一，在后期政治也相对统一，它们都支撑了古典文明的斯密增长，这种增长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此外，在西方，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导致永久不变的较高的生活水平，因为人口的增长常常会把增加了的产品和服务消耗掉。我们最多能够做到的是指出，假如古典社会取得了更多的技术进步的话，它本来是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生活水平的。
虽然如此，考虑到希腊一罗马和中世纪社会在技术创造力上的强烈反差，因此，有些事情需要加以解释。显然，任何单一的解释都是做不到的，而且其描述很可能是模糊不清的。不过，我们可以很快澄清若干臆测。首先，有种观念认为，罗马人和希腊人不知怎么地就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技术水平、他们不存在任何进步的压力，这是不足为信的。正如李（1973，p.77）注意到，很显然，罗马人本来可以好好利用那种在迎风时航行更佳的船只。虽然他们拥有物理学和数学天分，希腊人却从来没有改进过他们的农业器具，希腊化时期的天文学家也从来没有学会把他们灵敏的天文学仪器应用到海上定位之类的实际用途上。马的利用效率低下、水力应用的迟缓以及罗马冶金技术的落后都暴露了古代在能源和材料这两个重要技术前沿上的弱点。
而且，“地中海沿岸的地形地貌无助于技术进步”的主张也不会对我们助益很多。准确地说，木材和流水作为中世纪技术的基本成分，它们在南欧比较匮乏，可是在地中海地区，古典时期肯定比当今更加丰沛。在恺撒大帝之后，西欧大部分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而且罗马帝国使用了从西班牙的白银到英国康沃尔郡的锡等各种资源。此外，地中海沿岸的地形地貌同样不是同技术进步相对立的。如前所述，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大的技术变革是在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肇始的。
另一个观点直指奴隶制度，认为它才是造成技术变革缓慢的“罪魁祸首”。我们所知道的奴隶社会，大多数并不特别有益于革新（古埃及可能是一个例外）。可是在当时，没有几个国家不是奴隶社会。有些人（例如，IJi]ley，1965）提出，奴隶完全比机器便宜。这样的论证似乎徒有其表。推测奴隶比“自由”劳动力便宜甚多是不正确的。准确地说，古典文明有时候破坏性地使用奴隶劳作，例如使用奴隶加工铅矿石，奴隶的死亡率高得惊人。可是，奴隶需要给予食物、住所和衣物以及最终要被替换。对罗马奴隶制度的证据加以分析表明，奴隶制度的历史同解释技术的发展似乎是不相干的，似乎难以在劳动力的可用性以及保持这种可用性的尝试之间找到一种联系（MaeMullen，1988，p.18）。奴隶制度的存在几乎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古代没有适当地使用马、冶金技术处于原始水平或者船只建造得粗陋不堪。
奴隶制度是造成古代对实用技术评价较低的原因吗？奴隶制度或许会使之稍稍恶化，但是它似乎不太可能是惟一的因素。早期希腊哲学，例如爱奥尼亚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带有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成分，不料竟然会发展成为一种“以科学和哲学为一方、实用方法为另一方的分离” （Finley，1965，p.33）。这种变化似乎与古希腊奴隶制度的扩张大致一致（公元前5世纪）。可是，有些奴隶是受过教育的。塞尼卡指出，在他那个时期，大多数发明肯定是奴隶的作品，因为只有奴隶对这种事情感兴趣（转引自Klemm，1964，p.23）。奴隶占据了管理职位和责任。罗马供水系统的总管弗朗迪努（Frontinus）得到了奴隶建筑师的协助，而且自由民的孩子常常很快就被提拔到统治阶层（Finley，1973，p.77）。无论如何，在意大利之外，奴隶主要是为城市精英分子提供家庭服务，而不是从事户外工作或者生产活动。
