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筹备会议如期召开。会议由我主持，起初的几个事项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在发行价格和最后完成承销的时间两个问题上，我们和境外机构还是不能达成一致。而令我深感意外的是，在会议上带头发难的竟是头天晚上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我们说服大家的刘志民，他代表境外机构提出每股发行价最多260元人民币。而我们拟定的最后完成承销时间即年内做好全部承销准备工作、海外的圣诞长假后正式发行、1992年春节后上市交易，也遭到他的反对，他认为年内完成准备工作，特别是签署所有承销法律文件已不可能。他的理由是“要过圣诞了，境外人士这段时间的工作效率不高”。
我们心里清楚，圣诞只是借口。关键是这段时间境外资本市场形势不佳，他们想拖上点时间，想再观察一下，给自己留有余地。
在上述这两个问题上，大家僵持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底线，而刘志民他们也有他们的底牌，他们觉得离开了他们的协助，这次B股休想承销成功。
此时，对我来说，每僵持一分钟，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严峻！
从时间上来说，离年底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准备年内做好全部承销准备工作的计划本来就时间紧张，经不起拖延。同时，我们已经了解到深圳第一只外资股也在紧张准备着，还要时刻担心深圳走到我们的前面。
从协议条款上来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境外机构的条件都不是最佳选择。同意他们的条件，意味着违背对发行企业的承诺；不同意他们，就意味着这个承销团散伙。
经过仔细思考，我发现我们已经身陷困局，如果不兵行险着就无从“破局”。此时，我非常清楚绝对不能示弱，如果去求着刘志民只能越求越糟糕，反而会使这次发行彻底失败。因此，我拿出破釜沉舟的架势，给出了两个选择征求大家的意见：要么同意我们的意见，承销团继续工作下去；要么宣布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承销团成员之间难以达成一致，此次承销团解散，再重新组建承销团。而参加重新组建的承销团的机构必须承诺两点：第一，每股发行价420元人民币；第二，年内签订承销协议。承诺意见以书面形式于明天下午5点30分前通过传真送达我公司有效。
因为没人立即同意第一点，负责会议主持的我当场宣布现有承销团解散，重组承销团。
第二天一天，我都在等境外机构承诺意见书的传真。我表面镇静，但心中一直在打鼓，如果境外机构真的全部不参与重新组建承销团，那么这次承销势必流产。当时，上海市政府非常重视这次B股承销，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庄晓天亲自主抓这项工作，如果承销失败，那么这就不是我阚治东个人的问题，也不是申银证券公司的问题，而是上海市政府的脸面何存的问题。
我心中明白，刘志民与美林、巴林等一批欧美证券机构肯定已结下攻守同盟，他们在等着我的妥协。
能支撑着我顶住压力的原因是我还有一张刘志民等人不知道的底牌--瑞士银行。为了防止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们已多次与瑞士银行代表连中正洽谈，他认为我们提出的条件可以满足，但前提条件是让他们担任海外协调人。我们对瑞士银行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认为连中正的保证是有根据的。果然，下午5点30分之前传来了五份承诺书：瑞士银行金融亚洲有限公司、新鸿基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美国所罗门兄弟国际有限公司、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和上海海通证券公司。这样，上海第一个人民币特种股票承销团正式成立了。
这个出乎人们意料的承销团成员名单令海外媒体格外关注，有些香港媒体透出怡富、美林等一批著名证券机构被迫出局的原因。有一家香港报纸是这样报道的：“他们遇到了强硬的谈判对手，他来自工商银行。”当电真空公司B股成功发行后，怡富集团的高管数次来上海向上海市府和我们表示歉意，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怡富集团在此后的30多次B股承销之中没有任何作为；而由于刘志民的错误判断导致怡富丧失了在上海外资股中的领先地位，他在集团内变得无立足之地。
新的承销团成立后，为了确保承销成功，我要求所有参加承销团的成员对分销的份额作出承诺。此次承销总额为100万股，金额为4.2亿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大约折合6750万美元。当时，申银证券手中已掌握大量客户，再加上万国和海通证券公司的客户，我们自己可以推销20万股，约1500万美元，而剩下部分应由瑞士银行、香港新鸿基和美国所罗门兄弟分销。
