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虽擅长政治，但在其任内台湾经济实现腾飞，并使台湾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成为亚洲东部的发达地区之一，其指导经济建设的功劳不可没。蒋经国靠什么法宝取得了他父亲几十年都不曾创造的“经济奇迹”呢?
“台湾经验”
蒋经国突逝之后，台湾舆论盛赞蒋经国执政时期的两大政绩：“恢弘‘民主宪政’，创造‘经济奇迹’。”特别是对蒋经国的经济领导才能，各方推崇备至。郑竹园在纪念蒋经国的文章中称：
“38年来，台湾最大的成就，莫过于经济建设的成功，使台湾由一落后的农业地区，蜕变一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台湾经济……之持续成长，对外贸易的大幅上升，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却是经国先生出任‘行政院长’后才实现的。经国先生非经济专家，但具备英明领袖的特质，故能领导经济建设。”
台湾经济专家李国鼎也宣称蒋经国“创造举世闻名的台湾经济奇迹”。
据蒋经国自己在1985年11月11日答《读者文摘》巡回记者芮德时称：
台湾经济发展成功的基本原因是：
(1)“我们崇尚自由民主，坚守‘宪政’体制，‘政府’与人民相互信任，和谐团结，提供了民主而安定的政治环境”；
(2)“在计划性自由经济政策下，鼓励私人企业，激发人民勤劳的工作意愿，与企业家进取的创新精神”；
(3)“教育机会人人平等，实施普及而良好的教育制度，并致力科技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产力”；
(4)“贯彻均富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福利，提升生活品质，建立了公平而和谐的社会”。
后来，蒋经国将这四条称之为“台湾经验”。他还在多种场合大讲特讲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用“台湾经验”改变大陆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国民党要员李焕、俞国华秉承蒋经国旨意提出“经济登陆，政治反攻”。所谓“经济登陆”就是指“台湾经验”。蒋经国的继承人李登辉也学着蒋经国的腔调，大肆鼓吹用“台湾经验”推展大陆。在李氏字典中，“台湾经验”的内容为：
(1)“教育普及，使‘国家’建设不缺少管理人才，使社会建设不落后”；
(2)“‘政府’与民间都注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能在各行各业发挥他的能力”；
(3)“由于‘土地改革’成功，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噌加，奠定经济发展基础”；
(4)“‘政府’制定正确的策略，以农业为基础，促进工商业成长，工商业发达之后回报农业，使农村生活富裕安定”；
(5)“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并重，人人能够生活得既富足，又有尊严”。 李登辉还称： “充实台湾经验，使它更具有说服力，更能为全体中国人所接受，而作为未来整个中国建设发展的模式。”“我们将把这个台湾经验带返大陆，进而达成建立自由、民主、均富国家的最终目标。”
无论是蒋经国的宣示，还是李登辉的一再鼓吹，都表明他们希冀将“台湾经验”推展大陆，并以此作为反制邓小平倡导的“一国两制”的一张王牌，而且具有明显的“政治反攻”色彩。这是他们以攻为守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与当年蒋介石鼓吹的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长期统治，企图用“台湾模式”改变大陆社会制度。
应当承认，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的确给大陆经济发展以有价值的启示。依笔者之见，台湾经济之所以能在60—7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主要是因为：
其一，由于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具有一定的基础，为台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客观条件。
其二，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带走了大量黄金、工业设备和技术及管理人员。这些财富、资产与人才在台湾经济起飞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其三，美国的经济援助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筹码。据统计，从1951年到1968年间，台湾接受美国经援共计14．82亿美元。60年代中期美援停止后，又以贷款方式贷给台湾几十亿美元，对于美援在台湾经济中的作用，曾任“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的委员尹仲容称：
“美援的适时抵达，正如对垂危病人注射强心剂。”“假如没有这笔美援，仅凭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还不能达到目前的水准。换句话说，我们的成长率不是全凭我们经济内部的成长力量所产生的。”
何保山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一书中说：
“要是1950年美援尚未来到，就很难想像台湾如何能够摆脱严重的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动乱。．”
其四，有利的国际环境亦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发达国家在新技术日新月异的环境之下，将发展重点移向与高科技有关的新兴产业部门。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高工资与落后国家低工资的差别通过产品成本影响到商品的国际竟争能力，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向落后地区转移落后产业，以利用落后地区廉价劳动力创造廉价商品。台湾当局正是抓住了这种世界性经济结构大变动，注意吸收发达国家淘汰下来的落后产业，以使其经济纳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中去，寻找更大的市场。