可是完全不把奴隶制度作为一个考虑因素却显得有点草率。技术变革有赖于生产的激励结构。几乎出于必要，奴隶制度暗示了劳动和管理之间的一种强制关系。在等级结构中引进新技术要求各生产要素彼此协作。新的想法可能来自上层，也可能来自下层，但是，除非管理层乐于接受来自下层的新的技术思想并给予奖赏，否则它们将终成泡影；除非对劳动力的监控非常严厉，否则工人将能够妨碍上层对新思想的贯彻落实。而且，因为对奴隶的激励结构通常建立在惩罚而非奖赏的基础上，所以奴隶工人倾向于简单和常规化的工作（Fenoaltea，1984.）。常规化和简单工作的好处在于这样的工作降低了监督工人的成本。这种常规化往往使技术僵化。如果奴隶制支配了劳动力市场，熟练劳工的供给将会短缺，而且看似有道理的是，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的匮乏使得超越技术现状更加困难。与此同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在古代世界，奴隶无论如何都不如自由工人更熟练或者更具生产力。而且，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最后几百年，奴隶制衰落了，在劳动力队伍中，主要成分不是奴隶，而是自耕农、城市劳动者、工匠、水手、商人等。如果说奴隶制度的等级结构抑制了技术变革的话，那么为什么自由民反而没有在发展技术上更为成功呢？
在罗马帝国后期，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其他的制度涌现出来，这也许同技术创造力的衰退有点关系。戴克里先和康斯坦丁（公元4世纪）皇帝试图以损害长期进步为代价来换取稳定和安宁，他们推出的改革把许多工人牢牢地限制在父辈的职业上，尽管这些改革从来都没有像印度种姓制度那样严密。在印度种姓制度中，经济和社会状态是通过继承而非后天努力得到的，这种归属式的等级制度自然会抑制技术进步。狄·坎普（De Camp，1963，p.280）断定这些改革“对技术进步是致命的”，并反诘道， “不管面包师的孩子愿不愿意，他们整个一生都被迫烤面包，他们四处奔波，怎么可能会想到自行车的主意呢？”可是，当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时，强制执行这些敕令必定有所松弛，中世纪时期中央政权的消失恰恰意味着这些严峻的措施日益变得形同虚设。
有人时常断言，奴隶制度降低了手工劳动对经济的影响力，加深了有学识的阶层和生产性阶层之间的鸿沟。正如李（Lee，1973）指出，古典文明在这方面同其他文明并没有内在的差别，也许程度不同。连接上层社会和工人阶层的渠道始终是狭窄的、易于阻塞的。在古代，这些渠道几乎不存在。主流的价值标准结构阻止了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思想实用化。普卢塔克（Plutarch，古希腊历史家——译注）在一个著名的章节里高度赞扬了阿基米德， “在世人视机械职业和每一项技艺为卑贱而粗俗的情况下，他自己的雄心却只孜孜于这样的研究：其中的美和精妙是没有搀杂以必需这一因素的”。这段话告诉我们更多的是普卢塔克的而非阿基米德的事情。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写道， “以技师或壮工为生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践行美德”。虽然工程学指南《机械学》被认为是他写的，但很有可能是其他人所为。众多经典学者注意到，希腊科学具有抽象和超然的特征，在希腊科学中，实验是不重要的，因为它假定，在真实的世界中，抽象本体与其表象是相互分离的。古典自然哲学认为，经由理性原则可以理解自然世界，而洞察力本身就是报答。当科学降尊迂贵体察真实世界的时候，科学要么为达官显贵创造些“淫技奇巧”，要么把自身的工作局限于分级分类。古典自然哲学在技术上的荒芜必然同中世纪时期慢慢浮现的注重实用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罗马帝国，受过教育的阶层应当受到更加严厉的批评。近期有一位作者（eson，1984，p.405）论证： “典型的罗马知识分子和贵族像个孩子一样，不能对作为论据的事实作出详尽的分析……在对痛苦、变化或风险的反感中表现出享乐主义，他们一直迷失在梦一般的薄雾之中，直至进步的时机——不论多么有限——从身边溜走。”这段描述也许有点夸张，但是技术进步确实需要全身心的投入。纵观历史，满足这些条件的精英分子可谓凤毛麟角。
