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登辉在“宪政改革”问题上推出的最初方案看，他基本上延续了蒋经国的政策，仍企图通过加强“民意机构”的“民主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间政治参与要求，还可将其作为维系“法统”的最后据点，以维持“宪政体制”的完整。这种对畸形政治结构所作的小修补仍无法缓和其弊端所引发的诸种矛盾。在此情况下，1989年4月，国民党中央原则决定修订“宪法临时条款”，“总统”、“副总统”任期回归“宪法”。1990年4月27日，李登辉首次就“宪政改革”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宣称：“‘宪法’代表‘中华民国’精神之所在，绝不能作大变动，只能小幅修订”。他认为，“‘宪法’本文不宜动，可修改‘临时条款’，并改变一个形式，列在‘宪法’本文之后，或为‘宪法’的附加条款”。其后，李登辉宣称两年内完成“宪政改革”。李登辉的具体构想是：“宪政改革”分两阶段进行：首先由1991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临时会负责一阶段的“宪法”必要条文增修工作，订定第二届“中央民意代表”产生的法源，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后于1991年年底选出第二二届“国民大会代表”，完成整个“宪法”条文的修订工作。
为了进一步推进“宪政改革”，1991年4月30日，李登辉决定并宣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同时宣称1991年是关键年，“宪政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还称：“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我们将视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我们称它为“大陆当局”或“中共当局”。
将李登辉后一阶段“宪政改革”的构想与做法同蒋经国构想作一比较，不难看出，李登辉的做法已经突破了蒋经国不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框架，使“宪政改革”开始有了质的变化。据笔者分析，这有客观的因素，又有其主观的因素。
第一，就其客观因素而言：随着政治转型涉及到决策领域，带有强人统治色彩的“临时条款”必遭非议。加之1990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在即，“国大”第一审查委员会通过延长“增额国代”任期，“国大”每年集会一次等两项扩权决议，更引发了全岛的抗争浪潮。数千名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前静坐、绝食，提出“解散国大”、“召开国是会议”、“废除临时条款”、“订出民主改革时间表”等四项政治要求，得到社会各界广泛支持。民进党推波助澜，要求当局“全面实行宪政改革”。此一局面使台湾“宪政危机”空前加剧。李登辉当选“总统”后，立即借助民意宣布召开“国是会议”，废止“临时条款”、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两年内完成“宪政改革”。很显然，李登辉在“宪政改革”方案上比蒋经国步子迈得更大更快。
第二，就其主观而言，李登辉认为：台湾“经过40多年的动员戡乱时期，积累了许多宪政体制问题”。“如果不彻底解决，对政党政治的建立及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产生很大的阻碍”。因此，惟有健全“宪政”体制，才能促进“政治民主化”与“政治稳定”。
其四，在对待“台独”与党外势力及本土化政策方面，纵容“台独”势力，激化省籍矛盾与“统”、“独”矛盾。
在对待“台独”问题上，他一方面宣称“任何分裂‘国土’的主张，均是全民的公敌，为民族大义所不容，为‘国家法令’所不许，必将遭到全体‘国人’的唾弃”。并多次表示对“台独”活动要“依法严惩”；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对策划“台独”的人姑息纵容，不但特赦“台独叛乱犯”，邀请一批海外著名的“台独”分子回台参加“国是会议”，并不断与“台独”倾向明显的民进党头面人物进行接触、对话，寻求支持。尤其在李登辉就任“总统”以来，正是李登辉对“台独”活动的姑息与纵容，致使岛内“台独”势力猖獗，“统”、“独”斗争白热化，给中国统一投下了新的阴影。
将李登辉执政后对党外势力的政策同蒋经国时期政策作一比较，可以看到：李登辉与蒋经国相同之处是都主张与党外势力进行政治沟通，不同之处在于李比蒋在沟通的主观要求与层次上更迫切。关于此点可从下列事实中得到说明。
1988年1月30日，李登辉继任“总统”后不久就在“总统府”接见了以国民党籍“立委”黄主文为团长、民进党籍“立委”黄煌雄为副团长的“立委赴美访问团”成员。对于李登辉此举，岛内舆论称：蒋氏父子当“总统”时，从未接见过任何一位反对派人士，而李氏当“总统”才半个月，即以“总统”身份接见民进党成员，具有不凡的意义。2月3日，李登辉在中央党部召集负责与党外势力沟通的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许胜发时强调：“今后应继续加强与民进党沟通，表达执政党推行‘民主宪政’的诚意。”他还宣称：“执政党与在野党派以促进和谐安定的原则从事意见沟通，是既定的政策。”一周之后，国民党首次以党对党形式同民进党展开沟通，双方派出正式代表进行会谈。2月22日，李登辉在就任“总统”后的首次记者会上答复记者称：中国国民党非常愿意进行沟通，“沟通是本人认为处理政治问题最好的办法”，所以今后只能加强。
