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面前日益深重的生态危机、自然危机？它们究竟是如何造成的？这是当今研究生态文明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不像其他的研究者停留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层面，就人与自然的冲突来谈论人与自然的冲突，而是透过人与自然矛盾来揭露人与人的矛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升到人与人关系的层面来分析研究。正是这一点，会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在生态保护问题上，从表面上看问题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一般的人都认为，之所以出现生态危机、自然危机，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相处的理念和方式出了偏差。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认为，问题是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而根子还是在于人与人关系的层面。人与自然相处的理念和方式的偏差，是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偏差，或者说是由社会制度方面的偏差所决定的。这里且以三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生态危机的根源的分析加以说明。
高兹就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问题的根源追溯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生态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和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他具体分析说，每一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业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把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高兹：《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South End出版社，波士顿，1980年版，第5页。。他具体地分析说：“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高兹：《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McGill-Gueen大学出版社，波士顿，1980年版，第5页。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贯彻这一“生产逻辑”怎么不会去破坏自然呢？高兹有时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之间的对立说成是“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对立。而他所说的“经济理性”就是“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的，把由于劳动手段的改进所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尽一切可能加以利用，让其生产出更多的额外价值”的资本主义理性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2页。。他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就要贯彻经济理性一天，而贯彻经济理性就必然要破坏生态环境。在他看来，离开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来观察生态问题是永远不得要领的。
莱易斯指出，控制自然与控制人这两方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表面上看，当代文明社会中问题出在控制自然上，可实际上还是出在控制人上。他说：“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莱易斯：《自然的控制》，灯塔出版社，1974年版，“序言”。参见中译本《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莱易斯高度肯定****海默把人类历史的三个特征即对自然的控制、对人的控制和社会冲突联结在一起。社会冲突是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的联结因素。他说：“由于企图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斗争愈演愈烈，从局部地区扩展到全球范围。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开始经历一种特殊的冲突即普遍的全世界范围的冲突；一些远离权力中心地方的显然很小的事件都以它们对全球利益平衡的可能的影响来解释。地球似乎成了人类进行巨大自我竞技的舞台，人们为了实行对自然力的有力控制而投入了激烈的纷争。这似乎确证了黑格尔的历史是一个杀人场这句格言的真理性。”莱易斯：《自然的控制》，McGill-Gueen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剧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控制。加剧了的斗争使人与人更加拼命地彼此反对。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对自然的技术控制通过操纵需求转化为对人的控制。他说：“由于陷入社会冲突，技术构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在一起的手段。”莱易斯：《自然的控制》，McGill-Gueen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莱易斯在这里要求不但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且要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视为社会冲突，在社会冲突的背景下来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
福斯特提出，当今威胁着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造成的。他认为，不能笼统地说存在着人与生态之间的对立，实际存在的是生态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而且资本主义和生态之间的对立并不仅是在某些枝节上的对立，而是各自作为一个整体相互对立。他把自己的一部著作直接取名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就是为了表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导致环境和生态问题出现的根源之所在。他不同意“环境经济学”家把生态退化说成是市场的失职，说成是由于市场没有把环境当做一个要素纳入它的自我调节的体系中所带来的，也不赞同“技术资本主义”者提出的借助于新的技术在扩充经济的同时又能阻止环境退化。在他看来，这两种观点的要害是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溯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都回避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谈论生态问题。例如，在他看来，把二氧化碳排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看成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燃料效率问题就是错误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资本积累的冲动推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沿着最大限度地发展汽车工业这条路子走下去，把它作为生产利润的最有效的方式”J.B.福斯特：《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他这样说道：“资本主义制度希望借助于自然资本化来解决环境的办法是断然行不通的。关键在于，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本身。”J.B.福斯特：《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福斯特概括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四条反生态法则，即“事物之间仅存的永恒关系就是金钱关系”；“只要不再次进入资本循环，事物走向何处则是无所谓的”；“凡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懂得的便是最好的”；“自然的施予便是财产所有者的免费礼品”。第一条法则的“反生态性”在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像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都可以归结为金钱关系，这种金钱关系异化了自然界中事物之间的固有的关系，使自然界变得支离破碎。第二条法则的“反生态性”表现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经济生产并不是一个循环系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只注意到生产能否带来利润，从而它不会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把生产的废物按照生态律纳入循环利用之中，而是贯穿着这样一根直线：从资源地到废物堆。第三条法则的“反生态性”体现在用市场规则统领一切社会和自然规律，不仅社会成了市场赚钱的手段而且自然也成了市场赚钱的手段，例如食物就成了赚取利润的手段，从而食物的包装、运输、贮藏优先于食物的营养价值。第四条法则的“反生态性”便在于资本主义在占有自然资源和能源时根本不会把“生态成本”列入“经济计算”的范围之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说，自然的资源和能源都是免费的午餐，但作为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高一级的“经理”的自然界却把此记在心头：你吃了免费午餐得付出代价，这就是环境和生态的恶化。
上述三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通过揭示生态危机、环境恶化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来说明生态问题往往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可实际上是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我们这里出现的生态问题不能直接说这都是由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说与生态文明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但这并不等于说，“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种“透过人与自然的冲突去分析和解决人与人的冲突”这一面对生态问题的基本思路对我们没有启发，在我们这里不适用。关键在于，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与生态文明像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存在着根本对立，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制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尽善尽美，与生态文明是完全协调的，事实上，我们的许多生态问题与我们的制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完善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当从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吸取启示，不是仅从技术等层面而是善于从制度和人际关系的层面去分析我们中国的生态问题，着眼于通过不断地改革我们的社会制度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的一切不完善之处，来解决生态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像“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善于透过人与自然的冲突去分析和解决人与人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