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农业保险对于确保农业生产和粮食战略安全、推动传统农业现代化、获得广大农户和保险公司的政治支持和拥护等效应、作用越强，作为理性人的政府及其政治代理人就越有动力和意愿支持和供给农业保险制度；如果政府的支付水平越高，支持力度越大，那么保险公司采取经营策略的概率和农户采取投保决策的概率就越大，即政府的态度和决策是影响保险公司是否经营农业保险、农户是否投保农业保险的重要因素；r是保险公司和农户对未来收益的贴现因子，r反映了保险公司和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r越大，则保险公司和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政府借助高信任水平，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成本就越小；r越小则保险公司和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也就是政府必须有足够大的支付水平和足够强的政策支持力度，才能引导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和诱导农户参保农业保险，而保险公司、农户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取决于政治制度安排、意识形态、政府的政治性权威和政治文化传统等一系列因素。
在这一点，政府、保险公司、农户的决策将发生重大改变，进而带来农业保险制度演化路径、轨迹的改变，因此也是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分叉点，在这一点演化路径发生分叉。假设政府原来的态度是不支持，现在政府改变态度、改变政策，对农业保险采取支持态度，则政府的态度变化和政策导向将激励商业银行经营农业保险，进行农业保险创新，丰富了农业保险的产品体系，改进农业风险管理技术，为农户提供更充分的风险保障服务；在政府政策和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创新的诱导下，农户的投保意愿、投保能力增强，农业保险覆盖面扩大，农业保险制度更适应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政府的收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农户对政府的拥护、支持增加等政治经济收益）也相应会增加；政府对农业保险采取不支持态度。在政府采取支持态度、保险公司采取经营的决策、农户选择投保的决策，新的农业保险制度安排形成，这就体现为2004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是否为正取决于农业保险发展程度、农村社会经济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农业保险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行政体制安排、保险公司适应制度环境的农业保险创新能力等因素。
第二节主体间动态博弈与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
5.2.1主体间动态博弈与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阶段性
根据前面的分析和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动态博弈过程，可以将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计划经济时代。当时由于国家（政府）的发展战略重点在城市，在工业，为支持国家工业化，在技术和资本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只有通过价格双轨制、农村计划信贷体制、剪刀差、取消农村社会保障福利、土地制度的人民公社化经营等制度、政策从农业中榨取剩余以支持国家工业化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保险被政府认为是不必要的而加以停办。在当时的国家政策下，保险公司由于没有政策支持，由于农业保险的三高特点——“高风险、高赔付、高成本”，经营农业保险收益非常低，所以不愿意继续经办农业保险，即使继续经营农业保险也要冒违反国家政策的政治风险，而要受到政府政治惩罚。所以，继续经营的风险、成本太高，作为理性人的保险公司，其最优策略就是不经营。
第二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错误的政策导致农村陷入极度贫困落后的状态，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经济发展停滞，加上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使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稳定受到了严重破坏。党中央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经历计划经济时代的挫折和教训后，开始由易而难，由农村到城市的循序渐进的渐进式改革。在权衡了改革的成本——收益后，改革首先从较容易的农村切入，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城市的改革进程，启动以农村为先导的改革开放。由于当时各界干部群众和全国人民对改革开放达成了高度统一、一致意见，制度变革获得强有力的支持，政府主导的改革迅速启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农村发展的配套改革，发展农业保险得到了中央的认同和大力支持，农业保险恢复，并获得了快速发展。在政府的认可和政策支持的激励、诱导下，保险公司纷纷扩大农业保险经营规模，由于家庭承包等农村制度创新和改革所激发出来的热情，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大力支持、配合，农民投保积极性高涨，保险公司和农民从经营、参与农业保险中也获得了很大的收益，保险市场规模也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获得快速发展。
