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运副行长为了商讨确定认购证的设计、发行价格、发行方法，一次次召集三个证券公司的老总开会。三家公司坐在一起就争，争得最厉害的问题是三家证券公司在认购证上的排名问题。本来这事简单，整个认购证的设计制作、发行网点安排和组织摇号等大量工作，都是工商银行和申银证券公司承担的，申银证券公司理当排名前面。海通证券公司汤仁荣对排名持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万国证券公司管金生派出的代表不依不饶，坚持要有个公道的说法。我提出三家抽签决定排名，万国证券又认为这办法太俗，提出圆形排名。但是又引起新的争执，圆形也有个上下，那么谁上谁下呢？当时，上海这三家证券公司为获得1992年上海几十家公司股票的主承销资格，斗争早已白热化，因此在各种场合、各个问题上都是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后来人民银行代表发言，主张按三家证券公司设立先后排名，查查人行批准设立三家证券公司的文号，顺序是申银、万国、海通证券公司，总算解决了排名的问题。
对于认购证发行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一定非常火暴，在确保发行安全方面动了很多脑筋。有人提出每个发行网点的营业面积要大，周围场地要开阔，便于人流的疏散。有人认为维护发行秩序光靠各金融机构自己的经警队伍还不行，还得请警方提供警力支持。万国证券提出每份认购证的收费再提高几倍，避免散户盲目进入。还有人提出认购证发售时间不宜太长，避免发售过多，中签率过低，让人骂我们骗钱。为了认购证发售过程中的治安问题和发行纪律问题，我们没少开会，但就是没人提出认购证卖不出去怎么办？卖得过少怎么办？
1992年1月19日起，30元一张的认购证通过上海全市的证券公司、银行和信托公司的450个营业网点同时向市民发售。第一天，我们怕可能发生的问题出在自己下属的发售点，派了不少机关工作人员到各发售点协助工作，同时掌握第一手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也带几个人到处转转，算深入一线指挥发售工作。据说，各发售点开门前还有些人排队，但排着排着，看没有多少人跟上，排的人积极性就不高了。一天下来，一算发售出去的认购证，远远低于原先的预计，第二天的情况还不如第一天。
30元一张的认购证受到冷遇是大家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深想一下，人家不愿买这认购证也有道理。那个年头，30元钱不是今天无所谓的小数目，是大部分工薪阶层月工资的1/3，买多了买不起，买少了能中签吗？不少人听说这些认购证款最后是捐给社会福利事业，认定这是变着法子骗钱，对我们发售认购证的宣传根本懒得听，有些人即使买也只是一份两份的。
原定的认购证发售时间已经快结束了，一统计，离预计发售目标差得太远，只有50多万份，金运找我们商量说就这样结束看来不行，决定把认购证发售延长几天，推迟到2月1??结束。最后这几天，我和金运等人都有些焦急，要求各网点加强推销工作，下面纷纷反映工作非常难做，认为每份认购证的价格定得太高了。申银证券公司当时在上海已有二三十个证券营业部，还有不少代理点，我的要求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申银证券公司发售的认购证数量不能少于万国证券公司。由此，我们各营业部下工夫做了不少推销工作，不少客户被我们烦得不好意思，才掏钱买几份。在认购证发售的最后一天，掀起了一个认购高潮，最后统计共发售了2077665份，尽管比原先预计的500万份还差得很远，但总算也能向方方面面交待了。
“后悔死了，我怎么这么没财运，那时你们那么动员，我还是没买。”事后不少人都是这样对我们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事实上，大部分上海人都因为错失1992年那么大的一次发财机会而后悔了。
1992年，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下，上海的国有企业掀起空前的股份制高潮，这些公司通过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策划、组织，分四批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于当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全年共有53家公司发行面值10元的股票共计5479.7万股，全年认购证平均中签率高达86.9%。发行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中签率之高，是大部分人没有料到的，特别当时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股票发行价格依据的市盈倍数比较低，新股一上市都能获利不少。