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不要让资本自由化以及人民币汇率浮动。否则，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将被国外享受，而不是被中国人民享受。”2008年11月中旬，德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在北京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可以说非常高明，因为这些钱都投到了实体经济，这是真正有用的地方。“而保尔森的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恩道尔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性思维的经济学家，他的《石油战争》和《粮食危机》等著作在中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早在2007年他就指出，信用违约掉期将会引发美国金融海啸。2008年7月14日，本报曾刊登他的文章《下一场危机是信用违约掉期》。
日前，恩道尔通过电话、邮件和专访等多种形式，多次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阐述他对金融危机探源的思考。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终结
记者：英国首相布朗和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纷纷表示，他们寻求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呼吁“非常大、非常激进的变革”，您对此有何评论？
恩道尔：布朗最近对此做了很多表示。我认为，以一个新名称延续旧秩序是一个失败的企图——如果这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主要指固定汇率制，而指的是美元主导、英美控制下的秩序的话。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加拿大总理哈珀或许也会赞同，但是我认为，自从美国财政部在9月中旬坐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以来，这个世界已经永久性地远离了伦敦—纽约轴心和自由放任主义的主导。从这个意义上，这不是“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开始，而是“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
记者：怎样评价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崩溃以来的37年？
恩道尔：华盛顿单方面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是当前全球性危机的根源。这里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美国维持世界军事政治的主导权力，美国就可以无限制地扩张其公共债务。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因为害怕失去美国的核保护伞而为美国的公共赤字注资，华盛顿非常充分地利用了日本的资本。而浮动汇率制则造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有严重的冲击。浮动汇率制也有助于掠夺非洲、拉美的财富。在美国国内，自从尼克松以来，没有任何一种国内的货币机制能够遏制这种情势。
今天，美国经济已经抽干了其下层基础，放任其制造业衰败。而上层建筑则是失去控制的联邦债务，这是一个横在美国前面的不稳定的混合体。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重新评估，美国是否还是一个可靠的经济、政治盟友。
记者：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做何改变？需要坚持什么？
恩道尔：自从20世纪70年代保尔·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在美联储的压力下，美国金融市场就开始系统性地失去监管，金融全球化也开始加速。原有的“收益—风险”评估被放弃；有毒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开始扩散，直到最近的信用违约掉期交易。这种扩散传播了一个虚假的信念：大金融机构可以无风险地控制世界金融。
我已撰文说过，这是当前金融系统的根本缺陷。在2007年4月，我就预言美国的房地产抵押市场会导致美国出现像大萧条那样的金融崩溃。
我认为，更为公正的金融秩序应该是没有强迫性的规则。
记者：布朗首相说，世界最大的30家银行需要被一个“全球性监管者”监管。您认为这是否需要？
恩道尔：不，不需要。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这掩盖了当前问题的实质——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不受控制的风险。
记者：如果“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指美国主导地位，而是指某种更为固定的汇率和类似黄金的联系机制的话，当前的主要货币，比如欧元、英镑、日元应该如何转型？
恩道尔：我并没有认识到一个区别于“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我认为世界至少会暂时回归到地区性乃至国家性的银行系统，以避免过去20年来的金融全球化造成的影响。这样，如果管理得当，一个良好的国家监管体系会保证一个更为稳定的世界金融秩序。
记者：您认为，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机制是否需要改革？
恩道尔：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79年贷款给意大利之后就应该关闭了，因为这是最后一次它履行其应有的职责——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成员提供贷款援助。从那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开始名义上由欧洲领导，实际上由美国财政部支援，旨在重组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拉美和东欧的经济，以迫使这些经济体走向开放。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项“新职能”应该停止。
国际清算银行能扮演有用的积极角色，对金融系统的风险发出过若干有益的预警。不过，华盛顿将国际清算银行视为由欧洲保守的中央银行思想主导的机构，近年来无视国际清算银行对其金融创新的警告。总之，国际清算银行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记者：您一直忽视了对黄金的探讨，而黄金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中国目前只有600吨黄金储备，您认为这些足够应对将来的情况吗？
恩道尔：这个问题相当复杂，需要专门论述。简单讲，黄金在历史上是危机中信用度最强的储备。但是你的问题指出了当前黄金格局的核心缺陷：储备的极端不平衡和欧美对黄金的单方面控制。
“证券化革命”：危机的源头
记者：您是最早预测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分析人士之一。您认为，危机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
恩道尔：我们可以追溯到很远。现在这个自由放任的体系是1987年解除对华尔街的金融和银行业管制之后建立起来的。不过，最近的重要时刻是1999年，那年11月，美国国会投票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记者：《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只知道投行和商行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了。
