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家古籍出版社，理应出版古籍图书，为何如此热衷地出版今人又是大汉奸周作人的书集呢？缘由是这家出版社的一位总编辑认为“周作人写的文章可算是达到了上乘标准”，“为我所爱”。于是，他亲自给周作人写信，此信内容不详，但我们从周作人的回信中，看到这样的话句：“得二十四日手书，承过褒甚愧，需要拙书写好寄上。”由此可见，这位总编辑对周作人加以过分的恭维，使周作人自己也感到有点惭愧了。这种恭维的目的就是要周作人自己的书。诚如上海一位学者在《知堂杂诗抄》外编后记中说的，这位总编辑是为了“还打算出版周作人所有的著作，包括诗词和集外文编，并热情约我参与其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子瑜与周作人交好。在五十年代末，周作人就把自己亲自编定的《知堂杂诗抄》全稿寄给了郑子瑜，委托他在海外接洽出版，郑原“拟交新加坡世界出版社印行，后因故未果”。后那位学者从中作红娘，在征得郑子瑜和这位总编辑同意之后，一本在新加坡都不愿意出版的《知堂杂诗抄》，在国内的这家古籍出版社就很快出版了，真是怪事一桩。“外编后记”中还说：《知堂杂诗抄》能“与读者见面，只有在国内的文艺政策更加宽松开放，双百方针真正开始实行的今天，才有可能，也只有遇到这样思想解放，注重文化积累，有魄力有远见的出版社，才有可能”。
将出版大汉奸周作人的作品，说是“文艺政策的更加宽松、开放，双百方针真正开始实行”的结果，这是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双百方针极大的曲解和污蔑；又说这是“注重文化积累”的表现，这也是对“文化积累”含义的歪曲。我们对大汉奸周作人没有双百方针可言，如果说出版大汉奸周作人的作品，就是文化积累，它就玷污了文化积累所包括的一切内涵，抹煞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精神，这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周作人热”这种不良社会现象，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遏止消除，使新闻出版这块战斗阵地纯洁化，真正掌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志的手里。否则，其危害之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一九九六年三月《出版参考》）
钟叔河认真纠错，季羡林诚恳认错
徐林正
不久前，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文中出错，知名学者钟叔河认真指出错误却没有嘲讽，季羡林诚恳认错却没有辩解，由此演绎出一段文坛佳话。十二月八日，季羡林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我弄错了。”
季羡林最近在某报发表《漫谈皇帝》一文云：“生长于高墙宫院之内，养于宫女宦贤之手，对外面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有的根本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因此才能产生陈叔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
钟叔河在十一月十七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陈叔宝和司马衷》一文云：“老百姓断了粮，却怪他们为什么不吃清蒸狮子头，的确荒唐可笑。……但笑话的主角却是司马衷而非陈叔宝。这两个皇帝的年纪相差多年，中间还隔了东晋、宋、齐、梁四朝代。”钟叔河还在文中指出：“写随笔不必查书，误记一二人名是难怪的。我自己在《记成都》文中，即曾把刘长卿的一首诗误为刘禹锡作。写这则小文，只是对陈叔宝、司马衷的事感到兴趣，借此谈上几句，凑凑热闹。”
这两位大学者皆颇具风度。但这段佳话的演绎却并不容易。谁都知道大学问家也会犯错误，但一犯错误往往会被好事者加以嘲弄，进而借此否定当事人的成就。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三湘都市报》）
“最早情书”留有作者名
马斗全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三期载钟叔河先生《一封两千年前的情书》，谈居延汉简中一枚十四字之简。这封颇具情味的“情书”，今日读来确实感人。但钟叔河先生以为该简无“落款”，故而只知信是写给春君的，不知写信的那位戍边者的名字。此说有误。
该简原件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考古语言研究所，无法一观，刊其照片的《流沙坠简》一书也不易见。“情书”的文字，钟叔河先生文中释为（加标点）：谨奉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
所据为著名书法家顾廷龙老先生所临件，故文前附有顾老法书的照片。但顾老所临分明为：
