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望族谢族，不仅在关系东晋存亡的淝水大战中建功立业，在对大族的政策上，也是审时度势，同王导一致。如《续晋阳秋》中记载的谢安德量：
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中，外御强氐，按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言：不宜礼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加动人情，乃答之云卿所忧，在于客耳！然不尔，何以为京都？”言者有惭色。
望族的名声，可以说得自二者而日盛：一是左右政权的望族，依靠自己建功立业，从而日益声誉卓着；二是对其他望族的团结，合作，精诚所至，相得益彰。社会上形成了对望族尊重、崇敬的风气。
当然，名望不仅仅因功业而着，还在于自身形象的塑造，即美德与善行。今日之客家人，以郡望自矜，讲的正是祖上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正的是自身的行为，因此，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而当日，谢族的名望，除功业外，更着重于美德懿行。例如，在淝水大战捷报传来之际，对于这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谢安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小儿辈大破贼。”其神色，竟与平时无异。说实话，这场战争的胜负，事关晋室存亡与谢族在晋室的地位，在谢安是该比任何人都更在乎的。他如此轻描淡写，却是为显示自己的大家气度，以期在公众场合，表现出独有的人格魅力。
事例还有很多，但都只在说明，以郡望自矜，不仅仅是借老祖宗门庭之光，而在于或取决于自身对国家，对民族的重要贡献以及自身的高度气质修养。正是在郡望与国家民族利益密切相联的前提下，客家人的以郡望自矜，就更具有一种悲壮的色彩，不可简单地加以否定了。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以郡望自矜，更不是二世祖或败家子产生的依据--毕竟，客家人这一传统，并不曾。也不可能去制造二世祖或败家子。因为，他们已沦落为布衣，需要的不是祖上的荫庇，事实上也得不到这一荫庇，而是奋发图强，从零开始。因此，以郡望自矜，应是通过对后辈的激励，以创造出比前辈更辉煌的业绩来定义，而决不是躺在子虚乌有的祖宗业绩上坐吃山空还洋洋得意。
据史学家考证，中国的门第观念，则是发端于六朝，而在后世，产生的弊端更是比比皆是，尤其在婚姻爱情方面，极大地毒害了我们这个民族。所以，周一良先生认为六朝门阀制度之下，最为人所重视者为‘婚’与‘宦’。”所谓门当户对，便是把婚姻视为政治行为，所以，哪还谈得上爱情呢？而门第观念，又极大地强化了封建的等级制度，这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也就不赘述了。
如何把中国传统的门第观念与客家人的以郡望自矜，审慎地加以区别，正确地认识其间的异同，看来是不无必要的。平心而论，客家人的以郡望自矜，也有其负面的影响，亦源自于门第观念之中，尤其是那些已经重新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同仍在奋斗的相比，其负面影响较之正面更大。
这，自然需要拉响警钟。
不过，对于这篇文章来说，我们的目的只在于，借“以郡望自矜”这一传统，来论证客家人为何在禀性、价值取向上，会与魏晋南北朝人那么息息相通--
客家人这一文化观念，正是在那被抛离故园时最后“定格”的。从而带有那个朝代“以郡望自矜”的烙印--包括其正面的建功立业、美德懿行，以及负面的等级、门第思想在内。而不是发展到后来，尸余下后者而失去了前者。步出120人的客家名贤馆，对于今！天来说，我们该得到的是更大的激励，更有力的鞭策，而不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这，该是对“以郡望自矜”的积极诠释。
客家人有光辉的过去，也应有更辉煌的未来，他们将无愧于为民族为国家创立过赫赫功绩、在个人品行上建树有卓越典范的先辈--这，也该是对“以郡望自矜”的惟一回报！
高情与才藻
客家人热情如火，自由放达的天性，在人们来说，是一望而知的，这也是客家人区别于被儒家文化约束，每每善于抑制自己感情、显得太理智化了的一般汉族人的重要特征之一。尤其在南方，当物欲与商业化使得人际关系日趋淡漠之际，他们的这一特征就更为明显了。只要一步入客家人地区，你便会感觉到浓烈的热情如火一般裹住了你，无论是在城镇，还是边远的山乡，都是这样。哪怕你平时不会喝酒，而在席上，在他们热情、豪爽的劝饮下，你都不得不喝上一盅……当然，这不仅仅表现在宴席上。平日，有什么难题，他们都会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他们重感情，重义气，鄙薄那种斤斤计较的所为。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惜赔上身家性命，情义之重，是无可替代的。
尤其是今日，客籍人士爱国爱乡之情，更是举目皆是，捐建学堂教舍，资修道路桥梁……踊跃而至，争先恐后，令人感慨万千。至于夫妻之间、邻里之间、乡亲之间以及朋友之间，那种浓情，亦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了。这里也就不一一加以描述了。
