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台湾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力量交互影响的动荡、多变时期。如果国民党当局不顺应“社会变迁和民心潮流”，继续坚持“军事戒严制”与独裁统治，势必进一步激化国民党当局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剧台湾政局的动荡。也正是从缓解国民党当局与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出发，蒋经国才告诫国民党员：“现在民众的知识一天比一天高，要求也一天比一天多”，因此我们要“一切以民众的利益为第一，事事不忘民众，时时服务民众”。他在召见中央正、副秘书长谈话时指出：面对社会情势的变迁，我们必须在工作方法上求新求变。
对于党外势力的崛起与摩擦，他主张用沟通的方式加以解决。
十信弊案
蒋经国推展“政治革新运动”除了民众参政意识升高因素外，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弊端与恶性事件的接连发生，则是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的内在原因。
自国民党退守台湾至1987年7月“解除戒严”之前，台湾的政治体制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军事戒严体制”独裁统治，在“戒严体制”下，广大台湾民众的言论、集会、罢工、结社、游行等各项权利被剥夺殆尽。加之国民党一党专制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具有独占性与排他性，这种体制所引发的种种弊端必然导致党外势力与民众对国民党专制体制不满的事件。诸如60年代初的雷震案，70年代末的中坜事件与《美丽岛》案；80年代更是多事之年，在政坛有震动内外的14名无党籍“省议员”集体辞职抗议事件和15名无党籍“省议员”集体退席抗议事件等。随着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各级官吏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大为滋生。有原高雄市长杨金虎营私舞弊案，更有蒋经国表兄弟王正谊贪污公款案。继江南命案之后，台岛又发生了波及千家万户的十信弊案。此一案件使岛内信心危机加剧，“疏离感日渐加深”。就连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也纷纷发表见解，要求蒋经国改变僵化、保守的政策。因十信弊案是导发蒋经国下定决心进行“政治革新”的导火索之一，故笔者对此案作些交待。
十信是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简称，原名“台北信用组合”。1910年由日本人发起创立。台湾光复后，由台北市政府接管。1951年改名为“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该社除总社机构外，有17家分社，拥有10万社员，存款额高达170亿台币，它是台湾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信用合作社。
提到十信，人们自然想到台湾的蔡氏家族。蔡家最初不过是一个菜贩子，后来因经营酱油生产业而发迹。蔡家将经营范围扩展到百货、建材、制药、贸易等方面。由于蔡万春经营有方，1957年被选为十信理事会主席。从此，他先后共任十信理事达15年(5届)之久。蔡万春任职期间曾到日本访问，发现日本金融、保险及信托业大赚其钱。回台后立即成立了国泰产物保险、国泰人寿保险、国泰建设及国泰塑胶等企业。此时，蔡将其他三部门交其三兄弟分营。“四分天下”的结果是各业均有很大发展，尤以蔡万春的人寿保险获利最高。60年代初，蔡家已成“国泰王国”。70年代，蔡家新一代企业家开始崭露头角。新一代的特点是：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有些还是留学海外的专才。经此辈的经营，国泰企业进入大力扩张阶段。1977年，蔡万春中风卧病不起，将家族企业转交其弟及儿子管理。此间蔡家企业运用大量资金收购兼并其他企业，引起外界抨击。后台湾有关当局对于蔡家挪用大量资金案全面查账，发现十信、国泰企业放款作业有弊端，家族各企业之间有不正常资金往来，当局不得不对蔡家予以警告与罚款。然而，蔡万春之子蔡长洲出任十信理事会主席期间，更是利用亲信、员工加入十信之机贷巨款供其关系企业运用。据“财政部”调查，仅十信的不正常放款，1982年就达232亿。1983年蔡长洲当上“立法委员”之后，此种放款更是变本加厉。
1985年初，台湾“中央银行”根据最高当局指示，对十信实行专案检查，发现十信违规放款严重，库存现金减少，准备采取行动。谁知风声走漏，从1月中旬起，十信便有计划地大量放款给蔡长洲个人经营的国塑企业，套走资金38亿元。2月9日，“财政部”勒令十信停业3天，理由是“报告书表及账册等记载不实，业务经营不善，不良放款继续增加，放款总余款(154亿台币)占存款总余款(151亿)之比率高达102％，显示已无支付能力，继续营业有困难”。“财政部”负责人原以为对十信的停业处分，不会对社会有多大冲击。但对十信处分一宣布，引起社会轰动。从11日开始，十信发生前所未有的挤兑风潮，当日上午10时，31．5亿现钞告罄。与此同时，爆发了严重的跳票现象，而这些支票几乎全属十信理事会主席蔡长洲的关系企业——国泰集团所有。