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
我想，顾廷龙老先生断不会临错的，钟先生文也未指出顾老所临有误。若顾老所临不误，那么开头三字不是“谨奉以”，而为“奉谨以”。如是，则“奉”字便非“奉致”之“奉”，而为写信者之名，其人姓某名奉。再则从文句看，“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简练而得当，自是古人口吻。“谨奉以琅玕一，致问春君”，“谨奉以”而“致问”，显然有些冗繁。从“信”中文字看，那位名奉的男士，文句简练而得当，说不准还是一位被埋没的文章高手。
钟叔河先生所以将“奉谨以”的“奉”字当作“奉致”的“奉”而释作“谨奉以”，许是受了周作人诗句的影响。钟文所引周作人之诗，首句为“琅玕珍重奉春君”。两处“奉”字用法不同，“奉春君”之“奉”，与简上“奉谨以”之“奉”，同字而异义，是此“奉”非彼“奉”。
琅玕，钟先生文释为用青色玉石雕琢而成的腰饰。古人饰物，多有以玉石雕成者，但这里玉石饰物未免贵重了些，戍边士卒罕有贵重饰物。据有关文献，似应释为美丽的石头。《尚书·禹贡》传曰：“琅玕，石而似玉。”《说文》：“琅玕，似珠者。”可见古之琅玕为似玉似珠的美石。那位兵士思念情人，欲将拣得的一块美石或玉石捎给她。这于戍守在绝域荒寒之地的兵士来说，倒是极可能的。
（二〇〇〇年四月五日《中华读书报》）
古文翻译“信”为先
左自鸣
《出版广角》从一九九九年下半年开始，开辟了“学其短”专栏，登载钟叔河先生翻译的古文。我对这个专栏特别感兴趣，每次一接到刘硕良先生惠寄的《出版广角》，最先研读的一栏就是“学其短”。“学其短”能引起我的强烈兴趣，首先是它的“短”，每读一则，费时不多，却总有所获。其二是我自幼酷爱古文，但从未系统研读。“学其短”涵盖面广，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各种文体均有所选。于我而言，颇能起到补课的作用。其三是在一些译文的后面还加了注解，有的直抒胸臆，但更多的是对史实、古制、典故、人物生平、名号、著述背景的诠释。例如：二〇〇一年第五期《上书九篇》对肉刑的注解：“肉刑分刺面、割鼻、断足、阉割、杀头五种。缇萦父淳于意汉文帝时犯法当刑。缇萦上书后，文帝诏令废除前三种肉刑。”又如一九九九年第九期在陆游的《闻鼙录》中对“三馆”的注释：“三馆，指广文、大学、律学三馆，为宋朝设立的中央教育机关。”又如同期顾炎武《日知录》一文，文后加注：“《论语·子张》：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因此，通过“学其短”这个专栏，读者不但可以提高古文修养，而且还可以对古代的风土人情、政治制度、历史事实有所了解。其四是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教翻译，虽然是汉英对译，但对古文翻译也很感兴趣。希望从钟先生的译文中有所借鉴。
范用先生在致钟叔河先生的信中建议将“学其短”集印成册，作为大中学生课外读物，以便纠正目前盛行的啰唆累赘、乱用新词的恶劣文风。读后颇有同感。但啰唆累赘仅仅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汉语表达能力差，说话写文章不得要领。这一方面与中小学教育一味强调升学率，忽视汉语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当今社会知识膨胀，年轻人追求新知识，忽略了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所造成的。因此，引导学生读点短小精悍的古文，对提高当代学生的汉语水平大有好处。
范用先生在致钟叔河先生的信中也提到，钟叔河先生的译文“非寻常之白译，也可以说是创作”。就翻译而论，“译旨”“译编”“译创”历来有之，在译文中抒发自己的想法，也有先例。此类译文，从不提供原著，并不希望读者拿它们作为学习翻译的范文。作为大中学生古今对照的读本，愚意以为译文应该尽量接近原文，把“信”放在第一位。
翻译有两种：一种是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另一种是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语内翻译指在同一种语言内部进行翻译，也就是把一种语言符号翻译成同一种语言中的其他符号（《中国翻译词典》P876）。把古汉语译为现代汉语就是一种语内翻译。语内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为了交际，而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遗产，传承古老的文明，研究古代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风俗习惯。语内翻译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语言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字还是那些字，但意思变了。古汉语的高度凝练也给今人造成了理解的困难。