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济南，坐着朋友接我的汽车直奔东郊殡仪馆。在骨灰堂密密麻麻的骨灰盒里，找到了大哥说的那个位置。我仰起头来看，那里摆了一个锋紫色的植木骨灰盒，盒子前插的照片却不是我姐姐，而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跑出骨灰堂，站在门口用朋友的手持电话拨通大哥的电话，口气很不好地质问他是不是记错了？电话那头的大哥很无辜但又不太自信地说：不会吧？我的记忆是不大可能错的。
我气呼呼地说：不大可能？你脑子里除了这个人升了那个人降了的阴谋诡计，还能有什么？！
我按掉大哥的电话，开始给小哥打，我打的是小哥的手持电话。昔日上山下乡的满肚子牢骚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今天成了下海经商的满肚子脂肪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资产拥有者。我知道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是找不到他的，为了金钱他满世界地乱飞乱跑，好在有个大哥大，否则的话，他不找我们，我们休想找到他。
小哥的手持电活里出了一个挺娇气但很职业化的女孩子的声音。那个声音问我：请问您找谁？
我比较了解小哥热爱妇女的毛病，因此对他身边这些接力赛似的女人下意识地不给予重视和尊重。我说：找电话的主人。那个声音又问：请问您是哪位？我说：我是他妹妹。大哥大里停顿了一下，说，请稍等。
小哥的大嗓门等了好半天才出现。他说：于青！大白天不好好上班捣什么乱？
我说：少废话！看你个熊样，也配我给你捣乱。小哥在大哥大里哈哈大笑，说，小样！还挺牛！
我说：可不，我再小，也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你再大，也是个没有名分的破商人。小心我们哪天看你们不顺眼了，一翻脸，再把你们给公私合营了。
小哥更大声音地笑。他痛快的大笑提醒了我，这是在殡仪馆的门口，这是个不宜开玩笑的地方。
于是我说：哎，说正经事。你还记得姐姐的骨灰存放的具体位置吗？
小哥停了笑，正经地问：你问这个干吗？
我说：我现在在济南，就在东郊殡仪馆骨灰堂的门口。
小哥说：你到那儿干吗？
我说：我来看姐姐，专程来看姐姐。
大哥大里沉默了，小哥似乎在回想，好半天才说：这样吧，我现在有事，一时半会给你说不清楚，你告我你住哪儿，晚上我跟你联系。
我说：联系什么，你快告诉我。
小哥突然就不耐烦起来，他口气很坏地说：让你晚上等电话你就等电话，穷卩鄉什么？！
我不能再说什么了。虽然我经常唇枪舌剑地踉他打嘴仗，但一旦他动起真脾气来我还是有点怵他。我知道他的脾气，上来了，就不是人的脾气了，那是驴的脾气。
晚上，我呆在宾馆老老实实等他的电话到十一点多，床头的电活始终静悄悄地没有动静。我气坏了，把肚子里所有骂人的话全都用到了他身上，正觉得不解气，有敲门声，我跑过去开门一看，上帝！胖胖的小哥正佛一般站在门口冲着我微笑。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许久。
小哥告诉我，我们姐姐的骨灰根本就不在济南，姐姐的骨灰让他三年前移回到我们的老家，埋进了父亲的故土里。
我的热泪止不住地长流下来。想不到，一天到晚为钱奔波卖命的大大咧咧的小哥竟会做出这么富于人情的体贴入微的事情来。我很惭愧。这么多年来，我竟不记得“人土为安”这句传统的老话。小哥吸着烟望着泪流不止的我。我看见，在烟雾后边，小哥那一贯没有正经的眼睛有一种湿漉漉的潮气。
我跟小哥商量，明天回老家，去看长眠在老家的我们的姐姐。
小哥的凌志轿车一驶进父亲的故土，说笑了一路的我们不约而同地缄默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这里是我的家族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我却对这个地方如此的陌生。望着窗外大片大片青青的麦苗，不由就叹出口气来。
高速公路缩短了我们冋老家的时间，但我们内心对老家的陌生却始终依然。我们这一代人对老家只有概念没有感情，老家对我们来说，只是各种表格上的籍贯，一生也用不了几次。