在封建欧洲的农耕经济及其之前的经济之间有一个区别：中世纪的地主把相当可观的土地留给农民耕作，一直到他们认为合适的程度。一旦农民以实物、劳役和金钱（在后期）的形式履行了他们的义务，他们就可以自由地、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支配自己及其家人的劳动，当然，是在服从本村落共同的约束的前提下。这种自由不论多么有限，也意味着耕作者自己从改善了的耕作技术中收获了某些果实。固然，改善耕作技术的尝试不得不面对地主和牧师的贪婪，以及中世纪准合作性的耕作特征加之于每一个耕作者身上的惯性力量。在中世纪的耕作中，众多技术上的决策是由本村落共同做出的。尽管长期存在着这些不平等，但是从大约公元900年开始，中世纪农民却在改进他们的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约在这一时期，有利的气候变化也助了一臂之力。回顾以下事实是有意义的：在中世纪的农业中，最重要的进步之一是牵引手段由牛取代了马，这个进步在自耕农农业比在领地农业上更加显著。
霍杰斯（Hodges，1970，pp.179—80）对中世纪的情形同古典世界的情形作了比较性的阐述。他把古典世界在技术上的停滞归咎于管理而非劳动力。在他的观点中，工场和农场的日常管理是同所有权相分离的，管理人员常常是“极为普通而又经常不诚实的阶层”的成员，其行为举止同官僚相似，流于常规、偷奸耍滑，扰乱了原本平静的生活。克鲁梅拉（Crew Mela）是一位生活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作家，他在其印著的一本书中抱怨说，当一个富人购买了一个农场，他“挑选了最年老体衰的随从管理农场……全然不顾以下事实：这项特殊的工作不仅需要知识，而且还需要这个人年富力强……以应对艰难的工作” （重印于K.D.white，1977，pp.20—21）。怀特本人注意到，大地主从自己的判断来看拥有发起技术进步的资源，但是，即使面临日益短缺的劳动力，他们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来提高生产力或者降低劳动力成本（white，1975，p.221）。这让人有点惊讶。这种解释不适用于公共事业。在公共工程中，工程师和建筑师为了成功以及提高在雇主眼中的声望和地位而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为什么这不会发生在私人部门中呢？竞争过程必然在古典世界里起了某种程度的作用。在古典社会，市场经济是重中之重。真正的问题在于，竞争所起的作用足以确保只有最有效率的人才能生存吗？如果是的话，竞争过程延伸到了技术思想这一市场吗？
没有一个简单的单一因果关系的理论可以解释1000年的历史。困难在于古典文明所具有的弱点。部分地是它不能形成全新的技术（例如，马具、高品质的铁、机械曲柄、液压榨油机），部分地是它不愿意或者不能为其产生的新思想找到新的、富有想象力的经济用途。罗马人使用水车时缺乏创见，难以有效地操纵航行中的船只，这些例子证明了罗马社会技术发展步伐的缓慢。由于罗马帝国变得越发强大，政治上中央集权化的重要性显著地提高了。帝国把技术变革的方向偏向公共部门，于是鼓励发展贸易并通过贸易获得斯密增长，发展水利工程和道路建设之类的公共技术，但这却是以损害私人部门的技术发展为代价的。
有人常常主张，罗马帝国强调权威和因循守旧，至少在后期是如此。通过使被征服民族的上层社会罗马化，罗马人强加了某些共同的价值标准。这些价值标准往往明确强调非经济成就：与生产相比，他们更赏识军事上的、智力上的、行政管理上的以及艺术上的成就。我们对古典技术所知有限，这有限的知识部分地表征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看法。古典作家很少关心世俗的技术细节，反而忙于历史、诗歌、哲学和政治事务。不过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作出区分：以古希腊人为一方，以希腊化时代的人和古罗马人为另一方。希腊化时代的工程师和罗马工程师比希腊人更乐意应用数学家所创造的抽象知识。他们把机械学用于设计战争器械，把几何学用于水利工程和城镇规划。希腊化时代的作家和罗马作家也更乐于著述技术类的作品。可是当讨论这些主题的时候，通常会附带其他问题。到公元2世纪，技术问题的讨论就较罕见了。正如我在前面所强调的，以受过教育和有文化的阶层为一方、以人口中的劳动阶层为另一方，双方存在的这种冲突本身就具有破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