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4年，宁海废引改担，按担征税，以银元为本位。民国6年，宁海东乡近场区开征食盐轻税，销地以力洋、海头、古渡、赖家、胡陈、大湖、长街为限。民国10年，宁海南半县开放，定为自由贸易区，就场征税，任人运销。民国11年，宁海长亭秤放局成立后，直接征税放盐，税款解缴两浙盐务稽核分所。
民国5年，余姚秤放局设立于庵东，并下设支局6所，开始用司码秤秤放盐斤，征收一切盐税课及各税。
民初，宁波在盐税征收办法的改革中，既取得成功，又遭受挫折。在传统的盐税制度下，宁波的盐税收入是通过垄断运销来保证的，结果在政府当局的控制之外存在大量盐斤流动，盐税跑漏情况严重。据统计，民国2年，全国实收盐税总额共只有1904万余元，较之宣统三年实收的银1300两折银元1950万元左右，尚有不及。民初，推行就场征税制度后，堵塞了一些私盐泛滥的渠道，盐税混乱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历年盐税收入也有所增加。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的习惯势力对改革的阻力是根深蒂固的，盐税征收办法的改革又一波三折。如，由于盐税税源较为充裕和稳定，民初各地军阀为弥补战争加剧带来的财政亏空，解决地方财政困窘，各省地方势力纷纷截留盐税，宁波所在的浙江省也不例外。事实上，宁波盐税征收办法的改革也正是在这种新、旧势力的反复较量和曲折发展过程中，才得以向前推进的。
二、盐业税制
民国初期，盐税作为中国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地位仅次于关税，曾一度与关税共同抵偿外债。盐税作为一种消费税，理应由国家明定统一的税率。但“民二以前，税率紊乱，极不平均。此省与彼省互异，即一省之内，参差不齐，同一引课，有正课杂课之分，同一加价，复有旧案新案之别，课价之外，又有课厘杂捐等项名目。全国税目，多至七百余种”。为改变清末以来盐税混乱的局面，简并紊乱的税目与税率，均衡盐税税负，增加盐税收入，扩大政府财源，以缓解经济停滞、财源枯竭的压力，北洋政府于民国2年12月24日颁布了《盐税条例》，仿一条鞭法，删除所有各种杂税，把全国产、销盐各地区划分为南北两大区，规定两大区分期实行统一税率每百斤2.5元，在法定衡量未颁布以前，课税衡量以司马秤十六两八钱为一斤，百斤为一担，十六担合英权一吨。此时，包括宁波在内的第二区暂按原税率征收，从民国4年1月1日起，按每百斤2.5元标准统一征收。民国7年，北洋政府又颁布了《修正盐税条例》，将税率增为每百斤3元，但明确工业、渔业用盐不在此限。民初颁布的这些盐税法，虽内容还不够完整，如对纳税义务人和纳税环节并未明确规定，但较之清末盐税征收的无法可依，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往昔税率紊乱，税负畸轻畸重的状况有所改变，“已呈统一之象矣”。不过，从此后实施的情况来看，上述条例并未能得到切实执行。对此，时人本白在《整理盐法之两大方针》一文中就评论说：“行诸数年，划一之效未见，而支离矛盾迨尤甚焉。”
以两浙盐区为例，民国4年至5年，其食盐税率就有15级之多。具体到宁波，据《余姚六仓志》卷8·《盐法》记载，余姚场“自前清迄民国二年行一条鞭法，每年认捐钱五百千文，民国三年改为每担（合司码秤一百斤）六角，四年至七年三月底每担二元，七年四月起以原有巡费并入正税改为每担二元二角”。慈溪和镇海等县，民国3年由包课为引地，税率每50千克加至1元，民国8年增至1.5元。象山和南田等县，民国“3年5月，玉泉场改包税制为引岸制，定食盐每担税0.6元。玉泉场渔盐原系包课，年定4000元。至9年，每担渔盐税率0.2元。次年，象山、南田两县食盐税率每担增至1元，渔盐0.3元。后中央和地方附加税迭增，唯象山、南田属近场轻税区，地方附加税早免征”。