其五，蒋介石与蒋经国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并采取了比较正确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观原因。国民党退台初期，为了制止通货膨胀，曾经大刀阔斧地改革币制、调整利率、改革土地制度及制定了“以稳定经济为先”、“农工均衡发展”、实施“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10年努力，终于使台湾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为60年代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进入60年代之后，蒋氏父子在军事失利、“反攻”无望的情形下，开始全力经营台湾的经济建设，制定了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出口导向经济战略，使台湾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并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条小龙。70年代，面对世界能源危机与金融危机，蒋经国决定继续贯彻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为解决交通等问题，蒋经国决定发展重化工业，实施十大建设与十二大建设。进入80年代之后，为了配合政治革新求生存路线的贯彻实施，蒋经国在经济上采取了科技导向新战略，制定了以稳定经济为主、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策略，使台湾经济在困境中取得了某些成效。
其六，台湾教育的普及也为经济起飞起到了巨大的杠杆作用。早在日据时代，台湾教育已有初步发展。但在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民族教育事业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发展的。当时的台湾社会还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结构，这种状况也不可能促使教育事业有较快的发展。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初，因政治上要求偏安台岛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人民的迫切要求，台湾当局又在普及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将“国民教育”延长为9年，并采取了限制高中、发展高级职业教育、大办专科教育学校的政策。随着台湾中等教育普及，劳动力素质大大提高，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作用：一方面使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就业增长率；另一方面使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率。总之，这一时期台湾教育与经济发展是逐步适应的。
以上6点是台湾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同时亦应看到，台湾经济虽有迅速发展，但其以加工出口为主体的岛型经济，其致命的弱点在于对外依赖性强，发展主控权操于外人之手，如遇世界性经济危机，台湾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极大的打击。这一点，对于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陆来说，也是需要从中吸取教训的。
“土地改革”
50年代初，台湾同大陆一样，均是以农业为主体。随着台湾“土地改革”的完成与经济起飞，台湾已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到70年代，工业生产总值已大大超过了农业生产总值，农业开始呈现出滑坡的趋势。具体表现为：
(1)农业生产率下降；
(2)粮食自给率下降，尤其是杂粮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3)农业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大为减少。
造成台湾农业滑坡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是：
(1)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与不断老化；
(2)农场面积小，人均耕地减少；
(3)农民收入偏低，以兼业收入维持生存；
(4)农产品价格偏低，农业生产成本偏高。
上述因素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农业不断衰退。
针对农业危机局面，蒋经国多次讲话，不断提出新的对策，以调动农民积极性，更大地发挥农业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1972年9月27日，蒋经国在台湾农业建设座谈会上指出：
“农业是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社会安定的基础。，’近年来岛内“工业成长快速，固然值得欣慰，但相对比较之下，农业生产利润微薄，农业成长弛缓，显示了农民所得偏低，实不容我们忽视；‘政府’为促进今后农业发展，加速农村建设”，特采取下列措施：
(1)废除肥料换谷制度；
(2)取消田赋附征教育费，以减轻农民负担； (3)放宽农贷条件，便利农村资金融通； (4)改革农产运销制度； (5)加强农村公共投资； (6)加速推广综合技术栽培； (7)倡设农业生产专业区； (8)加强农业试验研究与推广工作； (9)鼓励农村地区设立工厂。 蒋经国宣布的这9项措施，是融合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综合性计划，兼具经济、社会与政治建设等多元目标。最后，蒋经国提出：