车内的沉默令我不自在，我伸手去开录音机，被小哥制止住。他说，别开那玩意儿，闹得慌。我歪过头去问他：怎么了你，到老家玩起深沉了？他笑了起来，伸出右手，很慈祥地拍了拍我，然后学着我们父亲的口音，用父亲的腔调说：孩子！这是咱们的根哪！咱们要保持肃静！
我哈哈大笑起来。
凌志轿车驶入父亲的家乡南于的时候，小哥放慢了车速，让车轮小心翼翼地碾过父亲的故土，好像生怕压坏了这里的一草一木。
我望着双手握着方向盘全神贯注的小哥，心想，其实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在他玩世不恭的外表下，有一颗很人情味很善良的心。他不仅是热爱妇女，他热爱着他应该热爱的一切。那一刻，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悟：其实，热爱妇女应该箅是男人们的一种美德。一个男人，连女人都不爱，你还能指望他们爱什么呢？我为我的家族接连不断地出现这种热爱妇女的男人而自豪。
车子七拐八拐，拐进了一片绿油油的麦地。小哥领我走进绿色，走到被绿色包围的几座坟包前。
小哥说，你看，这是咱家的祖坟，可惜分到了别人家地里。他指着坟包介绍说，这是爷爷的，这是奶奶的，这是二大爷的，这是……这是姐姐的。
顺着小哥的手指，我看见了姐姐于明的坟墓。那圆鼓鼓的土坟上，开满了黄色的迎春花。细细的一枝一枝的，相互盘结着，缠绕着。黄色的、指甲大小的喇叭花，一朵一朵开在枝条上。那一里里绚丽的小黄花在四月的阳光下很娇媚地怒放着。它们让我清晰地看见了我姐姐，看见了我姐姐年轻娇嫩的脸，那张白皙美丽的脸永远绽放在21岁花一般的季节里。
本来我以为，站在姐姐的墓前我会流泪的，像听九江老人提起她那样泪流满面。谁知，我眼中却没有泪，一滴也没有。
面对一坟之隔的姐姐，我感到一种距离，一种无法言说的距离。将近二十年的岁月无情地隔在我们中间。作为妹妹，我巳是个35岁的母亲了，而作为姐姐，她却永远是个21岁的女孩，我无法抛开这种年龄上的颠倒。站在姐姐的坟前，我觉得我跟她已经没有办法交流了，我跟她无话可说。
我突然觉得我呆在这里很腿她。我觉得对不起长眠在这里的姐姐，我想她在这座黄土坟包下肯定想让我对她说点什么，最起码也要为她流出些眼泪来。可是，这两样我全没有，这不能不令我尴她。
我对小哥说，走吧，咱们走吧。小哥掩异地望着我，但什么也没问，率先移动了脚步。
我又一次回头，最后望一眼姐姐。姐姐坟上那些怒放着的小黄花，在四月的暖风下轻轻地摇曳，像姐姐在对我微微颔首。那一刻，有一种滋味，很不好受地在我的心中弥漫开来。
坐进车里，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我问小哥：你从哪儿找到奶奶和二大爷的？
小哥的回答令我吃惊，他很干脆地告诉我：我根本就没找他们。那只是两座空坟，是两座纯精神七的坟墓。
我吃惊地扭过头去打量他，惊诧他的做法，更惊诧他能说出如此具有哲学意味的话来。他被我打量得有点不好意思，耸了耸胖膀子，不起，这不是我的语言，是我剽窃的。
这就不奇怪了。我知道，小哥花了不少的钱养了不少的博士硕士什么的文化人。他把这些人当女人的口红用，涂抹在他们公司时刻张开的血盆大口上。
我虽然不大看上那些肯为五斗米在我小哥这种民营企业里折腰的所谓的文化人，但我不得不服他们，他们有的时候，思想和语言是如此的到位。
的确！这的的确确是精神的坟墓。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父辈的家乡已是埋葬我们精神家园的陵园了！
我嘲笑我的小哥：看样子，你的银子可真没白花。他厚颜地一笑，自嘲道：是啊是啊！我们只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花钱这一种精神了。我不得不赞同他。
车子驶进一个村庄。上午的村庄异常地安静，偶尔有鸡们鸭们走过，也是不吭不哈地悄无声息。没有人告诉我，但是我知道，这就是父亲千思万想的村庄，这个村庄名叫南于。
车子在一个看上去非常破败的院子前停下，小哥按下自动车窗，对我说，看，这就是咱们的老家，是我们的父亲诞生的地方。
我望着眼前老得有点丑陋的父亲的老家，连下车走近它的欲望都没有。我按起车窗，说，想不到这么破。
小哥坐在驾驶座上不动，我奇怪地问他：你还傻呆着干吗？他不解地望着我，问我：文化人，你不在这儿发发感慨？我说：我压根就没感慨，发个鬼！
小哥摇了摇胖脑袋，说：操！你们是些什么鸟人！该哭的时候不哭，该说的时候不说，不该哭的时候瞎哭，不该说的时候乱说！