但“由于语内翻译是在同一语言的不同历史阶段之间或者在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之间进行的，因此，一般说来有较一致的内容、语言和文化基础，显得比较容易，也叫做改变说法（rewording）”（《中国翻译词典》P876）。而语际翻译则是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际，为了介绍外国的文化、风俗习惯，研究他们的政治制度、人文科学。但无论是语内翻译还是语际翻译，翻译的标准都是相同的，也就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字。由于语内翻译不牵涉到两种语言之间的互相转换，不必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词汇、句法结构之间进行转换，不必考虑由于思维方式不同、文化差异巨大在语言中的表现，也不必为纷繁复杂的习惯用语多动脑筋，因而更容易做到忠实于原文，也就是说译文的“信”度应该更高。基于这个观点，下面想谈谈我的看法。
一、关于古代官职、称呼的译法
在翻译外文的时候，涉及到西万的文化背景、成语典故，往往有个“归化”或“西化”的问题。所谓“归化”，就是用汉语中相应的成语典故去翻译西方的成语典故。例如用“一箭双雕”去翻译“One stone two birds”。“归化”的翻译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了上风。语内翻译是用现代语言表达古人的思想，不存在“归化”问题。但在使用现代语言表达古代事物时，要掌握分寸。古代官职、称谓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等级观念。其社会体制及政治制度与现代截然不同，其官衔也是截然不同的。古代各种官职的职能难以在现代官职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职能。因此把古代的官职翻译成现代的官职不但没有必要，反而违背常识，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例如：
1）“臣闻主4忧臣劳，主4辱臣死”（《上书九篇·范蠡为书辞勾践》2001.5）原译：“都说领导人着了急，下边就该努力，领导受侮辱，下边就该死。”
原译用“领导人”翻译“主”，愚意以为大谬不然。因为“领导人”和封建君主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君主是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威，是孤家寡人，独一无二，是任何人也不能取代的；而领导人一词是当代名词，所指广泛，只要有一官半职，相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就可以称为“领导”。在封建社会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领导人则并不具备这样的威慑力，也不符合当今社会的道德规范。原文这两句话反映了儒家学说的忠君思想，应该改译为：“君王有操心事，做臣子的就应该操劳，为主分忧；君王受了侮辱，做臣子的就应该毅然赴死。”才符合古代的道德规范。
2）“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八章·梁惠王下·八》2000.11）
原译：“臣民可以杀掉国家元首么？”
同样道理，国家元首虽然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但不能与封建社会的君王相提并论。在封建社会里，臣子弑君，大逆不道，千夫所指；而当代社会国家元首在政变中被部下枪杀的事，并不罕见，褒贬不一。社会背景不同，道德观念不同，不可张冠李戴。
3）“宋吴伯举守姑苏，蔡京一见大喜，入相首荐其材，三迁中书舍人。”（《两般秋雨记言》：《丧心语》1999.7）
原译：“……又连三次提拔，使他担任了政府的副秘书长。”且不说中书舍人相当于现代的什么职务，就是“政府”二字就值得商榷。究竟是哪一级的“政府”？乡政府？县政府？区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同期《诗傍门户》一文中原文“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申公间壁王阿奶之灵柩”，被翻译为“国民政府简任一级、行政院副院长申公馆门前炸油条的王娭毑之灵柩”。其实这篇文章意在贬抑趋炎附势的社会陋习，至于申公究竟是什么官，大可不必穷究。倒是“铭旌”一词，需要加几个字，读者才能知道“铭旌”究竟是什么东西。拟改译为：“当年在苏州，看见一家人出殡，灵柩前标志死者官衔和姓名的白布上写着‘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申公隔壁王阿奶的灵柩’。”
钟叔河先生以上的译法，恐怕低估了读者的理解能力和关注所在。因为当今世界上还有国王，还有君臣之分，至于古代的官职相当于现代什么职位，则没有必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实在要让读者知道，加个注解，说明相当于当代什么职务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