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补偿宏观政策思想
一、马克思的生态补偿宏观政策思想
《资本论》中没有专门研究生态环境的章节，但第三卷有很多对环境资源的阐述。在第三卷第六章，讨论原料价格的变动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时，提及“我们所说的原料价格变动时所说的原料，既不是指当做劳动手段来发生功能的机器所由以构成的原料，也不是指机器操作时当做辅助材料来用的东西，而只是指那种将会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参加进去的原料。在这里，不过有点必须指出：铁、煤、木等等（机器构造上的操作上所需用的主要要素）的自然富藏，在这里，将表现为资本的自然丰度，并且是一个与工资高低无关的决定利润率的要素。”这里，马克思认为自然富藏（自然资源）与工资高低无关，即与劳动力或劳动生产率无关，是自然界本身存在的。
进一步地，马克思表达了自然资源是源源不竭可以得到的，因此用户成本是零，或者接近于零。第三十八章讨论级差地租的时候，提到“瀑布”这种自然力。“利用瀑布来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是更小的，因为它生产上需要的劳动总量是更小的，也就是，因为只有更少的劳动，当做不变资本部分，在物质化的形式上加进来……对产业家来说，这一点将会这样表示出来：对他来说，商品的成本价格是较小的。他只要为更少的物质化劳动支付代价，也只要为更少的所用的活的劳动力，支付更少的工资。因为他的商品的成本价格较小，所以他的个别生产价格也较小。”
级差地租I与土地丰度和土地位置有关。“把气候等要素撇开不说，自然丰度的差别就是由表层土壤的化学构成的差别构成，也就是由表层土壤所含的植物营养素的差别构成。不过，假设两块土地有相同的化学内容，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有相等的自然丰度，现实的有效的丰度还是会有差别，那要看这种营养素处在什么形态而定，因为有的更容易，有的更不容易为营养植物的目的而被同化，被直接利用。”土壤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条件，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其丰度的差别源于土壤化学构成，即所含植物营养素的差异。
自然丰度的可利用程度与农业的化学发展和力学发展紧密相关。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丰度虽然是土地的客观属性，但从经济学方面说，其中总包含一种对农业现有化学发展状态和力学发展状态的关系，所以会和这种发展状态一同变化。那些使一块一样丰沃的土地实际上只有更少收成的障碍，可以用化学的方法（例如对粘性硬土壤施加某种流质肥料，对粘性重土壤进行火耕）或用力学的方法（例如对重土壤采用特殊的耕犁）来消除（排水也属于这一类）。甚至各种土地加入耕作的序列，也能由此发生变更……在土地的耕作序列上，人们尽可以由更丰沃的土地向更不丰沃的土地进行，但也可以采取相反的方向。同样的结果，可以由土壤构成的人工改造或农业方法的改变而生。最后，当下层土壤进入耕作范围，变为表层土壤，但因下层土壤情况不同，以致土地种类的等级发生变化时，同样的结果也能发生。这一方面取决于新农业方法（如饲料植物的栽种）的应用，一方面取决于各种力学手段的应用，它们把下层土壤翻成表层土壤，或使下层土壤与表层土壤混合，或耕作下层土壤但不把它翻上来。”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在原料、自然资源和自然丰度等几处涉及环境资源。其生态环境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自然资源的来源。自然资源不是由劳动创造的，是本身就存在于自然界，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无关。第二，自然资源的成本问题。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数量充足、成本低廉，成本计算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看来，马克思对自然资源和人类未来持乐观态度。第三，自然丰度的可利用程度。新农业方法和农业力学手段是决定土壤自然丰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可利用农业化学新方法和农业力学来提高土壤丰度，变不丰沃为丰沃。这一观点实际就蕴含着生态补偿的思想。
二、前苏东国家的生态补偿宏观政策思想
