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想到，朱纯会先于钟老先生而去。二〇〇三年，我第一次在深圳见到钟老爷子。大侠在彩田路福青龙酒楼设局，宴请钟老和太太朱纯。朱纯身体健康，一头黑发，健谈又贤惠。她比钟老大三岁，但看起来年轻许多。当时钟老刚在长沙被摩托车撞过，腿脚还不甚灵便，眼睛也不灵光。他被朱纯搀扶着，走路缓慢。朱纯说，四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三个在长沙，每人又各生了一个外孙女。大的跟随父母在美国。如果他们老两口身体健康，将考虑到国外一游。那一晚，在座的还有一帮天涯网站“闲闲书话”的书友，香笛、苦口甘口、D4、邯郸学步集……大家都是爱书之人，得以亲见老前辈，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都不肯错失时机，携来了N多种钟老的书，请他签名。朱纯在旁帮忙，翻书页，递老花眼镜，帮着递话……她随和，开朗，很让大伙喜欢。
谁知回去不久，就听说，朱纯病了，乳腺癌。她是二〇〇四年十月下旬例行体检时发现的，马上住进了医院。后来看到朱纯的文章，才知道一直与钟叔河通信往来的杨绛先生知道了此事，便给钟叔河写信：“我还留有许多无用的钱，能帮助朱纯保持较好的生活质量……”朱纯说：“读到这里，我赶忙跳下病床，给她写了一封短信，感谢她的盛情，说明我是‘离休老干’，医药费全报销的，谢绝了她的好意，叮嘱家人赶快寄出。”此后，杨绛多次去信问候，并安慰“让你更能安心补养。女人是一家的主心骨，你心安，叔河先生也就心安了……”朱纯达观，坚强，积极配合治疗，还坚持写文章。就在她离世前的十天，她写的《老头挪书房》发表：“我常常笑他‘獭祭鱼’，写篇千字文，也要摊开好多书，这里查，那里对，‘抄都没有你这样不会抄的’……老头和我商量，要把客厅改成书房，我嘴上没反对，心里却想，‘你也七十多了，还劳神费力做什么。’但转念一想，他的父亲活到九十岁，母亲也八十多，肯定还活得几年十几年，便同意了。”文字朴实，调皮，也浸着深深爱意。她说得对，钟老活个十几年，没问题。可惜，“一家的主心骨”朱纯自己没坚持住，于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去世，过世前最后一句话是嘱钟叔河“晚上要早点睡”。
沉痛的钟叔河先生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没有击垮她，一九七〇年“****”也没有击垮她，倒是晚年的乳腺癌最后使她离去。
得到朱纯的首肯，客厅改成书房，于二〇〇六年完成，约三十平米见方，中间倒摆放台球桌。可以想象，坐在书房的钟老爷子心情如何。当时朱纯还在医院，与病魔斗争。书房的书桌上摆着一个纸盒，侧壁一角穿了根细铅丝，弯成圆环，正好固定一支短铅笔，旁边挨着血压计和小本子。“自己做的，每天量三次血压。”没有朱纯，钟老变得很乖，自己学会了记录血压和健康情况。朱纯去世后，钟叔河在《青灯集》的自序末尾写道：“朱纯啊，书和我会很快来到你身边的，你就好好休息吧。”
二〇〇九年，钟叔河又写道：“两年多了，我到现在还很难过。我判十年，关了九年才放出来。她带着三个小孩，还送了我母亲的终。我年轻的时候很调皮，很贪玩，不是一个好丈夫。坐牢出来倒是好些了，但是拖累了她。她为我付出的太多。我对她不起的事情也有，所以自责得很厉害。这两年我老得很快，我估计自己活不太久了。”这一年，钟老爷子七十八岁。人世间的事有时就这么残酷。
一晃就几年，我在书架上找到一本同心出版社出版的钟叔河、朱纯共同编辑的《过去的大学》，不禁唏嘘。
钟老最近一次来深圳，也是六年前了，二〇〇七年一月份，我们在福田新闻路姜威家聚会。那是一个微寒的下午，大侠在外，打电话让我带上一些钟老的书，到姜家集合。我找了一个布袋子，书架上能找到的书装了一兜。其中，有一九八五年版的硬书精装《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漫游随录·环球地球新录》。大伙啧啧称奇。因为此精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只印了一百套，送香港书展，途中丢失了五十套。我家的这一套属于散佚部落中的一员，大侠在一九九〇年于河北三十元购得。《走向世界丛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让钟老爷子声名鹊起，走到了出版界的前沿，该丛书自一九八〇年出版至一九八六年二月共出三十六种。钟叔河说，我前后大概浏览过三百多种。一九一一年前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载，收集到的有两百多种。