国民党十三大后，李登辉加快了与党外势力沟通的步伐。首先指令有关人士向反对党表示，可以吸收他们“入阁”。其后又令国民党中央秘长书宋楚瑜分批会见民进党等14个在野党领：油。1989年1月，台湾“人民团体组织法”通过之后，国民党率先提出以平等姿态进行政党登记。同年12月23日，李登辉首次以“元首”身份在“总统府”约见6位民进党籍“国大代表”。翌年4月，李登辉还亲自会晤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并邀请民进党参与“国是会议”。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李登辉比蒋经国更重视与反对党的沟通，且逐渐提升了沟通的对象与层次，沟通议题已由个案协调升至政策协调，沟通目的由化解冲突转向建立共识与合作，沟通方式也由间接传话发展至无中介人的直接对话。对于台湾不断出现的街头事件，李登辉公然要警察改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态度，随之出现了五二。血案等。
李登辉之所以对党外势力采取“打拉结合”、“以拉为主”的两面政策，其原因在于缓解政治危机。自台湾当局1988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与开放“党禁”以来，党外势力迅速膨胀，截止：2000年3月，台湾在野党已达90个。当国民党在无法也不可能拥有绝对性支配力量的情况下，“它势必要寻求和这些力量妥协”。实际上是通过开放部分权力分享与决策参与，换取反对党对国民党执政的认同与支持。加之李登辉的“台人治台”战略考虑与同党内反对派斗争的需要，他势必从党外及民意中寻求支持，甚至不惜与党外势力联手。李登辉此一做法的结果，为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走上执政地位创造了条件。
李登辉一直否认蒋经国有本土化政策，但在他的做法上，却一直有本土化的影子。蒋经国实行本土化政策中心之点是基于台湾经济的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参政要求，化解省籍矛盾。他也曾提出“我是中国人，但我也是台湾人”。他搞本土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大陆人为主轴，台湾人为辅”。李登辉主政后，与蒋的原则正好相反：“以台湾人为主轴，大陆人为辅”。李的做法使本土化政策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其“台人治台”与培植亲信。其结果，蒋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省籍矛盾，而李登辉的做法则加剧了省籍矛盾与党争，使“统”、“独”之争白热化。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一直以蒋经国传人相标榜的李登辉在执政的12年间，在祖国统一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已经完全背叛了蒋经国的路线，走上了“台独”的不归之路，最后落得了身败名裂的下场。历史是公正的，谁逆历史潮流而动，谁都将会被历史所抛弃。
各派抢山头
随着李登辉登场，台湾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不见减缓，反趋尖锐，进入90年代之后，高层内争又呈白热化状态。此一局面不仅牵动台湾各种政治势力以关注，而且使国民党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综观90年代初台湾政坛国民党高层内争，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 、第一回合：选举正、副“总统”之争。
1990年3月，台湾举行一届八次“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总统”。围绕着这次“总统”大选，国民党高层爆发了退台40年来空前未有的激烈内争，并形成了以拥李(登辉)还是反李的所谓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此次国民党高层争斗，从表面上看是从国民党十三届临时全会推选正、副“总统”候选人开始，实则早在国民党十三大上就有表现。
国民党十三大召开时，部分资深党籍“国代”从其未来权力分配、自身利益和对蒋氏家族的感情出发，试图联署推举蒋纬国出任国民党中央副主席，以制约李登辉的权力。此举失败之后，便将最后一搏的目光投向了1990年3月的“总统”大选上。
1990年2月11日，国民党召开十三届临时中央全会，以推选正、副“总统”人选在会前已获解决，1月31日，国民党中常会从维护党内团结和巩固领导中心出发，一致签名拥护李登辉竟选连任“总统”。“副总统”人选看好的主要有林洋港、李焕、蒋纬国。从省籍平衡角度出发，林洋港入选的可能性不大，李焕与蒋纬国则占有优势地位。但在临全会上，李登辉竟出人意料地提李元簇为“副总统”候选人。李元簇是何许人也?
