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今的时代，其特征决定了这种组合一旦运用在商界，它将是站在众多制造业巨人的肩上，这是以智慧经济为工作中心的组合，是对抗信息不对称存在的有效方法之一，其立足点是智慧经济的共享体系，需要的是“组合率”。
记得笔者小时候学的一篇英文课文，上海江南造船厂因“独立自主”地建造了万吨轮“风庆号”，而名嚣一时。
可是，如果当今要制造一艘现代化的航空母舰，恐怕已不可能再由某家造船厂来“独立自主”地完成。它的主持者必须组合船舶制造元素、飞机制造元素、卫星通信元素、计算机元素、武器元素、核动力元素、建立在国际关系之上的补给元素和各种专门的人元素等。只有在各种元素的最佳组合，才能真正赋予一艘现代化航母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时隔40多年，上海江南造船厂未能驶出中国的航空母舰，却成为2010年的世博基地。
我们呼唤不是航空母舰，而是呼唤能创造出航母的“时代组合手”出现。
在科技发达、新产品繁多、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的今天，“时代组合手们”将运用智慧经济的智慧共享平台，结合非现场经济现象，有效地利用丰富的组合元素，不断地来进行最佳的组合。
这个“时代组合手”就一定是新时代里的真赢家。
正是这些“时代的组合手”营造的组合型企业或新商业组合模型，成就了智慧劳动的经济主导地位，推动了新游戏规则的自动修复，最终将造就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再飞跃”。
我们了解、掌握并遵循新时代的新特征，结合智慧劳动的新主导作用，重新选择和组合这些实际存在或即将出现的新组合元素，重新设计配比方案，寻找到一个以智慧经济为核心的新组合平衡。
这才是我们研究“非现场经济现象”的真正目的，是希望通过“非现场经济现象”的研究，找到“智慧劳动”壮大的真实推动力所在，以便使我们的组合率能尽快推动市场机制自动修复的新游戏规则的到来（包括社会财富分配的新规则）。
理论上讲，它可以促使中国经济再进入一个更高的良性互动循环之中去。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影响我们“智慧劳动”壮大的因素。
笔者认为目前影响这个因素的关键首先是思想因素，由于我们的多数还存在着的封建残留意识，我们的智慧劳动和智慧创新发展缓慢。
这种残留意识导致了相比于制造业的主动发展，我们智慧劳动的基础核心科技、流通服务和应用服务领域就显得相对地被动和滞后了。
“万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的思想境界，最后诞生了“轻商重文”的传统观念，进而又使得“轻商重文”的思维惯性衍生出了“无商不奸”和“轻商重实业”的残缺性市场经济观。
封建残留意识主要表现在潜意识的“轻商”观念和“官本位主义”的思维惯性，这种传统文化的内涵一直表现为“轻商重文”和“领地意识”。“领地意识”的传统观念，体现出了“官本位主义主”思潮。这种思维的惯性，在利益高涨的初级制造业市场环境里，造就了“屁股决定脑袋”和“急功近利”思想的泛滥。
中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现有社会的大量财力支配权仍旧掌握于制造业主们的手里（他们不能称为时代的组合率），资本和品牌的拥有者往往是直接从事制造业的业主，与研发和流通领域的接轨，仅仅停留在这些制造业的一个部门而已。
这种官本位主义主导下的“急功近利”和传统的“轻商观念”，加上“制造业主们掌握着大量财力支配权”的事实，使得中国企业家往往追求“高附加值成品”时，只注重成本的内化，将一些原本的市场交易内化了，创新、流通和服务成为整个经济格局中的配角局面。
注意：这里讲的内化与内部扩张是两回事，是指本该社会化交易的成本内化了，实质是交易的内化。
这从中国企业最常见的企业内部力量（财力、物力、人力）的配置情况就不难看出，不论是企业内部和还是中国整个经济格局仍以制造业为主角。
传统的商品流通和产品创新受到了全球化的严重挑战，这种挑战回过头来也势必将影响到我国制造业的再发展。
我们知道，过去和现在的多数制造业主们往往是通过扩大规模来增强竞争力，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降低成本，尽可能地提供高附加值成品给市场，正如MBA教程中所描述的那样。
劳动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单个生产者的生产活动不断地专业化，客观需要某种机制把生产者协调起来。
市场提供了一种协调机制，它通过价格把供求双方协调起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通过市场协调为最好，一部分可以通过企业内部的分工管理来协调。如各车间、各工段上的工人并不是把他们各自的零部件、半成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而是由经理和工段长来协调，这就是企业内部协调，即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权威和命令来协调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建立企业内部协调的原因是为了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市场的使用并不是免费的，需要市场信息、询价报价、讨价还价、验货收款等环节，这些都要发生费用，这样的费用称作交易费。为减少交易费用，就要把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将交易“内化”。交易内化需要监督管理，监督管理也发生费用，是“内化”的交易费用。我们可以不难看出：最为关键的研发环节和流通领域成为整个经济格局中的配角局面。由于传统轻商观念和制造业主们掌握着大量财力支配权的事实，使得中国企业家往往追求“高附加值成品”时，只注重成本的内化，将一些原本的市场交易内化了。
国际著名的品牌索尼由盛转衰，给了我们极其重要的启示：单靠品牌而研发能力下降的厂家，最终要被那些有销售能力和资金、但品牌实力弱的新兴厂家买走，或被后来的创新型企业赶下舞台（苹果崛起的事实），这就是制造业经历的兴衰之路。
而索尼在前任掌门人过渡之时期，忽视的正是创新储备和研发能力。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个大市场的创新活跃相比于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态势，还是落在了后头。
封建的“官本位主义”和潜意识的“轻商”，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即使成为世界工厂，而最为关键的流通领域和产品创新却还是落在了别人的后面，也许这种世界工厂现象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昙花一现罢了。