原本计划出一百种，后来中间停下来了，现在则精力不济。十二卷张德彝的《随使德国记》还搁在他的书架上，待印。他说，张德彝八次出国，每次都留下一部翔实的见闻录，其中有详细记述赛金花跟长她三十三岁的洪钧在柏林万德海街近三年生活的见闻。“比许多有思想有文才的中国人的游记更有价值。”提笔签名时，钟老说，他自己也只存一套了。时隔二十二年后，二〇〇八年《走向世界丛书》才第一次重印，售价已从最初单本几元涨到全套一千二百元。与钟老当年“让读者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的出版理念已相距甚远，但这也不是钟老能把握的市场行为了。很多人都问他，当初为何想起编这套书。“起到一点帮助打开门窗又防止伤风感冒的作用吧。”
钱钟书先生特别看重这套丛书，是他建议将《走向世界丛书》前面钟叔河的导读结集出版，并且主动写序：“差不多四十年前，我想用英语写一本有关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史，曾涉猎叔河同志所讲的那一类书，当时它们已是冷门东西了。我的视野很小，只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瞻顾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杨绛后来跟钟叔河提及：“钟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也正因此，钟老与钱钟书杨绛伉俪结下了忘年友情。钱先生去世后，杨绛整理他的遗稿，任务繁重。钟老就不让朱纯写信打扰她。反而是朱纯生病了，杨绛不时写信来宽慰。
那次带去签名的书中，还有岳麓书社的周作人版本：《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夜读抄》《苦茶随笔》等，坊间俗称著名的“钟编本”，小既轻且薄，适合捧着读。钟老说，白话文里写得最好的，是周作人的文章； 文言文里，写得最好的是明朝的张岱。所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冒着风险，出了周氏集子，这在当时没有相当的魄力和勇气是做不到的。果不其然，当时就有“老同志”状告湖南出版“三种人”：周作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与钟叔河有关的就占两种。对于历次运动中当惯了“老运动员”的他来说，这都不算啥。一九五五年“反胡风”，他跟朱正、张志浩、俞润泉被整成“反革命小集团”，随后改为“反动小集团”，后来又改为“落后小集团”。《湖南日报》社“反右办”曾出过一本《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社会主义罪行》，其中有把他定为极右分子的《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强调****必然会限制民主自由，使人民不能享受更多的权利”；“政党的活动，主要应放在政治方面。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党的领导只要注意掌握一下政治方向就行了”……这些言论放在当下，也是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难怪当年有人正告钟叔河，《湖南日报》社哪怕只有一个“****”名额，铁定是他的。
就是这么一个“犟”人，在被下放到街道拉板车做苦力的那个年代，把信直接寄到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周启明先生收：“……二十余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各种著作，凡是能寻到的，无不用心地读，而且都爱不能释……我一直以为，先生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来中国读书人最难得有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后来他出版了各类周作人的作品，直到二〇〇九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凡十五卷、六百余万字出版，算是完成了一大心愿。“文归文，人归人”，钟老始终坚持和执行这个基本准则，绝不含糊。钟老的书名多处出现“念楼”二字，这是他的书斋名。他家在二十楼上，门首有“念楼”之匾额，“念楼”二字谐“廿楼”之音，集知堂墨迹而成。
