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研究智慧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念问题。需要从思维意识、经济学理论和实际应用这几个方面，同时入手，运用东方古老的道德精髓和东方智慧来实现“中国模式”的差异性路径的传承、扬弃、吸收和并存，用东方智慧来研究探讨这个经济学里的新课题。
我们为祖国取得成绩而欢欣鼓舞，但我们更应为这种成就的持续而探索！
笔者的导师，北大行政管理学院院长阎雨教授曾告诉我们：“如今的微观经济学缺少人本或人文主义的思考特质。”
张维迎先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为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海恩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作序时曾指出：“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到底指什么呢？正如其本身所暗示的那样，它指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结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曾经作过适当的表述：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些现成的可以用于政策分析的结论。
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海恩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第四节开头这样描述：在18世纪的思想家当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也是最敏锐的人之一。
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并以此确立了“经济学之父”的声誉。
他并没有发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但是他比以前人更广泛地发展了这一思想，而且是他将其首次运用于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协作的综合分析。
中国某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反思》开头这样描述：最高的方法就是哲学思维，正是从哲学观出现，我们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必然是规范性质的，因为经济学的每一理论都体现了主体的认知，也即反映了提出和应用者的意识形态。然而，随着功利主义的盛行，“现代社会已经把哲学贬黜到完全无关紧要的地位”；以至当前的经济学界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经济学的方法问题，而只是热衷于如何套用西方最新出现的模型化工具或计量手段，或者就是拿些陈腐观点到处宣扬。特别是，在主流经济学界，广泛盛行的实证取向宁愿着眼于琐碎的材料堆砌，也不愿对极为重要的思维本身反思。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理论探索的根本目的是揭示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作用的因果机理，因而需要遵从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研究路线，也正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
听了先辈和导师的教诲，笔者就时常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去研究这个由不断更新的科技所带来的新经济现象，并符合我们所面对的新时代经济的整体发展需求和发展理想。
我们应该怎样去审视这个智慧时代的新经济现象？怎样去克服封建残余意识的影响而开展对它的研究呢？怎样才能跳出技术经济研究和已经存在的普通信息经济研究的框框，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新时代下的非现场经济现象，使它上升至“非现场经济学”呢？
北大阎雨教授在《中国管理C模型》介绍“C理论”时曾这样描述：成中英教授以《易经》为基础，以中国传统同等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注重管理功能与中华文化资源（尤其是哲学智慧与道德价值）的整合与组合，创造性地提出“C理论”。
“C理论”是体察中西文化的差异、东西社会组织的差异、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历史经验等的差异，并运用中国《易经》之哲学思想，而创新研究的学术成果。
前辈学者们已经从不同侧面在提示我们：对新经济现象的研究要从哲学层面开始。经济学层面的研究思维不是提供教条，而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智力工具、一种思维技巧，有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
因此，我们今天要探讨新信息经济现象，探讨的是智慧时代下的非现场经济，也同样不是为了得出真理或追究导出结果的正确与否。
而是，首先跳出的现实社会已经存在的各种资本理论的框框，回归到哲学层面，从思维的最基础面出发。
古人云：“术于外，道于内。”
人们在面对以资本为主导的工业经济社会的激烈竞争现实时，往往采取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努力，还是赶不上幸福感的提升。
我想：这是很多人一直未分清“道”与“术”的关联问题。
“我们不但一直在追求利益，还一直在追求创造利益的‘术’，包括科学的‘术’，却忽视了根本的‘道’。”
以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来讲，“道”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而“术”则是在某种原则或思想指导下的具体技能。
万事万物皆有其道，现实中的我们，为了形形色色的有形无形利益，一味地追求各种科学的或非科学的技能技巧，而忽视了其中根本的“道”。
笔者希望能在“道”（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特别是在东方古老哲学光芒的照耀下，引发大家对中国当今的智慧经济及其延伸现象的研究思维方式有所重视，从分析和研究非现场经济学这个不同的角度，对智慧经济的现状、未来和特征开展系列研讨。
第四节 信息经济与智慧经济的再认识
前面章节我们回归到了东方软智慧“道”的思考原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顺着这个原点来到当今的信息社会之中。
信息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研究的土壤，我们可以从信息经济学的普遍性原理探知，对应着来观察一下智慧经济，希望能从中领悟到些新信息经济的精髓，并发现些信息经济与智慧经济的差异点。
197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马克.波拉特（M.V.Porat）在美国商务部资助下完成了9卷巨著《信息经济：定义与测量》，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开始。
“信息经济”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中信息化和信息经济化的现象日益普遍的情况下，由一批富有开拓精神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信息学家提出并不断发展的新概念。（引述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桂学文《信息经济学讲授提纲》）
马克卢普与波拉特：国民经济是所有信息，从一个模式向另个模式转换有关的经济活动领域。
斯托尼尔《信息财富——简论后工业经济》曾这样阐述：将信息经济称之为后工业经济，并认为，后工业经济是制造业所雇用的人数及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大于农业而小于服务业的经济。这里的服务业是指由信息工作人员组成的知识情报服务。
保罗.霍肯《未来的经济》：信息经济是指减少产品和劳务中的物质消耗，提高其中的智能和信息比重的经济。或者说，信息经济是指依靠更多的知识和信息，生产出物质和能源消耗更少、质量更好、更耐用的产品的经济。
我国学者林德金《信息经济导论》认为：信息经济是关于信息价值、信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经济信息的收集、处理、贮存、控制以及信息在生产、科学、技术以及整个社会中任何有效合理地组织的新兴经济。我国学者葛伟民认为：信息经济概念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是理论性的，严格定义的信息经济只包括与信息生产、加工、处理和流通直接有关的经济活动，它是指这些活动的总合。
第二层是统计性的，根据统计工作的需要，可以将国民经济中的各部分各行业按产业的性质加以划分，这时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或信息业是同义语。
第三层次是日常用语性的，它受前两个层次“定义”的影响和习惯传统的影响。
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历史较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不多。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两条主线。
一是以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和马克.尤里.波拉特（Mac Uri Porat）为创始人的宏观信息经济学。
宏观信息经济学又称情报经济学、信息工业经济学。以研究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为主，是研究信息这一特殊商品的价值生产、流通和利用以及经济效益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是经济学的重要领域。
二是以斯蒂格勒和阿罗为最早研究者的西方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
微观信息经济学又被称为理论信息经济学，是从微观的角度入手，研究信息的成本和价格，并提出用不完全信息理论来修正传统的市场模型中信息完全和确知的假设。重点考察运用信息提高市场经济效益的种种机制。因为主要研究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如何制定合同、契约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问题，故又称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