拉塞尔指出，前苏东国家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类型和解决路径；如何设定环境净化的目标；如何确定和判断环境改善的标准；利用财政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提高工厂的环境标准并通过财政补助阻止环境问题加剧或是直接关闭环境不达标的企业）；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采取渐进还是激进；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的解决孰先孰后；国际援助投向特定国家还是特定地区。究其原因，他认为苏东国家对环境问题的忽视源于经济管理方法的设定。苏东国家重点是供应管理。皮尔士和特纳指出，环境恶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前苏联版图的不集中和规划政策对各地区产生的压力。从农业来看，由于前苏联的土壤条件有限，要完成各项规划目标，大部分农业都只能依靠干旱和半干旱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有缺陷的灌溉系统。从重工业来看，规模以上的工厂主要建立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及其周边，需要集中消耗大量从远方运输而来的能源和物质储备。人口和工业的过度集中，又对土地和空气带来巨大威胁，造成严重污染。另外，政府没有补偿环境的破坏，更没有通过激励机制鼓励企业管理者和工人进行修护和重建生态环境。
第二节西方的生态补偿宏观政策思想
一、生态补偿思想的综述
西方古代的生态思想源远流长，但集中研究环境保护却相对较晚。根据对环境保护中市场和政府的定位不同，主要有两类不同的生态补偿思想：
第一类，政府主导型。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任务只能交给政府，由政府来完成。进一步细分，政府主导型思想有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限制增长派和以庇古为代表的干预派。
限制增长派的主要观点是：限制毫无节制的增长。因为环境问题是经济增长引起的，只有政府限制无节制的经济增长才是切实可行的办法。鲍尔丁建议，我们必须有效保护自然资源，严格管理废物。因为在宇宙飞船环境中，生产和消费并不一定是有利的。经济福利本质上只取决于存量。弗雷斯特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得出结论：伴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口数量激增，生活质量不进反退。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可以采取如下对策，如降低30%的出生率，减少50%的污染发生量；降低75%的自然资源损耗；缩减40%的资本积累；减少20%的粮食产量。梅多斯等人在弗雷斯特的系统动力学的基础上，构建了更加精致的世界模型。他们的基本前提是，持续增长的经济活动、人口和污染是有极限的。这源于世界上的可耕地面积、能源的储备粮、矿藏资源和污染承载力均为有限的。其结论为，在不久的将来（准确地说是不到22世纪），世界的经济发展将完全停滞。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罗马俱乐部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世界模型。该模型的前提是让出生率等于死亡率，保持人口数量的稳定。在投资率等于资本折旧率的假设下，工资资本增加到1990年后自然而然地稳定了下来。为保证非再生资源不至于消耗殆尽，其消费会被压缩到1970年水平的四分之一。同时假定社会的经济偏好会朝着健康服务或教育服务等领域发展。沿着这条路径，工厂化的生产水平和污染水平一同降低。属于主要污染源的工业和农业的产量，降到了1970年的四分之一。这种主张的实质就是依靠压缩消费和生产、减缓经济增长速度，来保证社会的稳定。
干预派的主要观点是：依靠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让经济增长控制在允许的区间。而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的实施则要依靠政府和法律专业人士。依靠直接干预的办法，保证政府获利，而不是让市场机制、仲裁人或者公共利益的保护人受益。
庇古认为，“有时候，以破坏未来为手段，人们将获得远不止他们自己所需的利益。”“出于微不足道的用途，用光现在富足而将来可能稀缺、不易得到，甚至对后代有更重要用途的自然产品，尽管这代人不比它所获得的破坏掉的实有资源更多，从损害总的经济满意程度上，也是浪费。”市场力量在控制自然资源浪费方面的作用有限。因此，庇古提出：作为当代人和未来人的委托人，政府有必要根据法律法规，保证以下几个方面，如自然资源不被过度过早开发利用、不可再生资源的理性使用、生态环境的保护、限制消费过度、推进节约等等。政府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政府财政补贴、税收和立法。加尔布雷斯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没有给它的公民带来幸福，而是带来了嫉妒、暴力、随处可见的污染和严重的不安全感。