恩道尔：简单地说，这个法案的撤销产生了一场“证券化革命”。证券化进程是现在金融海啸的核心所在，这场金融海啸正在摧毁美国的信用体系。该法案的撤销使得花旗银行这样的商业银行为资产抵押债券和债务抵押债券背书并从事交易，还能够设立所谓结构化的投资工具来买卖这些债券。
记者：可否简要回顾《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历程？
恩道尔：在大萧条时，根据美国国会的一项法案——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银行的存贷款业务与背书和股票与债券的买卖业务被分开了，后者被称为投资银行业务。这项法案通过时，美国的银行体系正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泡沫大爆发之后的分崩离析当中。推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美国国会一项极有先见之明的行动，它终结了纽约金融界在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中那些无法无天、大肆投机的行为。它促使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成立，为个人银行存款提供固定数额的担保，从而恢复了消费者的信心，结束了银行存款的恐慌性流失。
记者：我们可否追溯谁当时赞成撤销这一法案？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
恩道尔：提出撤销动议的是来自得克萨斯州参议院的格拉姆，他是金融市场极端自由的积极鼓吹者，主张放开政府对金融的任何监管。关于格拉姆，还有一件事情：2000年，他作为参议员，与其他四人一起支持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其中的一个条款后来被安然公司利用，在能源市场上大肆投机，不受监管，这成为了安然丑闻的关键原因，安然公司因此倒闭，这个条款也从此被称为“安然漏洞”。我在5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允许投资银行高盛操纵油价。高盛是现任美国财长保尔森的老东家。在今年夏天，高盛操纵油价达到每桶147美元，这绝对算得上是一笔横财。
另外，格林斯潘公开对此表示赞扬，称其为“金融领域的一场革命”。而我们要记得格林斯潘来自J·P·摩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立法时针对的就是摩根集团。1987年，格林斯潘刚刚离开J·P·摩根来到美联储上任，在对国会发表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就提出要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记者：在“证券化革命”中，哪些人、哪些事件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恩道尔：从1999年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到2006年出任美国财长为止，保尔森一直担任高盛的主席，他在格林斯潘发起的证券化革命中，是卷入最深的华尔街人士之一。据我一个熟悉高盛的朋友透露，在保尔森的领导下，高盛通过不断推出新产品来推动证券化革命。一位伦敦的银行家在一份没有公开报道的评论中表示：“保尔森确实应该为现在证券化的烂摊子负责，但是没人敢点明这一点，因为高盛的影响力太大了，就像过去的‘圣殿骑士’一样。”
危机中的保尔森
记者：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性事件是什么？
恩道尔：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是关键性一步。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对全世界都是重大打击——打击了银行业的信誉，市场的流动性突然枯竭，这些造成了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不清楚保尔森和他的朋友有没有考虑到，这次破产意味着必须拿出一个应对危机的方案。我们清楚的是，目前美国银行重组的一个受益方摩根大通银行，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落井下石。在雷曼兄弟公司于星期一宣布无力偿债之前的那个星期五，摩根大通暂停了一笔1900亿美元的交易，而这本可以挽救雷曼兄弟公司。
记者：抛开商业银行的“落井下石”不说，为什么美国政府会放任雷曼兄弟公司倒闭？
恩道尔：是，人们都在纳闷，9月中旬，保尔森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宣布，美国财政部将会令人震惊地出资850亿美元挽救美国国际集团。而此前一天，保尔森刚刚宣布美国政府不会出资，将坐视有150年历史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
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帮助美国国际集团，而不帮助雷曼兄弟公司？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表明，保尔森主持在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允许美国国际集团破产的风险问题。出席会议的活跃的华尔街银行家只有一位——布兰克费恩，他是保尔森的老东家高盛的主席。布兰克费恩后来声称，他出席这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公司的利益，而是要“保护整个金融体系”。他的声明值得怀疑，因为后来有消息称布兰克费恩的高盛是美国国际集团最大的交易伙伴，一旦美国国际集团破产，高盛将损失200亿美元。如果高盛和美国国际集团一起完蛋，据报道保尔森财长将会损失他所持有的7亿美元的高盛股票期权。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值得认真玩味了。
记者：如何看待保尔森的救市计划？
恩道尔：最初的保尔森计划是直接购买银行债券。我们知道，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鲁比尼指出，在最近每一次当银行陷入危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拯救金融体系时，对纳税人来说最经济的办法是像瑞典或芬兰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样，让政府对陷入困境的银行实行国有化，接管其管理权和资产，注入公共资本对其进行资本调整，使银行能够继续运营，向一般客户贷款。在瑞典的情况中，纳税人支付的总成本几乎为零。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像保尔森提议的那样做，去购买银行的垃圾债券，让他们从证券化的罪恶和大肆投机中安然脱身。我知道的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北欧金融危机的严肃的银行家们，都在挠着头想象保尔森的救市计划是何等愚蠢。这种由纳税人为华尔街买单的做法是这个妥协版的救市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做法将失败的结果分摊给公众，而将利润留到了银行家的腰包里。
但是，10月8日，就在保尔森计划被美国国会通过后没几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保尔森着了慌。英国现任首相、前财政大臣布朗面对英国银行业体系的土崩瓦解，在英格兰银行高层的建议下收回了他对银行国有化的反对意见，开始了紧急国有化的行动。他宣布，英国财政部将会投入500亿英镑（640亿欧元）购买英国政府认为最重要的8家英国银行的优先股。这场国有化行动并不完全，但却极其有效，还包括向冻结的银行间市场注入2600亿欧元以恢复流动性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