宁海一县，其北半县，民国3年由包课改为引岸，税率每担加至1元，民国8年1月复加至1.5元，以后陆续加至2.85元，后因北半县重税引起私盛销疲，乃于民国20年11月报财政部批准改办轻税；其海游、悬渚、沙柳、缑城、黄坛、白峤等地，原定每担征税0.7元，民国7年3月加至0.8元，民国11年1月加至1元，其东乡近场区，仍行“老少盐”，向不征税，民国6年革除，始征轻税每担0.3元。截至民国12年，宁波盐税的税率是：余姚是2.2元；鄞县、奉化、慈溪、镇海是1.5元；宁海北半县、象山、宁海南半县是1元；大嵩、鸣鹤、清泉、穿山是0.5元；定海是0.2元；岱山征0.235元渔盐税。除此之外，宁波还征收有盐副产品税。如，余姚场产卤晶，民国10年，余姚场署呈准每担卤晶收税0.069元，正税项下拨0.02元为滨海小学补助费，民国12年增为0.12元，民国15年又增为0.14元。从上述盐税的征收情况来看，民初统一税率还是具文，只能将其悬为法定的目标。民国2年，时任盐务署顾问的英人丁恩曾前往各盐区调查，又发现沿海各盐场因地处偏僻，竟一直无管理人员驻居，所有盐场管理人员住所均距场甚远，事实上已无法进行有效管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盐税，除征收正税外，还征收附加税。民初，浙江征收的各项盐税附加名目繁多。民国13年，浙江为筹办西湖博览会，在杭州发行博览会定期债券200万元，以盐斤加价每年45万元为其担保。民国14年，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孙传芳为弥补历年财政亏欠，又发行善后公债300万元，并以筹备西湖博览会新增之盐斤加价拨充资金，此项加价名为善后加价，每担0.3元，唯宁绍台各地减征0.2元。民国15年，浙江总司令卢永祥发行整理旧欠公债360万元，其基金以盐斤加价每年83万元拨充，此项加价名为整理加价，每担征收0.6元，提还给商津贴0.1元，实收0.5元，唯宁绍台各地减收0.4元，提还给商0.066元，实收0.33元。在专商引岸时期，盐税之重，盐税附加之多，除上述以外，据经历者后来回忆，民初宁波盐区还有以下盐税附加：江西进口捐，即凡浙盐运销广信者，自1922年10月25日起征进口捐每担0.56元；整理加价，即自1926年4月28日起，每担征0.6元（0.1元津贴商人，实收0.5元），用以偿还浙江省公债第三、四期公债利息；江西商贩捐，即1926年7月9日起，每担征1.3元，8月25日起减为1.04元。
在专商引岸制度下，整个两浙行盐区域内又有纲地、引地、肩地、住地和厘地之分。以民国9年左右时的区分为依据，是时宁波区域内，鄞县、慈溪、奉化、镇海、定海5个县以及宁海的北半县属于引地，余姚属于住地，象山和宁海的南半县属于厘地。
三、盐税收入
在1913年前，“盐款收支，既无考核，又不统一。各省税课，例归中央稽核，但出入款项，报部者仅止十之二三，均系内销之款，其外销之款，并不报部。故全国税收，从未统计。提用盐款，听凭各省随意挪移，而盐务机关，率皆任意滥支，从无一定标准”。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盐税在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以前，中央政府岁入最多仅为一千三百万两，1912年全国盐税收入预算虽达七千五百万两，但据国务总理熊希龄民国2年10月27日致各省督军省长的通电来看，由民国成立起至该时止，各省解交盐税只有二百六十余万元，中央在盐税项下协助各省之款计洋一千四百万元，两项合计亦仅一千六百六十万元”。这是由于我国封建盐务管理制度积弊已久，再加上民国建立伊始政局十分混乱，使得盐务腐败发展至极端。