而谈到解决对策，加尔布雷斯既不同意限制经济增长来实现环境保护，也不同意新古典提倡的依靠市场收费。他指出，“不存在任何良方，让那些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人，为那些不吸烟人的不舒适付费。最终，人们禁止吸烟。由于地上人们对噪音的不满，要确定对航空乘客们征收的税率，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要估算超音速运输机上乘客们对下面大气的损害，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简直是荒谬透顶的。”对他而言，最为有效的对策无疑是依靠法律手段把经济增长控制在适宜的范围内。立法的范围因时而定，可以包括禁止消费、禁止某些商品的生产，或者废除有害的技术。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控制办法的实质是保证政府获利，而不是让市场机制、仲裁人或者公共利益的保护人获益。与很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加尔布雷斯并不赞成税收。在他看来，税收实际上是以市场为依据，这就暗示着市场是达到社会目标的最有效的配置方式。米山指出，很多美好的东西过去能够免费获得。但现在却成了稀缺资源，照此发展，以后其稀缺性会加剧。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建立现代法律远比财政政策有效。比如环境权，类似于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财产权，该权利应该写入法律。人人有权拒绝在违背自己的意愿的前提下，呼吸他人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废气。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噪音污染。鲍莫尔和奥茨提倡征收附加税来保护环境。但在征税之前，需找到可以改进环境质量的某种补贴税来作为支撑。财政手段虽然是处理外部性的有效方法，但直接控制一方面能更好地处理紧急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作为财政手段的有益补充。当没有完全弄清相关外部效应的边际损失和效益函数时，对过度污染排放征收统一税，会比对所有企业实行统一标准的减排效果更好。他们认为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税收的效果远远强于补贴。补贴是次优的环保手段。污染性税收是因为外部效应而强行对企业征收的处罚税。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税收和补贴在降低企业污染排放上均有效，但补贴可以鼓励新企业进入而税收会促使他们退出。
第二类，市场主导型。将外部性看作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提出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可行性建议。或者是对环境产生危险的企业直接付费，或者是共同体共同买单，消除困境。持市场主导型观点的学者认为，环境问题源于产权缺失。因此，解决的对策就是严格界定市场化的产权。
科斯认为，只要严格界定产权制度，并提供法律保障，政府就不必对环境污染问题再进行干预。相反，政府应该将所有问题都留与市场主体自身解决。更可喜的是，在产权明确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必然会将污染控制在最适宜的水平。
戴尔斯和蒙哥马利提出，利用发放市场污染许可证，将使共同体达到比较理性的空气质量水平。因此，政府的职能体现在签发排污许可证，将污染控制在一定水平。为实现以上目标，政府首先必须划定市场的地理边界，接着确定污染排放的类型和标准。为了鉴别不同类型的污染者，政府可以对市场进行分组，例如，机动车辆、家庭和工厂等。如果污染者对某环境只有微乎其微的负面影响，则政府可将它们从列表上排除。为了改善环境恶化的局面，政府通过拍卖污染权来筹集资金。为了保证制度的有效性，还必须保证制度强制实施。强制性惩罚可以包括罚款、吊销许可证，或者责令其关闭。
二、生态补偿政策实践的综述
在2003年瑞士洛迦诺召开的会议上，卡图巴组织提出，阻碍生态服务付费市场发展的因素之一就是未构建完善的政府框架。政府有义务为生态服务付费市场的发展提供支持政策。政府最好明确规定公共支付与限额交易系统的相关规则。私人生态系统付费计划与生态认证并不依靠政府的作用来推行，不过政府的政策应该明确规定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买卖的权利，同时保障购买者、销售者与投资者的权益不受侵犯。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需对不同类型的付费计划加以区分，并构建不同的法律与政策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