那次饭聚，姜威做东。二〇〇〇年初大侠、姜威曾长途驱车到长沙看望钟叔河，钟老一定要到外边饭馆请饭，点了丰盛的一桌，十分好客，当时朱纯还相伴左右。时光流转，当年深圳饭桌上的人，已少了朱纯。钟老更想不到的是，聚会之后，如今又少了一个人——姜威。
作为老出版家，钟叔河编撰的出版物有着长长的名单：《走向世界丛书》《知堂书话》《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周作人文类编》《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凤凰丛书》《儿童杂事诗图笺释》《周作人散文全集》（十四卷）……而他的作品也有长长的名单：《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念楼集》《天窗》《钟叔河散文》《念楼学短》《学其短》《青灯集》……如今他每天坐在书桌前，看书，编书，写文章，像杨绛先生。但他说：“就怕现在没有人愿意这么费事地去读书了，那就是我最大的悲哀。”
记得第一次钟老见我，问，你去美国回来了？我回答，我没有去过美国。几年后再见面，他又问，噢，你去过美国。我又赶紧回答，不，我没有去过美国。老爷子喃喃自语，噢，是是，没去过。事隔几年，再见面，他这次说，你没有去过美国。我赶紧点头说，对对对，您记住了，记性真好。钟老直乐。不知下次钟老见我，是否还会问：你有没有去过美国？
我是百分之一百地愿意他继续问。然后，我还会回答，我们都在读书，每天读，读他写的书，读他编的书，各种各样的好书。
（二〇一四年一月《书人·书事》初版）
“毛边一党也堪夸”
沈文冲
钟叔河先生是我国当代一位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顶级专家与开创者，难怪从来不愿意替人写序的钱钟书先生，都主动破例为钟叔河先生的著作撰序，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钟叔河先生编校并逐一写了叙论的《走向世界丛书》的导言集。在最近的二十余年间，钟先生又全力倡导写短文，并且身体力行，出版了《学其短》《念楼学短》等多部相关著作，其所为与当下社会的时风时弊反其道而行之，其用心其深意不是一般善良的人们都能领悟的。或许钟先生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甚至是痛苦的，这正所谓“自古圣贤皆寂寞”吧！
说来也巧，最近十五年来，我所属意研究探讨的毛边书文化中，有关见诸于文字的中国人接触、裁读、评判西方毛边书的最早记录，正是在钟先生编校注释的曾纪泽著《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一书里发现的（即在一八八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出使英国日记中）。钟先生推崇周作人散文写作的文化价值，力排众议，主持并系统地编辑出版了周作人撰著的全部散文集子。其后，钟先生选编的两卷本《知堂书话》，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的“毛边党”“卷土重来”以后，最早出版的大部头精装毛边书。成都傅天斌创办的毛边书局，当年就曾销售过钟先生签名钤印的增订重编本《知堂书话》（上下卷）精装毛边书，我所收藏的钟先生最早的签名毛边书，就是由此而来。此后，在钟先生出版的多种著作中，也曾做过一些毛边书，再版本《书前书后》毛边书就是其中的一种。
自从一九九〇年初，我给钟叔河先生写第一封信请教问题并得到钟先生的回复赐教，迄今我与钟先生保持通信联系的持续时间，到我写这篇短文时，掐指算来，已经整整二十五周年了。多年前，我编撰的《毛边书情调》一书列入傅璇琮、徐雁主编的《书林清话文库》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刊行，书出后我曾给钟先生寄去了一部毛边本请他正编。不久，钟先生在回复我的信中，明确表示他也“喜欢毛边书”，只是慨叹当时的“长沙还没有人会做毛边书”。由此看来，对于鲁迅、周作人兄弟倡导的毛边书，钟先生不仅不反感，而且是颇有雅兴来玩味欣赏呢！果然，后来钟先生结集出版的多部文集也印制有毛边本。近闻钟先生修订重版的十卷本仿羊皮小十六开精装本《走向世界丛书》，也印造了十五套毛边本，这是国内至今屈指可数的几种多卷本大部头豪华精装毛边本之一，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毛边书品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