在申银证券公司的会议室内签署承诺书的那天，瑞士银行的连中正先生很有大将风度，他说：“你们签，剩下的算我的。”香港新鸿基的代表邱小菲小姐此时则较为谨慎，承诺了500万美元。而号称自己是“口袋里装有2000万美金的个体户”的美国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宁志强则犹豫不决，在签字的时候他拿起笔又放下、踱几步之后又坐下做出准备签字的样子，如此反复很长时间没有下定决心。我故意激将，问他：“志强，怎么了？你不是2000万美元就在口袋里吗？”他最后总算下了决心，挥笔落下大名。
从签字时大家的态度我能感觉到，大家此时对第一只B股能否承销成功心中还是没底，都在担忧万一市场不好，就需要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美元买下这些分销份额。而刘志民等人在香港媒体上发表意见，表示对我们的第一只B股的前景不乐观，这加深了大家的犹疑心理。
第一只B股的承销协议具体条款的谈判也非常艰苦。境内境外都聘请了律师，具体谈判主要通过双方律师进行。我请了北京海闻的高西庆和何斐等做我们的律师。几年前我看到高西庆写了篇文章回忆这段经历，文中最后说到这笔业务阚治东只付了海闻10万元人民币，意思当然是阚治东很抠门。老实说，这钱确实给得很抠门，但是当年我们这么做也是出于谨慎。我们知道海外会计师和律师的收费是很高的，但是国内当年这方面与海外完全没有接轨，仅仅付给高西庆10万元，主要是怕人说三道四。为了第一只B股，高西庆他们的付出非常多，工作异常辛苦。高西庆和他的团队工作起来经常是通宵达旦，饿了就啃个馒头，困了就往地上一倒。他们的工作也干得很漂亮，对方的律师不得不服，几次问我们：“你们怎么把高西庆请到了？”因此，此后几年，申银证券主承销的B股，全部都是海闻律师事务所担当律师工作。当然，我们的付费也不再是最初那个水平了。
在就协议文本有关条款进行的谈判过程中，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就在协议正式签署的前一天晚上，本来按我们的工作安排，双方应该把几份协议的中英文文本最后定稿，第二天早上，再由境外律师携带英文文本协议由香港飞到上海参与协议签字仪式。但是，那天晚上，双方在最后部分的一个关于“承销”含义的英文单词上卡住了，对方不同意我们使用这个单词，提出换一个单词。但高西庆他们认为使用那个单词很关键，而境外主张的英文单词涵盖面大，涉及交易阶段，因为前面议定承销过程中发生难以解决的争执问题适用英格兰法，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仲裁庭去仲裁，一旦使用他们主张的这个英文单词，不利于我们。就为了这一个单词，律师将意见给我们，我们将意见给位于香港的瑞士银行金融亚洲有限公司，他们再请示瑞士银行伦敦总部，伦敦总部再请示瑞士银行本部……转过来转过去，花了好几个小时。香港律师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这么固执，说：“真的出现纠纷，有什么不好，我们还能去一次斯德哥尔摩，何必这么认真？”说着说着对方有些急眼了，在电话里大叫：“再这样僵持下去，时间不够用了，我们上不了飞机了！”一晚上的国际长途花掉了好几张去香港的机票钱，总算在境外承销团在香港登机前，境外律师对这个英文单词妥协，所有的协议定稿了。
1991年11月30日，国内第一只人民币特种股票的承销协议签字仪式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厅举行。由于是第一只B股，方方面面非常关注，因此承销协议签署仪式安排得非常隆重，上海市长黄菊和从北京赶来的刘鸿儒等部委领导都要出席仪式。北京23个部委都派代表飞抵上海见证签字仪式，黄菊市长当天在北京开完会就往回赶，因为北京大雾飞机晚点，直到5点15分，飞机才在虹桥机场降落，由警车开道直奔签字会场。
在即将签字之时，突然发现协议的中文文本还没到会场。原来是香港律师到了上海，提出协议的中文文本双方也得再碰一碰，于是，双方律师在签字仪式之前最后的几十分钟里，又展开了一轮交锋。我们心急如焚，但他们不急，所以直至最后一刻，中文文本协议才定稿。
我分别与上海电真空公司董事长薛文海，以及瑞士银行、美国所罗门兄弟国际有限公司、香港新鸿基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和上海海通、万国证券公司的代表，签署面值1亿元人民币特种股票的总包销和境外分销协议。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讲话，高度评价了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的意义。他说：“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对发展证券市场，对企业体制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黄菊市长在发言中代表市政府对所有热心关注、支持这一次人民币特种股票发行的中外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人民币特种股票的发行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件大喜事，也是上海浦东开发以来的一件大喜事，它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在筹措海外资金方面探索出又一种新形式，标志着我们举办中外合资企业在合资形式方面又进行了一种股权投资的探索。”黄菊接着说：“金融界从去年底证券交易所在全国第一个成立，到今年岁末人民币特种股票首次发行，使所有关心中国和浦东开发的海外人士看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发行特种股票，将会推动上海证券市场进一步走向世界，并在全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之后，上海电真空人民币特种股票正式面向全球发行，在规定的承销时间内，以数倍于发行股数的申购数量宣告中国第一张B股发行获得圆满成功。
