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二公司是国内著名的水电建设施工企业，隶属国资委直属管理的大型央企中国G集团公司，系国家建设部水利水电总承包壹级施工企业。由于近年来公司承接的大型水电工程大多位于S省境内的岷江、金沙江、大渡河的干支流上，为方便施工管理。同时，公司受S省和C市政府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的吸引，于2005年整体从搬迁进入C市Q区工业集中发展区（东区）。访谈中，该公司管理层与员工普遍反映，之所以他们将社区、政府视为企业重要的法人资产投入者，是因为水电建设施工中首先涉及到的是当地居民移民搬迁问题，如果此项工作进展不顺利，工程将无法顺利进行。而一旦出现当地居民集体反对搬迁，公司只有依靠地方政府的力量才能解决问题。对此，G二公司在多次工程施工过程中深有体会。2001年，公司承建的P工程就因当地居民不满移民安置政策问题，发生了大规模当地居民集体阻拦工程的事件。最后，当地政府出面也无法平息事件，并且在事件的发生过程中还出现了村民抗议打伤打死警察的恶劣事件。最后，该工程也被迫停工一年，后由全国人大表决，并由某军区军队“护驾”后才得以重新恢复开工建设。同时，管理层与员工还反映由于公司承建的工程大多位于偏远山区，由于当地经济发展落后，施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当地村民集体偷盗施工物资的现象。因此，他们认为社区、政府是该企业法人资产的重要投入者；其次，员工之所以被认为是该企业重要的法人资产投入者，是因为该公司是一家野外施工企业，员工常年在深山峡谷工作，生活条件艰苦，流失率非常高。至于股东在访谈调查结果中并没有体现出其重要性，这是因为该公司管理层与员工普遍认为，公司所承接的水电工程主要是依靠国家计划投入建设的。因此，股东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也较前几个法人资产投入者淡薄。
而创建于1994年的SR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R），是一家专业汽车销售服务企业。企业由董事长W从国有企业下海创办，位于C市Q区S西路8号，资产3亿元，员工1700多名，年产值超过30亿，主要从事品牌汽车销售、维修、金融、保险代理、快修美容连锁、汽车配件销售、二手车经营等业务。目前，公司旗下拥有10个4S专营店，24个控股子公司，数十个标准展厅。同时经销上海通用别克、上海大众、奇瑞汽车、东风日产、东风本田、东风标致、上汽荣威、北京现代、一汽大众、上海通用雪佛兰等13个主流汽车品牌。
访谈中，该公司管理层指出，由于企业是依靠业主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创办的。因此，在SR成立初期，股权结构较为单一，企业的经营决策很大程度上必须有银行的参与。特别是，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2000年，SR自办4S专营店，而4S专营店的开业成本较高，需要大量的银行贷款支持。同时，由于汽车按揭销售对金融机构有较强的依赖。因此，在SR管理层看来，到目前为止，银行始终都是企业重要的法人资产投入者。而在企业的扩张过程中，SR逐渐引入了品牌加盟的运营模式。2005年后，SR相继在S省的多个二级城市开设了12家加盟店，为了减弱经营风险，SR在各加盟店持有的股份不同，但多以出租SR品牌为主。因此，股东是企业法人资产投入者的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其次，公司管理层认为，由于企业的盈利主要来源于所代理品牌汽车的进销价差，汽车生产厂家所给予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发展非常关键（主要是返利政策）。因此，SR的供应商—汽车生产厂家也一直被认为是企业重要的法人资产投入者。
再者，公司管理层还认为，SR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而随着C市场汽车消费量的激增，企业必须在传统的汽车销售业务之外，不断拓展快修、保养业务的份额（2009年SR的维修产值已近2亿元）。而这些业务的开展又迫切需要高素质的熟练技术工人，SR的创始人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也考虑在企业中实行员工激励计划。
访谈中，我们还了解到，为了寻求连锁经营的规模经济效应，与诸多的企业一样，SR也希望能够通过上市融资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近年来，SR抓紧进行了企业上市前的准备工作。然而，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2004年中国证监会颁布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及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实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办法》还规定由证券经营机构履行保荐职责，其应当注册登记为保荐人；保荐人负责证券发行的主承销工作，依法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进行核查，向中国证监会出具保荐意见；保荐人履行尽职推荐企业股票发行上市，持续督导企业的相关义务。由于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加大了保荐人推荐企业股票发行上市的责任。因此，对于保荐人而言，其有强烈的愿望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同时，对于拟发行股票上市的企业而言，其也有接受保荐人辅导上市的强烈愿望。因此，SR也加强了与保荐人的联系，在SR的心目中，保荐人也就是这一时期企业法人资产的重要投入者。
由于企业规范守法经营，SR的管理者和员工并不认同将政府、消费者、经销商、媒体作为企业的法人资产投入者。
8.3.3.2法人资产投入者贡献的动态评价
以上分析表明，对企业法人资产投入者的确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就企业法人资产投入者对企业法人所做贡献和所承担风险程度的评估过程。然而，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组织中各产权主体彼此之间就法人资产投入者评价维度的认知和理解是不同的。笔者认为，要认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就必须对企业法人资产投入者贡献度的评估过程进行分析。
事实上，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法人组织的成立，首先是市场中的各个法人资产投入者彼此之间合约的联结（nexus of contracts，Jenson and Michling，1976），而这种合约的联结又是市场中各个法人资产投入者就其在企业法人组织成立过程中的贡献，进行谈判、博弈且最终达成博弈均衡的结果。而各个法人资产投入者对其在企业法人组织成立过程中的贡献的衡量，又主要是根据各个法人资产投入者拥有要素资源的市场价值而确定的。具体而言，这种市场价值又主要取决于要素资源的供求状况或者说稀缺性。但是，由于各个法人资产投入者之间所签订的合约又具有不完全性。这种不完全性主要体现为，在企业法人组织成立后，随着企业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部分法人资产投入者拥有的要素资源的价值有可能增加，而部分法人资产投入者拥有的要素资源的价值有可能减少。因此，各个法人资产投入者之间所签订的最初合约也就不能适应对他们之间彼此权利义务的关系的调整。因此，这也就需要对各个法人资产投入者之间最初所签订的合约进行调整，否则，合约的一方或者多方会就合约中的条款产生异议和非合作行为，并因此触发企业法人组织中利益冲突的产生，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组织边际效率的递减。