加速农村建设是今后最重要优先的工作之一。同时提出要动员全岛各级机构和民众的力量，帮助推行这一新的运动，并使这一运动像以前“土地改革”一样的圆满成功。
在蒋经国看来，农民在体力和精神上的负担，比任何行业的人都沉重，每当农民插秧、收割时，他总要抽出一点时间，到各处去看看耕作的情形。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春节时，气候炎热如夏，使余担心中南部的幼苗可能发生虫患；而现在则又奇寒，早晚尤甚，恐受霜害。余不能为之释怀。数月后又是台风季节，奈何?余明知忧虑无补于事，但内心终有此种感觉。”
可见蒋经国对农民是十分关心的。李登辉后来在《百日追思感言》中记述了这样几句话：
“登辉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有关农业经济问题，经常要向‘院长，经国先生报告，首次提及肥料换谷办法取消后，仍有人建议恢复。经国先生当即坚决地说：‘以前的办法，实在对农民不方便，假如恢复，岂不是又要增加农民的不便。’他对农民发自内心的关切令人感动。”
1973年5月，在蒋经国主持下的“行政院”公布实施“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政策。该项政策规定：在市场谷价低于最低收购价格时，“政府”无限制收购，使稻谷不致因盛产而跌价。1974年，台湾当局设立粮食平准基金，在每年财政预算中编造1亿美元左右的基金，以稻谷成本加20％利润为依据订定保证价格收购农民的稻谷。设立粮食平准基金的目的是：鼓励生产，掌握粮源，避免粮食的匮乏；稳定粮价，以保障公民的收益。截至到1979年2月底，粮食平准基金实施5年多，其运用额度达新台币188亿余元，达到了鼓励生产、增加粮食的目的。蒋经国此举的负面效应是：各地粮库爆满，收购资金不足，后将上述政策改为余粮收购，1972年又改为计划收购，每公顷收购量为970公斤。实施限量收购之后，又出现了无法稳定的粮价问题。
1978年，蒋经国当选“总统”后，指示“行政院长”孙运璇，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同年10月，“行政院”通过了《加速改善偏远地区居民生活计划》，包括7项重点。并计划拨款2．6亿元，用以改善偏远地区的居民生活。其后，又陆续通过了《提高农民所得加强农村建设方案》，该案主要内容为：
(1)改善农业经营；
(2)提高农业生产力；
(3)加强产销联系，维护农产品合理价格；
(4)加强农业资源的规划与利用；
(5)加强农业试验研究；
(6)加强农村福利设施。
此案推行的结果，成效明显：据“行政院”主计处调查报告，台湾地区平均每户农家所得，自1979年15．7797万元，提高为21．9696万元，增加率达39．2％。
自1982年起，蒋经国又令“行政院”推展《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农民所得方案》和《改善农业结构提高农民所得方案》。总之，自1973年至1987年底，台湾当局用于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的经费将近1000亿元台币，平均每年农业产值增加150亿No
与此同时，蒋经国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又在台湾推展第二次“土地改革”。众所周知，国民党退台之初，为解决生机问题，被迫在台推展“土地改革运动”，实施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政策，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势力，促进了农业发展与工业经济的恢复，为台湾后来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将两次“土地改革”比较，可以看到：第一次“土改”的目的是对土地权进行重新分配，实施耕者有其田。而第二次“土改”的目的是解决农业经营管理问题，将土地化零为整，其实质是淡化小农经济，扶植农业资本主义。这一做法，一方面，使一部分小耕农放弃经营权而转为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使另一部分大农扩大耕地面积和经营规模，促进农业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为发展台湾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条件。台湾各界对第二次“土地改革”评论各异，有人撰文反对这次“土改”，认为此举是把农民连根拔起的离农措施，它彻底违背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事实也是如此，第二次“土改”并不能改变台湾小自耕农经济的实质，所以，它未能使处在滑坡状态的农业摆脱困境。
十大建设
70年代初，台湾遭遇到三次国际风暴的袭击：一次是1971年因美元贬值而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次是1972年国际谷物因前苏联农业歉收，在美国大量采购引发的谷物价格大波动；再一次是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
三次国际风暴使正处在发展中的台湾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一方面是物价飞涨。1972年底至1974年2月，消费价格竟上升了66．5％，整个70年代都处在物价的剧烈变动之中。另一方面外贸出现逆差。由于石油危机和世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6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对外贸易顺差转变为贸易逆差，到1974年贸易逆差已达13．27亿美元。再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增加。1974年经济增长率由1972年的13．31％降至1．12％。伴随经济不景气，大批企业倒闭或裁减人员，使失业率逐年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