这在当今的中国经济格局调整和企业新组合时，我们该引以为戒了。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在部分制造业密集的区域内还是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就是生产过程中的许多产品，市场交易费用出现了比内部监督管理费用还小。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和重新审视一下“企业的组织规模将发展到市场交易费用正好等于企业内部监督管理费用”的现象了。
出现了市场交易费用比监督管理费用还小的现象，也就表明了存在着一些企业还不如出售看似零部件、半成品的产品到市场去，而成为产品的某道工序的专业制造商；另一些企业则不如在市场上直接采购零部件、半成品，最终完成产品的制造，进入成品市场。随着这种情形的发展加剧，也就逐步出现了各种专业的备件市场，促使了中国出现了基础产业链市场。
为“我们所要提倡的智慧组合型企业”的力量分配状况（当然这只是想说明问题，具体的数值要根据不同时段和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而设定）。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社会化营销是指智慧产品的直接应用。包含有形社会营销网络和无形营销网络，无形营销网络更是，而且智慧经济不是要替代传统制造业，而是去支撑传统的制造业，用低成本的共享型智慧平台去将不必要的“直接生产管理移植掉”。
这里，并不是放弃制造业或直接的生产管理，而是强化了共享智慧与社会分工的理念，通过智慧共享体系提升企业创新和将直接的生产管理移植给了众多的专业性很强的其他中间体型制造业。
智慧经济下的非现场经济，在智慧技术和智慧共享的推动下，在有形网络经济与无形网络经济形态中，这种交易内化成本的变化就表现得更突出了。
我们提倡的是站在创新产业链形成和智慧技术日益成熟的基石上，站在众多智慧劳动参与者巨人的肩上，依靠“智慧共享体系”，以及线上线下结合的各个网络体系，而建立的“智慧组合型”新企业。这些“新智慧组合型”企业家，才是我们时代的组合率，他们是借助智慧共享体系的重新组合，是将原本份额较小的“品质管理”、“社会化营销”、“研发储备”和“直接应用”转为占比加大。
这样的新组合体，再去充分运用非现场经济的提速工具，持续地保持综合实力和提升综合竞争力。也就是改变交易内化，促进基础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同时积极开展内部创新和内部扩张。
共享型的产业链与智慧共享平台，是智慧时代实现交易社会化和扩张内部化的基础，推动了智慧劳动的进一步发展，削弱了资本在传统经济的主导地位作用。
一旦我们失去了“产业供应链”和“智慧共享体系”，我们将不得不回到传统的商务模式，我们自己只能去做一名原始的制造业主或做一名纯粹的中间贸易商。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充分认识到我们实际存在的封建残余意识危害，在认清自己和周围的同时，尽快推进智慧经济的步伐。
“天底下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影响他人，就是提出他们的需要，并且让他们知道怎样去获得。”（卡耐基《人性的弱点》）。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分析，推进智慧经济步伐的关键措施，以便我们尝试着能找到怎样去获得需求。
第四节 新社会协作关系下的管理学
管理学是属于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科学管理理论创始人泰勒认为，管理是一门怎样建立目标，然后用最好的方法经过他人的努力来达到的艺术。
当社会发展到智慧经济时代，这种追求最佳效益的“最好的方法”也将随着新的社会协作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它必将与智慧时代的发展程度紧密相联。由于智慧时代下的典型现象是非现场经济现象，因此我们也就有了探讨“非现场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关系”的必要了。
一、非现场经济与公共管理
所谓管理，是指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是他人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
管理学也称系统管理学，涉及行为科学、系统工程、全面关系流、管理学等理论，其中决策论（Decision Theory）、博弈论（Game Theory）和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在社会经济与企业管理、军事战略等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
公共管理学是系统管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公共管理则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利与公共利益。
这种集体性的社会公共管理行为，随着信息时代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逐步集中到了对社会变革引导和社会协作的管理上来了，反映的是集体利益至上的总原则。
由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认识法律和政策的后果，从而避免制订出“事与愿意违”的公共政策；也有助于人们看清隐藏在“公共利益”背后的私利动机，从而减少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团俘虏的可能性。
因此，运用经济思维模式来指导公共管理行为，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必要了。
张维迎先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曾这样描述：什么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做任何事情都有成本的，我们只能在不同的选择中权衡。个人选择需要权衡，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制定也要权衡。公共政策必须建立在理性的人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否则，就会事与愿违，导致整个社会的损失。
计划经济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与个人理性不相容，所以一定失败。
为什么没有免费的午餐？因为人的行为基本上是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