而这也就说明，一方面，在企业的治理结构安排中，需要根据企业组织所处的市场环境，重新动态的评价各个法人资产投入者在企业法人组织运行中的贡献，基于这种动态评价也才可能就企业法人组织中的剩余控制权重新进行配置；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如前对我国企业“民工荒”现象的分析所指出的，各个法人资产投入者谈判博弈的结果，可能会以合约一方无须其它缔约人同意即退出的形式而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法人组织中又可能会产生，对企业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各个法人资产投入者可能就彼此在企业法人组织运行中的贡献度无法达成谈判的均衡。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与企业法人组织成立之初不同的是，此时企业法人组织中出现了由各个法人资产投入者所选举出来的董事会，而代表整体法人意志的董事会则承担了对贡献度的动态调整确定功能。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董事会以及由其派生出来的董事和经理可以被称为“瓦尔拉斯”意义上的裁决人来“协调”和“平衡”各法人资产投入者之间的利益纷争。双向的箭头表明，在各法人资产投入者“选举”了一个“裁决人”后，“裁决人”又切实有效的以“公正裁决”的方式回应了这种“选举”。
青木昌彦（Aoki，1986）也曾坦言，“能否找到受过专门训练且能将法人主义的职业伦理融入个人伦理当中去的董事，对于法人主义模式的效率及效果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但是，青木又并未对“职业伦理融入个人伦理”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阐述，对此，笔者将在下文的论述中予以弥补这种缺憾。
第四节企业和谐治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8.4.1再论经济人与道德人
前文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存在互补关系的分析，也说明了在很多情况下单一的正式制度安排是失效的。而造成正式制度安排失效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由于现实中事物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变化之中，制度安排者不可能完全预见到这种变化。因而，也就使得制度设计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其次，制度执行者有动机故意去规避和放大制度的内在缺陷，从而使制度最终成为虚设。对于前者而言，它主要是导致正式制度安排失效的客观因素。对于后者而言，则主要是导致正式制度安排失效的主观因素。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因而对导致正式制度安排失效的客观因素的分析也就是困难的。因此，经济学侧重于对制度执行者的行为进行分析。而主流经济学对此的解释是：制度执行者是个追求私利最大化的、具有机会主义动机的“理性经济人”。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明确认为：每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目的在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正是由于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会无意而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达到的效果还大。因此，亚当·斯密确立了经济学研究中，追求私利是人的行为的根本动机的“经济人”分析框架。斯密之后，西尼尔、约翰·穆勒等则进一步论述了“经济人”行为中的自利性，约翰·穆勒所描绘的“经济人”是个会算计、有创造性并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
在古典经济学“经济人”追求私利最大化的认识的基础上，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威廉姆森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了重要的修正和补充。他认为，“交易费用经济学借助有限理性和投机这两个概念，把握住了人类的本质特征”。威廉姆森认为，人在追求私利上有程度深浅之分。程度最强烈的、也是交易成本经济学所注重的，就是投机问题。投机具体是指行为人在经济活动中，以撒谎、偷窃和欺骗等损人利己的方式增进自己的利益。它是一种机敏（subtle）的欺骗，既包括主动去骗人，也包括不得已去骗人，还有事前及事后骗人。“投机”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机会主义”行为。也正是由于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才使得现实中交易双方所签合约履行的困难增大。因为，机会主义的行为人会在合约签订前存在逆向选择，而在合约的履行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道德风险。而这都说明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可能使得为交易双方合约履行而设计的正式制度安排失效。随着博弈论被引入经济分析，“经济人”的身影更是随处可见，经济活动也被理解为是每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它人自利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
主流经济学将现实生活中的人视为“经济人”，并对其行为特征做出的以上概括是否正确合理呢？对此是值得研究的。将每个人的行动受自利原则驱使视为“经济学第一原则”的艾奇沃思（Edgeworth）也承认自利原则并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将经济人界定为利益最大化追求者，并将其作为经济分析重要原则的马歇尔也承认“经济人”假设与现实是有差距的。他认为：“无疑地，即使现在，人们也能做出利人的贡献，比他们通常所做的大得多，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发现，这种潜在的社会资产如何才能更快地得到发展，如何才能最明智地加以利用。”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Arrow，1981）、萨缪尔森（Samuelson，1993）以及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5）也等都曾经指出：人们在现实中是有限自私自利的，他们会常常关心他人的利益，尤其会关心利益分配是否公平。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明确反对将利己主义作为人类行为的唯一假设，他认为，将自利作为人类行为的唯一假设，现代经济学也就远离了“真正的人”，也就大大缩小了其赖以生存的广阔土地，而越来越走向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