第三个阶段，上个世纪90年初至2004年。这一阶段，政府的发展重点进行了调整，在农村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基本获得了土地（土地经营权，不是土地所有权），满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解决绝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业和农村的危机和困境基本得到缓解。在农业、农村问题得到缓解之后，随着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的问题日益突出。在权衡了改革的成本——收益之后，政府不得不将改革重点转移到以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上来，政府的政策也明显倾向城市和工业，对农村的政策支持力度大大削弱，农业发展减缓、农民增收乏力。第一轮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改革的制度创新能量已基本释放完毕，后续的政策支持和制度创新没有跟上，导致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也减弱了，农业保险由1994年的最高峰开始快速下滑。由于政策不明确，支持不到位，很多保险公司不得不退出农业保险经营，压缩农业保险经营规模，没有政府支持，农民态度也发生改变，投保农户不断减少，农业保险再次陷入停顿。
第四个阶段，2004年到现在。新一届政府在认识到了农村改革和发展停滞、农业增长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所产生的“三农问题”日益尖锐、日益突出，已经影响到城乡统筹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影响到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也增大了。在国有企业和金融业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政府将改革的重点再次放到了农村，改革开放30年后，改革发展的巨轮再次从农村启航。为推动农村改革发展，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社会和谐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央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建立新农合，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增加农民直补，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推进农村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等等。在中央1号文件精神指导下，新一轮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启动，在政府政策激励、诱导下，保险公司、农民对于农业保险的态度也发生改变，越来越多保险机构（公司）进入农业保险领域，原来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也开始扩大农业保险经营规模，各地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农业保险支持力度，各地根据本地实际创新农业保险经营模式、险种体系，农业保险涌现出新一轮创新高潮；有了政府补贴的政策支持和政府的大力宣传、推广，农民投保积极性大大增加，投保率逐步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逐步扩大。
5.2.2主体间动态博弈、制度替换与农业保险制度演化
审视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农业保险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导，包括保险公司、农民等主体相互互动、不断博弈的动态演化过程，农业保险演化的动力来源于系统内各主体——政府、保险公司、农民之间的动态博弈的互动作用。在政府主导的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居于主导性地位，政府改革发展的认识和态度的变化，体现为政府政策的变动、修改、调整，而政府政策的变动将影响到保险公司和农民各自的成本——收益。基于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他们将选择最优的策略，无论是合作还是不合作，无论是经营还是不经营、投保还是不投保，都是在既定的初始条件——政府政策下的最优战略。政府、保险公司、农民之间的动态博弈所形成的博弈均衡点，即ESS，在该均衡点，新的制度安排产生。保险公司、农民态度、策略的调整、变化又会影响政府的态度，进而影响其政策制订，作为追求政治收益、经济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政府又会根据保险公司和农民的态度，制订符合其最大化利益的最优策略。这样在他们之间的互动博弈下，产生新的均衡，原有的制度安排被新的制度安排替代，即制度变迁，从而形成新的博弈均衡。政府策略的变化又进一步引起保险公司和农民策略的调整，如此反复，政府、保险公司、农民的策略在不断变化、不断调整，导致制度安排不断被替代、不断被创立，形成了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无限的农业保险制度动态性、历时性演化。不同的策略将产生不同的均衡结果，形成不同的制度安排。初始条件的边际调整，将带来制度安排的重大变化，形成了农业保险制度演化路径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初始敏感性和演化方向的多向性，导致农业保险可能向良性轨道演化，也可能锁定在低效甚至无效的路径上。由于正反馈效应和制度收益递增效应的广泛存在，农业保险制度演化路径会不断被强化，在良性轨道上，持续发展，或在锁定路径上，陷入停滞。
第三节小结
本章运用演化博弈论分析了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路径、过程、机理及其特征，经过深入分析，探析基于制度主体重复博弈的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微观主体行为机制。经过系统分析，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动力来自于制度系统内的参与人——制度主体——政府、农民、保险公司之间的动态博弈和相互互动，而制度环境是影响农业保险制度主体的行为模式、博弈策略选择的重要约束，制度环境影响着政府、农民、保险公司等制度主体的策略空间、行为选择，从而形成不同博弈均衡——制度安排，当制度环境发生微小变化时，制度主体的信念、认知和行为选择将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和改变，从而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形成新的制度安排，实现新制度安排对旧制度安排的替代，进而实现农业保险制度的持续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