李元簇是湖南平江县人，生于1923年，曾当过记者，做过检察官。随国民党退台后，曾任过台湾“高等法院”的推事、“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副处长、处长。1958年留学联邦德国，1963年获波恩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由德返台后，历任《中央日报》主笔、政大教授、“国防部”顾问兼“法规司司长”等职。1973年出任政大校长，后任“教育部长”兼任“救国团主任”、“司法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88年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李登辉之所以选中李元簇，并不是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像当年蒋介石选严家淦、蒋经国选李登辉一样，李元簇没有派系，不争权，对李登辉绝不会构成夺权危机。李登辉提名他做副手，既可以摒阻蒋纬国、李焕等人进入核心的困扰，又可在未来6年任期内无后顾之忧。正因为如此，李登辉才说“我早在‘行政院政务委员’任内，就相当了解李：元簇的为人处事态度”，说他是很了不起的人，最欣赏这种人。李登辉这种出人意料的做法，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弹，会上对推举正、副“总统”候选人是以起立方式还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发生严重分歧，形成了以李登辉、宋楚瑜为首的拥李派(即主流派)和以林洋港、李焕、蒋纬国、郝柏村为首的反李派(即非主流派)。
会后，以滕杰为首的资深“国代”对李登辉在临全会的做法和改革措施不满，坚持联署提名林洋港、蒋纬国为另一组正、副“总统”候选人。2月28日正式宣布此一联署决定，并成立了竟选总部。林、蒋二人表示“候选不竟选”。李焕对林、蒋此举也表示支持，宣称“候选并不涉及违纪问题”。李登辉面对非主流派强大的竟选冲击波和反对党咄咄逼人的竟选攻势，一方面用各种手段拉拢李焕人马，争取军系代表；另一方面，又央请谢东闵、陈立夫、蒋彦士等8位国民党元老重臣出面调停，以息党争。尽管8位元老不断许诺，但调停仍未奏效，林、蒋2人仍坚持“候选不竟选”。直到3月10日一届八次“国民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林、蒋2人才在元老们各个击破政策下无可奈何地放弃竟选。
此番选举“总统”、“副总统”之争，虽以主流派获胜而告终，但却更加深了党内原有的矛盾，引发了空前激烈的内争。
）第二回合：围绕人事权之争。
1989年年底台湾地方选举之后，国民党内部为此次大选惨遭失败而互相攻击、指责。李登辉和宋楚瑜出于反对李焕和推卸选举失败责任的需要，在“新人新政”和“加速党务革新”的旗号下，首先将矛头对准李焕过去把持的党务系统，实行大清洗、大换血，素有“超级战将”之称的国民党组工会主任关中被逐出中央党部，其后又有36名高级党工被调动职务。取而代之的均是李登辉的亲信或主流派人士。其中有些人对党务工作知之甚少，却被任命为组工会主任，“职业外交家”出掌海工会主任。很显然，李登辉此举意在将非主流派从党务系统赶尽杀绝，彻底摧毁李焕在党务系统的根基，为下一步踢开李焕做准备。同时还可达到弃关中保宋楚瑜的目的。非主流派对李登辉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立法院长”梁肃戎公开要求宋楚瑜辞职。
其后，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争斗的第二波表现在新“内阁”的人选上。首先在“阁揆”人选上，李登辉为打击、分化非主流派，踢开李焕让郝柏村“组阁”。踢开李焕是意料中事，因为一山二虎相斗已久，让李焕“组阁”本是被迫，加之李焕处处掣肘李登辉，在非主流派中地位举足轻重。让郝柏村“组阁”则显现出李登辉颇具用心。
郝柏村是江苏盐城人，1919年出生，后投效军旅，被保送至黄埔军校第十二期炮科，曾入陆军指挥参谋大学、三军联合大学、三军大学战争学院将官班受训，并曾赴美国陆军炮科高级班研究、陆军参谋大学留学。这些学历基础证明郝是个具备现代军事观：念的军事将领，并获有“儒将”之称。郝除了有显赫的经历外，还是一个一步步从基层爬起的军人，他历任排长、连长、炮兵指挥官、参谋总教官、侍卫长、军团司令、“国防部”作战次长、“陆军”副总司令、“副总参谋长”兼执行官、“陆军总司令”，最终升到军令系统的负责人——“参谋总长”。蒋氏父子在世时，郝深得二人的赏识，蒋介石曾在八二三炮战中颁他军中最高的“虎”字荣誉旗。蒋经国在位时，他步步升高，成为军中头号人物，且党羽遍布军中。此次李登辉让郝“组阁”，一方面难免有军人干政之嫌，另一方面郝也是非主流派核心人物(本来在李登辉继“统”之初，郝表示效忠。后因“经国号”战机试飞失误使李登辉颜面丢尽，导致李、郝两人交恶。李欲削兵权调其出任“国防部长”，这种明升暗降的手法使郝由拥李变为反李。李原欲彻底解除郝的权力，但郝盘踞军中顶层逾10年，羽翼密布，业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权力集团。除非对这整个阶层作大幅度整理，否则郝的地位难以摇撼，李登辉既然不能拔除只好利用之)。让郝柏村“组阁”可收一石三鸟之效，一可利用非主流派的“军事强人”郝柏村，平息李焕等非主流派人士对“阁揆”人选的争夺，进而分化瓦解非主流派；二可使郝退役，乘机从郝手中夺回军权，并逐渐消除其在军中的影响；三可利用他反“台独”反共特点来减少指责李登辉政权的“独台”倾向，并可利用郝来对付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