民初，在列强的直接干预下，为筹集军费和偿还外债，北洋政府通过盐务和盐税改革，建立起了一套征收、解交、稽核、支用盐税的新渠道，从组织上保证并加强了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外国银行团）对我国盐税征收开支过程的控制，从而使全国的盐税收入一度名义上全部集中于中央政府。1914年盐税收入为6800多万元，比清末最高年份（1300万两，约2000万元）增加近5000万元，比1912年增收近6000万元。此后，1915年、1916年分别为8000多万元和9290万元，每年约递增一千一二百万元。据统计，自1913年至1927年的14年间，征税“累计为九亿七千余万元。这些税款除每年开支10％～20％作为盐务经费外，用作偿还债赔各款的共计一亿七千三百余万元，其余五亿二千一百余万元拨还北京政府”。此外，各省对盐税的截留也在逐年增加，并逐渐成为地方军阀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1919年前缺少材料，1919年后每年截留1000万元，到1926年已达3740万元，占总收入的58％，1919年至1926年的7年中各省共截留盐税14934万元。盐税改革后，全国盐税收入的激增，一方面，是由于北洋政府加强了对盐税的管理，堵塞了偷税漏税的一些渠道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北洋政府以各种名目和手段提高税率，借以增加盐税收入。但由于民初的盐税改革措施并未得以切实贯彻执行，是时盐税仍存在巨额流失。有研究指出，“自1914年至1928年间，销盐量每年自3740万担至4869万担，可以估出每年流失的销盐量应在500万担至1400万担之谱，以当时平均税率从低按每担2元计算，被侵吞的盐税也在1000万元至2800万元左右”。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央财政，也给盐税的征收管理带来了隐患，扰乱了整个盐业市场。
民国3年，盐务稽核总、分所建立后，两浙盐税收入也在逐年增加。据有关资料显示，民国3年，两浙盐税收入为293.9万元，除少数年份外，此后民初盐税收入基本呈逐年增长之势，民国15年已达526万元，民国12年盐税年收入增长了约79％。
宁波盐区盐税收入自然也在相应增长。据民国22年出版的《中国盐政实录》记载，民国14年，宁波征收余姚酱盐税19999元、宁属引盐税141975元，民国15年，宁波征收余姚酱盐税21384元、宁属引盐税116460元。在引盐税减少的同时，酱盐税逐年增加。
民国11年，宁海长亭秤放局成立后，直接征税放盐，所征税款解缴两浙盐务稽核分所。其中，民国13年，征收盐税2036.1元，民国14年，征收盐税2562.9元，民国15年，征收盐税2110.8元。民初，长亭秤放局的盐税收入基本保持在2000元以上。
民国13年，鄞州大嵩征收肩盐税1440元，民国14年，征收肩盐税1121.5元，民国15年，征收肩盐税1518.6元。其所征收的肩盐税额虽呈上下波动之态，但总体是呈上升之势。
民初，岱山秤放局征收的渔盐税和酱盐税也迅速递增。其中，民国8年4至12月，征收盐税14200元，民国9年，征收盐税16350元，民国10年，征收盐税40880元，民国11年，征收盐税44297元，民国12年，征收盐税42746元，民国13年，征收盐税54507元，民国14年，征收盐税62982元，民国15年，征收盐税62004元。民国15年的盐税收入与民国9年的盐税收入相比，增长了约279.2％。
至于象山盐区的盐税收入，民国3年，年包课认额食盐税5400元、渔盐税4000元，民国9年，年征食盐税银元7960元、渔盐税369元，民国10年，年征食盐税银元7909元、渔盐税5151.1元、酱盐税81元，民国11年，年引课食盐税银元6081元、灶课折合1403.22元。其中，所征的食盐税和渔盐税，民国10年比民国9年增长了约56.8％。
民初，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各种名目征收的盐税，究其来源无外乎盐民、场商、运商或销商，其中以运商或销商为最多，但不论税款由谁来缴，最后负担无一例外都通过盐价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事实上，民初的盐税改革非但没有使人民的负担减轻，反而因税率的提高，以致盐价上涨，使得人民的负担较改革前更加沉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