1992年2月21日，电真空B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开盘价为71美元，最后以88.5美元收盘，当天涨幅达28.33%。
以下是新华社记者白国良写的《中国B种股票上市首日纪实》。
中国大陆首次发行的100万股人民币特种股票，在上海上市头一日，买气旺盛，股价在波动中扬升，到今天下午15时30分闭市时，收盘价88.5美元，涨幅达到28.33%，成交量3430股。海外投资者反映看好B股。
今天上午9时30分，当上海证券交易所响起一记开市锣声，拥有108个交易席位的场内证券行情牌上，黄色数字显示了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公司发行的B种股票开盘指导价为71美元。
不过两分半钟，一位上海证券公司的经纪人先得到来自香港投资商的委托，以每股72美元吃进10股，成交了第一笔交易。随后，行情牌上不断亮出红色的成交数，股价节节上升；在45分钟内，B股就冲破了80美元大关，到10时10分，B股已累计成交1210股，股价也上窜到88.95美元。成交量和股价跳跃地腾升，使得交易大厅楼上观察厢的中外金融界人士鼓掌喝彩。
B股承销商之一的香港新鸿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邱小菲，拿着相机对着行情牌上的红盘连连拍照。她高兴地对在旁的人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其余两家境外承销商：瑞士银行和所罗门兄弟国际有限公司的代表，对在竞价交易中明显地呈现买盘最健，而卖方寥寥无几的情况，都认为是由于B股“僧多粥少”造成的；他们希望有更多的B股推出，以满足海外投资者的需要。
但到10时32分之际，股市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买盘骤然缩手，而卖方一抛再抛，致使B股从88.95美元一下跌了5美分，说时迟那时快，买盘又加大砝码，B股突飞猛进，竟破了90元大关，到前市临结束几分钟，创下了今天的最高价位92.40美元。
下午，股市交投继续活跃，但股价在交替升降中回落，到收市时报88.5美元，全天成交总额59万多美元，折合人民币355万多元。
据悉，今天参与B股交易的有欧、美、日本、澳大利亚和港、澳、台的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今日起，与路透社的电脑证券信息系统联网，向世界同步传输B股行情。
此后数月，电真空B股的价格一路直上，最高价格在发行价的1倍以上，投资者个个赚得眉开眼笑。承销团也赚了，340万美元的承销费不是小数目。事后我们还知道，境外承销商在我们的发行价格上另外还加了一定比例的价格，作为他们额外的费用支出。
第一只B种股票成功发行，成为当年国内十大经济新闻之一。
海外发行可转换债券
前面提到的瑞士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只特种股票的海外协调人，帮助我们成功完成承销任务后，又与申银证券成功合作了好几单业务，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第一张可转换债券的承销。
所谓可转换债券，它属于公司债的一种，债权人在发行一定时期后，可按自身意志决定是否转换成股票：如企业效益良好就转换为股票获得高收益；如企业表现一般则可作为债券卖出并补回以前的利息。它具有的双重性，很适合那些觉得股票太冒险而债券太保守的投资者，而发行公司也有很大好处。
1993年秋，毛应梁行长率上海金融代表团赴欧美国家宣传上海股票市场，团员有尉文渊、黄关从、王华庆、杨祥海、陆文清和我等人。在瑞士，瑞士银行是东道主，工作之余，好客的主人陪同我们参观游览风光美丽的阿尔卑斯山滑雪场。一路上，大家都在议论：“A种股票有了，B种股票也有了，能不能找到第三种形式为中国的发展筹集资金？”我们提出可以试试可转换债券，这也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募资形式，但在中国还没有。关于可转换债券，我与公司分管国际业务的黄贵显、陆文清已讨论过一段时间，一直没有适当的时机提出这个问题。
听我们一说，同行的黄关从总经理马上表示，如果要搞的话，可以先在他所在的中国纺织机械总公司一试。
此后，我们一直讨论这个方式的可行性。当时B股市场不太好，中国纺织机械总公司在意大利订购了一批设备，需要一笔外汇，如果再发行B股，可能性不大，可转换债券未尝不是一条出路，因此我们就此事与同行的瑞士银行副总裁商议。
他听了我们的想法，立即表示可以合作，并商定由瑞士银行做主承销商，申银证券做副承销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