十信弊案的扩大，迫使“财政部长”陆润康与“中央银行”协调，全力支援合作金库(下称“合库”)。合库提走15亿元支援十信，后又决定正式长期接管十信，并承诺保护存款人的权益，无限制地资助十信。此举立刻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认为合库拿民众的纳税钱，无限制地代弥十信亏空，将来若发生呆账，这笔巨款垫付势必转嫁给所有纳税人负担。
十信风暴很快席卷国塑。据调查，十信154亿放款中，除80亿是正常放款外，竟有70亿是不良放款，利用人头冒贷方式流入蔡长洲自己的企业所有。据蔡长洲收押后供称：国泰现在总负债约130亿，除70亿贷自十信外，40亿是透过职工存款所吸收的社会游资，另20亿是各银行合库的贷款。所以十信的挤兑风潮，对国塑各关系企业职工造成了两个直接结果，即70亿的债务人和40亿的债权人(合计近万人)。前者面f临合库讨债，有可能因钱债坐牢而忧心如焚；后者因积蓄可能尽付东流而痛心万分。两批债务债权人，在生计濒于绝境却又求助无门的情况下，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请愿，大书“国泰财团，敛财集团”等标语，致使蔡长洲经营的国塑企业面临停工破产的命运。最后，“经济部”决定接管十信。
国塑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十信随即卷入漩涡，经营国塑的蔡辰南只好忍痛求当局接管。由于弊案发生，假离婚案、夫妻财产分别登记案纷纷出现。也有债务人家属，因不堪巨额负债的压力而跳楼自杀。由于事态不断扩大，蒋经国得知此情后异常气愤，他在2月3日的高层首脑参加的军事会谈中强调：在经济方面反对垄断!反对特权!反对投机1 3月6日，蒋经国在主持“国安会”时严肃指出：“今年这一年当中，特别要整顿财务、金融和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政府”官员涉入十信弊案及财政官员的错误做法，蒋经国再一次强调“‘政府’官员一定要凭良心‘依法’办事”。
尽管蒋经国指出整顿财务、金融、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但十信弊案引发了“讨伐十信浪潮”。“立委”陈月瑛在“立法院”质询时声称：蒋经国应对最近发生的问题负责，应该辞职，并抨击国民党一党独裁，腐化堕落。在舆论的压力下，台湾情治部门先后逮捕十信主角蔡长洲及有关人员。同时，蒋经国批准“经济部长”徐立德辞去职务，8月份，又同意“财政部长”陆润康辞职。为应付受害者与社会舆论，蒋经国又指令收押4名财政小官员。1985年底，台湾当局终审十信弊案，宣判弊案主角蔡长洲有期徒刑12年(后因在狱期间患癌症死去)，另50多人分别被判处7个月至4年徒刑不等。
纷纷扬扬的十信弊案酿成的金融风暴虽已过去了，但造成这场风暴的风源在哪里呢?台湾“监察院”调查此案后称：是“上面因循敷衍，下面勾串舞弊”的结果。台湾一位社会学家分析说：蔡长洲之所以大胆以身“试法”，“缘于政治、经济、社会内部外部能制裁他的各种力量已经瘫痪”。这主要是由于蔡早就对当局党、政、经各界首脑施以小惠，拉大关系，借设宴送礼、安插职位等方式，与高级官员建立密切联系。例如：前“财政部长”、后出任“经济部长”的徐立德，常为蔡氏酒席上的座上宾；前“国防部总政战部副主任”肖政之，甚至被纳为国塑关系企业国玺彩印公司的负责人，受贿受禄，并直接参与了十信舞弊活动。另外，蔡长洲还活动前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及台北市党部主任关中，助其于1983年以国民党提名候选人身份，当选为“立法院”的“增额立委”，一跃而成为所谓的“民意代表”。其后，他又以“民意代表”身份进一步结纳权贵。据“司法部”调查发现，蔡每年用于官场的交际费高达2．9亿元。正因如此，在十信案发停业当天早上，竟还有几位“立委”打电话给“财政部长”陆润康，为蔡说情，要陆慎加考虑处理十信案的后果。
蔡氏家族除以金钱拉关系外，还利用众多子女搞姻亲裙带关系，庞大的家族势力，几乎延伸到台湾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十信弊案是继江南命案之后对国民党当局及蒋经国的又一次巨大冲击。据港报透露，“总统府资政”、前“行政院副院长”余井塘闻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大骂财政官员“误国”，结果俞愈说愈激动，突发脑溢血，当场昏迷后死亡。余井塘之死说明十信弊案对国民党当局者冲击之深。有人提出“行政院长”俞国华辞职，也有人说此案“导致台湾社会信心危机的加深”，就连《中央日报》也哀叹道：十信弊案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之大，使当局形象“受到莫可名状的损失”。有鉴于此，蒋经国也深深认识到：
“环境如此的艰难，整个世界局势如此的复杂，而在许多地方我们干部同志的表现又是如此的不积极、不振作，忘记革命的责任，遇事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计较个人升官发财”，只为自己计算。“如果以得失来衡量，的确是失多而得少”。蒋认为这是“‘政府’政治结构存在缺陷”所致。基于此认识，他要求国民党员“振作起来”，“放弃自私自利的观念”，加强组织整顿与民众间的联系，以新的做法，新的气象．革除以往的积习。否则，“将来的前途是很危险的”，“最后就会导致我们的失败”。
李亚频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