车子挂挡，提速，箭一般射了出来。开出了几十米，我一声大叫，连声说：回去！回去！开回去，我忘了一件事。小哥一个急刹车，歪过头来问我：什么事？我说：回去再说。
他骂了句：“神经病！”还是把车倒了回去。我下了车，迈上了父亲老家的台阶。20年前，我姐姐曾在这里受到冷落，我突然很想知道，20年后的今天，我能在这里遇到什么。
我用手轻轻拍打旧得脱了几层皮的木门，拍打了好一阵，才听到脚步声，接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声音在问：谁呀？
院门开了，门口站了一个黑黑瘦瘦的老女人，那种风吹日晒和生活的艰辛造成的黑瘦令我有一种陌生的无法亲近的感觉。虽然我知道我该叫她嫂子，她是我父亲未出五服的侄媳妇。但我叫不出来，她又老又黑又瘦的饱经磨难的样子令我张不开口。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对我的陌生如我对她的陌生。她那被玻纹包围的眼睛里，除了警惕和疑惑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她用跟我父亲一模一样的口音疑惑地问我：你找谁呀？
我临时改口说：对不起，我想要点水喝。她盯着我，有一种反应不过来的茫然，好半天才说：行！行！我跟着她走进了父亲的老家。在这三间黑糊糊的老屋里，我闻到了一种陈年老日月的气味，这气味很难闻。我想象着儿时的父亲在这种气味中跑进跑出的样子，我突然很同情也很可怜儿时的父亲。屋子里很乱，是那种破破烂烂的乱，一如我身边这个远房嫂子脸上的那种黑和瘦。
她走到一口又高又粗的黑缸前，掀开不知用什么庄稼秆编成的缸盖，说，那，喝吧。
我四下张望了一下，没有看到暖瓶之类的东西，对她竟让我喝凉水的不快才略微好了一些。我探下身子，从很深的缸底舀上半瓢水，我看见，水里有许多不明身份的漂浮物。我是无论如何也喝不下这水的。但我又看见，她一直站在一旁盯着我。没办法，我只好尽量少地沾着那瓢沿尽量少地喝了一点点水。我很后悔，编什么不行，怎么就编了个口渴讨水喝的瞎话。
我说谢谢的时候，她还是一副反应不过来的茫然，还是好半天才说：没事。没事。
我实在没有办法亲近这里，也实在没有办法亲近这里的人们。虽然这里是我父亲的故乡，虽然他们是我父亲的亲人，但哪怕是生拉硬拽，我也亲近不起来。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小哥将姐姐埋在这里实在是个错误，是个比较愚昧的错误。我敢肯定，姐姐不爱这里，也不爱这里的人。虽然姐姐比我多了一些善良也多了一些浪漫，但本质上，我俩差别不大。
意识到这点，我内心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怅然。凌志轿车启动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再回头看看这里。这里毕竟是生我养我父亲的地方，我可以不爱这里，但我不能不尊重这里。
在汽车拖起的尘埃中，我看见父亲未出五服的侄媳妇站在院门口，一手扶着破败的门板，一手遮住沧桑的额头，如一幅传统的中国剪纸。
我跟我父亲在电话上有一段关于寻找大爷的对话。我问：爸，你说，咱们怎么就找不到大爷呢？父亲说：谁知道。
我问：你估计大爷现在还在不在了？父亲说：我估计不在了。我问：为什么？
父亲说：如果你大爷活着，他一定会跟老家联系的。人老了，没有不恋老家的。
我问：你觉得大爷是什么时候没有的？
父亲沉默了好半天才说：我估计他是在三反五反前后被我们杀了。
我骇然。这本来是我准备绕着弯子告诉父亲的，却被父亲毫不隐讳地说了出来。我注意到，父亲用了“我们”这样一个词，我还注意到，父亲在说“被我们杀了”这句话时，热竟出奇地平静。我接着问：大爷不是有孩子吗？他们怎么不知道跟老家联系？父亲莫名其妙生起气来，他口气粗暴地反问我：于青！我死了你们会跟老家联系吗？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我知道，我不会跟老家有任何联系的，除了在填籍贯时偶尔用用它的名字。我又问：爸，你说咱们还找他们吗？父亲叹了口长气，很无奈地说，箅了箅了，不找了。不找了。
我也长出了一口气，我觉得自己跟父亲不谋而合了。
一个夏季闷热的傍晚，吃过晚饭的我正要出去散步，一个陌生的人把我堵在了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