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生态文明问题，所以当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一方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指引前进的伟大旗帜，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之时，也就是说，把建设生态文明鲜明地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上之时，感到无比的振奋。正因为如此，当重庆出版社和我的同事俞吾金教授约请我以“生态文明”为题，写一本小册子，作为学习中共“十七”大精神的心得，我欣然接受。
这本小册子虽然只有区区五六万文字，但却反映了本人多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七”大以来对生态问题的思考。
为什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高层领导在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时，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建设生态文明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怎么样通过揭示这种内在联系来充分认识在当下的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这是我首先所思考的问题。我发现，不论我从哪个角度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生态文明总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这两个方面都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生态文明的标准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把“科学发展”作为基本发展战略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不是一种“黑色”发展，而是一种“绿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基本历史任务的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它的主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把以人为本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这就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眼于通过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一旦提上议事日程以后，就有一个如何具体实施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建设生态文明我们究竟应当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这也是我所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应当一听到要建设生态文明，就停止我们的现代化的脚步，为了享受前工业文明的那种低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放弃现代化的成果；我们也不应当把建设生态文明只是视为将来要做的事，执意按传统现代化的途径走下去，完全不顾及传统现代化对生态文明的破坏；我们更不应当像一些发达工业国家那样，把现代化所造成的破坏自然环境等种种负面效应“转移”“转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去，让他人为我们承受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我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建设生态文明唯一可以选择的战略是推行“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把工业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走绿色工业化和绿色城市化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建设与环境保护双赢。这是一条前人和世人从来也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中国人民必须把它走通。
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我们面前有许多难题要解决，有许多障碍要突破。那么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究竟存在着哪些难题和障碍？这些难题和障碍究竟如何加以克服和排除？这又是我所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对待资本？现代化建设离不开资本，但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我们对资本不能一味地利用，还要限制资本、超越资本，把资本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惜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对待科技？现代化需要由科技来支撑，但科技又常常被作为破坏生态环境的工具而起作用，我们必须不仅要发展科学技术，还要驾驭、监督科学技术，从而使科学技术最大程度地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有益工具和强大手段。第三个难题是如何组织生产？在实施现代化的过程中，扩大和发展生产是硬道理，但由于我们所实施的是“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所以我们对待生产，不仅要扩大，更要着眼于改变和调节，从而使生产真正能达到既为满足人的真实需要服务又为满足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服务之目的。第四个难题是如何组织消费？现代化需要由消费来拉动，但无止境的消费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后果也有目共睹，所以我们不仅要刺激消费，用扩大消费来促使经济的发展，而且更要引导消费，让消费不至于突破生态容量的底线。
本人主要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近年又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上。我经常被“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那些鞭辟入里、切中时弊的论述所折服。那么，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究竟如何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获取有益的启示？这一问题也常常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首先，我们不能把建设生态文明仅仅看做一个资金问题、技术问题、项目问题，或者说仅仅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问题，而应当像“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善于透过人与自然的冲突去分析和解决人与人的冲突，着眼于通过不断地改革我们的社会制度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的一切不完善之处，来解决生态问题。其次，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应当像“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充分认识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牢记保护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万分珍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第三，我们应当像“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把建设生态文明与创建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结合在一起，在创建人的新的存在方式这种崇高的境界下从事生态文明建设。最后，我们应当像“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使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通过确立生态意识来推进人们对保护自然的责任意识。
在写作本书前夕，《晋阳学刊》编辑刘景钊先生以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金瑶梅女士就“生态文明”问题访谈了本人。这次访谈的内容与本书的主题非常吻合，而且其中许多观点为本书正文所没有包含。我认为有必要将这次访谈录附于书后，作为本书正文内容的一个补充。
本书的写作从动笔到完稿大概只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而且在这两个星期的时间中我也没有竭尽全力，因为还做了许多无法推托的事。因此这一小册子实在是一本“急就书”。我深知充满着思想不成熟之处，表达不确切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同行的许多研究成果，在这里除了做出说明外，还向这些同行致谢。
最后，还想在这里“暴露”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打算：如果这一小册子问世以后，能吸引一些读者的眼球，其中的观点能引起一些议论和争论，并向本人提出批评建议，那么我将吸取大家的批评和建议，在这一基础上围绕着生态文明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写出一部能反映我新思考、新水平的著作。
我还要做出交代的是，倘若这一部新的《生态文明论》我真的能写出来的话，那么我还将交给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不是因为写这一小册子我才与他们熟悉的，我与他们有着很深的交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被他们聘为顾问和上海地区的特约组稿人。在写作这本小册子的过程中，我愉快地回忆起了这段历史，特别是回忆起了在我的“穿针引线”下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先生数次出席他们在上海召开的新书发布会和出版座谈会，与他们进行热切的交谈，并高度赞扬他们工作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