这种热情，仿佛是源自于历史的深处，无边无际，无所不在……
的确，仔细探究，你也就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正是这历史深处迸发出的热情，一直被覆到了今天的客家人。就如宗白华所说的，“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曹魏正始之后，对人的评价--其时称之为“人物品藻”，则已把个性、从属以至牺牲于名教的传统观念全然抛弃，从而把人的主体个性及相关的情感和才能置于第一位。这一来，对个性和自我的强调，使得人生价值的观念产生了逆转。
而个性与自我的强调，莫过于让自己情感不受约束，无遮无碍地得到释放。因此，时人主戎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不啻是个性自由的大声呐喊。《世说新语·品藻》中说：
孙兴公（绰），许立度（询）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而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二重“高情”与“才藻”，正是当日魏晋人追求个性的重要表现，二者均不为其他的不足所影响。汉代，由于独尊儒术，其礼法束缚了人的思想与个性，扼杀了人的真挚情感，把人变成矫情伪性的假道学君子。而“高情”则一反其矫情伪性，把情放在人物评价的最高位置，可以说是对礼教的有力回击。
宗白华认为，“晋人艺术境界造诣之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远，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他们无论是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对于爱，等等，无不如此。
例如，荀粲与妻子感情笃深，冬日，妻高烧不退，他便跑到院子当中去冻冷自己的身子，回来用身子给妻子降温。妻子重疾不治而逝，他也很快追随而去。当日，应不至于连退烧之法都没有，他这么做，显然是出自于对妻子的痴情。
《世说新语·伤逝》中说，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着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看出何扬州充满了对美的哀惋之情。而桓子野每闻清歌，总叹“奈何”，谢安听说后，赞道：“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顾彦先平生好琴，他死了之后，家人把琴置于灵床上，张季鹰去哭丧，悲恸到了极点，竟上灵床，演奏出平日顾彦先的曲子。数曲后抚琴问广顾彦先颇复赏此否？”又大哭，竟不问候孝子便出去了。
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时人以情为重，别的也就不在乎了。做人做得痛快，就是不要压抑自己的真情，归朴返真，才是他们真心向往的。
称情直往
宗白华在追述这些晋人故事时，认为：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
于是乎，王蒙登上茅山，大声恸哭：“琅讶王伯舆（蒙字），终当为情死！”
于是乎，王右军被罢官，遂去游名山，泛沧海，叹道我卒当以乐死！”
于是乎，刘伶、荀粲、阮籍等人，一任自己的情感一泻无遗，乃至放浪形骸，无视社会的舆论，只要体味到自由便行。这些，业已炙脍人口了。
至于夫妻关系，更是超于汉代的“夫为妻纲”，以亲密的情感取代了冷冰冰的礼法。如王安丰妻子常称丈夫为“卿”，安丰提出异议，认为这是礼法所不容，妻子却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如此充满激情，一下子便化解了王安丰的矫饰了。什么礼法，此时也丢到了爪哇国了。
因此，西晋束皙，向往的逸民生活竟是：“妇皆卿夫，子呼父字。”
没有一点儒家名教观念的束缚。
这种”称情直往”，以亲密的情感来打破传统伦理形式的精神，迄今，不仍在客家民系中承传下来么？
汉魏六朝，其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都充满了生命意识，追求真情实感，从而使我国的文学艺术思想，产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变。过去，文学只能按儒家正统的观念，成为“言志”与“载道”的工具。到了六朝，由于个性的解放，真情得到自由表露，文学作品中充满了激情，而众多的文学论者，包括《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都高度重视文学艺术中的情感体验，如陆机在《文赋》中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魏晋文人，一意追求的是情注于诗。如孙楚的爱妻病故后，他不仅专心守丧，还作悼亡诗，诗为：“时迈不停，日月电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痛感，中心若抽”他把此诗给王济看。王济大为感动，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偭之重。”从而指出了文与情的密切关系。
而后的客家文人，无一不沿袭这一“情”的轨迹，开创着中国文学的新路。其中，最典型的有宋湘，以及其后的黄遵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