尤其是1992年5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全面放开上海的股价，上证指数在5月20日的616点的基础上翻了一倍多，到21日收盘时已达1265点，每股面值100元的豫园商城股票突破10000元。面值一元的新股一上市赚二三十元则是平常的事。有人说，一张认购证如果中签的股票好，另外卖的价格也好的话，能赚一万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花上三千元买上一百张认购证，当年就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对这种算法是否科学，我没有往深里研究过，但是如果把当年新发行的新股全部拆成一元面值股票，就是54797万股，207.7万份认购证平均每份中签264.7股，那年平均每股新股上市后赚个20多元则是很平常的事，也就是说再怎么算，当年一张认购证获利都在5000元以上。看到人家那样赚钱，那些没买认购证的人怎能不后悔得心痛如绞？1992年股票认购证仅限向上海市民发售，而当时股票交易已通过上海交易所面向全国的投资者，因此可以说207万份认购证所带来的100亿以上收益，是全国人民给上海人的一笔财富，但最终是落在为数不多的精明的上海人钱袋里了。
事后知道，在大部分上海人对认购证心存疑虑时，有些精明的上海人却成百上千份地往家里搬认购证。他们很清楚，认购证发售越多，中签率越低，因此买时都是悄悄地买，其中有的人嘴上还跟着嚷嚷认购证是骗钱之类的话，可是耳朵却密切注意我们认购证的发行情况，在确认认购证发售情况不是很理想的前提下，在最后一天搬回去了一箱箱的认购证。我认识一个地产商老板就毫不隐讳，他的原始资本积累就是靠买了1000份1992年的股票认购证完成的。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机关工作，却很早就开上了私家车，他说这车钱就是买了100份股票认购证赚的。
还有些上海人此后通过黑市购到二手认购证，也赚了不少钱。当很多人还在为错失认购证的发财机会后悔时，一部分同样没有买认购证的人却想到了认购证的黑市市场。
1992年3月2日，上海举行首次认购证摇号仪式，通过电视台向公众直播摇号实况。由工商银行储蓄处的摇奖队负责摇号，上海公证处负责公证，我作为证券公司的代表还讲了话。那天摇号发行的是7家公司的股票，10元面值的股票总发行量是705万股。摇号结果是：中签的认购证买众城实业和异型钢管的股票50股，买其他股票30股，中签率为10.3%。中签30股，也就是折成每股一元面值的股票300股。有些人买了不少认购证，但没想到中签率这么高，缺少进一步认购新股的资金。有些人一见摇号后买认购证钱已赚回来了，见有人要就愿意出让手中的认购证。而有的人见第一次摇号中签率就这么高，又见我们反复宣传，年内还有多次摇号，认为买进二手认购证也是机会，从而在上海不少地方形成了股票认购证私下交易市场。最初每份认购证成交价格并不是很高，随着上海股市的进一步升温，认购证的价格也不断攀升，当每百份连号的没有注明持证人情况的“白板”认购证价格达到一万元时，不少人怀疑买进的人是否傻了，当每百份认购证的价格涨到25000～30000元时，很多人深感不可思议。
事后回过头重新思索此事，从黑市花高价买进认购证的人并非头脑发热。可以算这样一笔账，就算第一次摇号后，花3万元从黑市中购入100本认购证，按前面的算法，每百份认购证当年获利平均为50万元，扣除最初持有人第一次摇号后获利的6万元，还有44万元，扣除3万元买进认购证成本，还赚40多万元，实际收益是认购证成本的十多倍。
有些人当年买进认购证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1992年7月21日上海某报刊登一篇题为《悲欢离合认购证》的文章，文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个老太太，把子女给她的3000元钱去存银行，老太太讲不清，银行错认为是买认购证，老太太捧了100份认购证回去。当子女发现搞错后为时已晚，尽管很生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想不到这些错买的认购证给老太太带来了意外的50万元以上的收益。此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相信上海之大，无奇不有。记得当年我们证券公司员工按规定是不能买股票的，因而也不能买认购证。但有个员工有亲戚的小孩过周岁生日，想想也没什么礼可送，就以对方的名义买了5份认购证作为特色礼品送了过去，想不到竟给他们送了一份大礼。
有文章认为改革开放后，上海人的社会价值观经历了三次冲击，第一次是个体户的冲击，第二次是出国潮的冲击，第三次就是股票热尤其是认购证的冲击。作者担心通过认购证致富这种带有很大投机成分的做法，会影响人们劳动致富的价值观。今天看来，这种担心显得有些多余。但这篇文章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当年的认购证对上海人经济生活的影响。上海证券市场从成立之初便为上海人提供了不少发财机会，但被大部分上海人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