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安排在一家部队招待所，简陋但很干净，窗外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军人在操练。屋内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越南当年最流行的是中国电视剧《渴望》，反映了和我们改革开放前一样，那种渴望摆脱贫困的普遍心态。我和公司国际部的蒋登富到那里不久，吴雅伦、邵淳他们也到了。当天晚上，我们被告知，越南财政部一位副部长将宴请我们，为此我们作了认真的赴宴准备。令我们吃惊的是，这位副部长的宴请竟是在河内市的一家小饭店，没有什么VIP包间，我们与其他客人之间只是用屏风隔了一下，菜肴竟也非常简单，一盘冷盘，一个汤，三四个炒菜。我记得冷盘是由黄瓜和肉片拼成，炒菜更是家常菜，喝的酒是中国产的香槟酒，尽管这种酒我们在国内从来不喝，但在主人的热情劝导下，我们还是喝了几口。当我们想拿酒回敬主人时，发现供应的香槟酒就限于一瓶。这并不是越南官员不好客，这一方面反映了越南政府财政上不宽裕，另一方面也反映越南政府这方面的制度约束非常严格。第二天，越南财政部的另一位部长宴请我们，其标准也与第一天的差不多。
讲课地点是越南财政部大院一排矮平房中的一间会议室，有点像我们过去乡村政府的会议室。在讲课之前，主人把我们安排在会议室隔壁的小会议室休息，小会议室的一边有一张红布铺着的桌子，桌子上是一尊越南领袖胡志明主席的塑像，顶端有一幅红底金字的横幅，我们不识越南文，但估计是“沿着伟大领袖胡志明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越南，胡志明主席就像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一样，是受人尊重的领袖人物。主人曾带着我们参观了胡志明当年的办公场所和居所，环境非常好，以竹子搭建的一个凉楼据说是胡志明主席的旧居，非常朴素。在竹楼旁边不远处有一个防空洞，在越南战争期间，胡志明主席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指挥越南人民取得了越战的最后胜利。
前来听我们讲课的有越南财政部和司法部的部长，以及一大批司局级干部，会议室坐得满满的，他们穿着都非常随便，样式也都差不多，与我们文革结束后的穿着相似。那次吴雅伦主要介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情况，邵淳讲了什么，我记不太清楚。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中国股市的发展历史，介绍中国的股市发展是先建立股票一级市场，再建立股票柜台交易市场，然后再建立证券交易所；介绍股票市场的发展先从上海、深圳两地试点，然后再向全国推广；中国的股票分为A股和B股以及这样分的原因。我也介绍了我们发展股市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最后，我们对越南发展股市提出了建议。我们每讲一段，由越南财政部的老张用越南语翻译一段。老张，我们在上海已经相识，汉语不错，但带有较浓的山东味。
每个人讲完后都有一段提问时间，越南的官员提问还是很活跃的。我记得给我提出的问题不少，有些问题很有水平，有些问题较为肤浅。有位部长问我：“阚先生，你认为发展股市是先发展证券公司，还是先发展证券交易所，或者两者同时发展？”我告诉他们，中国的股市是先发展证券公司，让股票先在证券公司柜台上交易，在取得了一些经验后，再成立了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越南的路怎么走，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但不可能先成立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只是证券交易的一个场所，它设立的形式有会员制和股份制，一般情况下，它的会员应该是证券经营机构。如果只有证券交易所，没有证券经营机构，那么这个交易场所将变成没有机构参与的场所，可能只是自然人进入交易，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证券交易所都不允许自然人直接进入买卖，所有买卖都必须经过中介机构，而这个中介机构就是证券公司。我还告诉他们：“上市的股票首先有一个股票发行工作，而股票的发行工作是证券经营机构承担的，因此从这一点上看，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先走一步是必须的。”此后，我没研究过越南证券市场发展问题。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也有不少人搞不明白证券公司与证券交易所的区别，不少人把我们证券公司的营业部称为交易所。
有些越南官员关心B股市场问题，详细询问B股的发行方式，以及相关法律。有些官员关心中国证券公司的组建方式、业务范围等等。当然，也有个别自以为对证券市场有所了解的官员，有意拿些概念问题来考我，其中有一个坐在后排的官员站起来问：“阚先生，请你谈谈股票和债券的区别。”这明显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概念题。当我简单地从两者之间的所有权和债权、无期限性和有期限性、收益不确定性和收益确定性三个方面的区别加以回答后，我见有人朝那位提问者奇怪地笑了笑，我明白其中的意思：“你小子，想考人家啊？”当有人问我：“如果越南发展证券市场，你认为第一步应该怎么走？”我说我个人的建议是，先成立若干证券经营机构，选择若干企业改制成股份制，然后面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随后再开办股票交易业务，条件成熟后，也就是具备一定上市公司数量后，建立证券交易所。我的建议颇受越南官员的重视。尽管在我们每个人讲完后都有提问时间，但向我提出的问题最多，可能是因为我讲的内容更接近越南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们讲完后，越南的一位部长作了总结，一是感谢我们一行人的到访，二是我们所讲的内容对他们很有实际意义等等。我们在越南待了没几天，能感觉到越南也在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做法，力图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我们在河内商业街走走，没见到什么大商场，那些商店和我们过去的完全一样，不大的商店里，由玻璃柜台围成若干个方块，买卖不同的商品，商品品种不是很多，但标价吓人，当时越南盾的最大票面为5万元，相当于人民币50元，一般电器用品都是标价百万元以上，少有人问津。
我们在书摊上看到，其中有些书已翻译成中文，内容都是宣传越南招商引资政策的。因而大家说，如果越南真要像我国那样实行改革开放，若干年后面貌肯定大变。
10万人抢购新股
那是不多见的壮观场面，只见一排雪亮的灯光直冲而来，一辆辆的士在体育场大门前戛然停下，每辆车里冲下四五个人，直问：“哪里排队？”问到后直奔而去。随后又是一排灯光直扑过来，“突、突、突”，每辆摩托上都挤了两三个人。再后面是响着急促铃声的自行车队，最后是黑压压的喘粗气、冒大汗的长跑队伍。不一会儿，近万人已进入体育场，安安静静地坐下。
抢购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上海股票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当时，新的股票一时推不出来，只能先通过对已上市公司增资扩股的方法增加股票的流量。1990年，首批获得增资发行资格的公司有飞乐音响、爱使电子、申华等公司，申银证券公司获得飞乐音响和爱使电子两家公司增资配股主承销商的资格。为确保新股发行公平、公开、公正，经人民银行批准，增发的股票通过抽签认购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
当时上海股市热得发疯，对这次新股发行，人们翘首以待，发行工作稍有不慎，可能引发很大的问题。市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这次发行工作，强调发行工作质量问题。
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上海静安区体育馆、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和虹口区体育场设立三个发行场所，这三个场所可以容纳两三万人。为了做好安全工作，我们请求大股东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支持，分行副行长兼申银证券公司董事长金运立即答应，将会亲自率领工商银行经警大队数十人前来支援。我们又去虹口和静安区公安分局请求警方支持，警方答应抽调警力维持好发行现场的治安工作，静安公安分局分管副局长更是痛快地答应届时亲自坐镇指挥，并对我说：“阚总放心，有我在就不会出什么事，静安分局什么场面没碰到过？！”我听他这样一说，立刻放下心来，静安区位于上海市中心，重要的机关多，大型的公众场所也特别多，日常大型的活动不断，警方这方面力量强大，经验丰富，处理我们这次承销工作中可能遇到的社会治安问题还不是小菜一碟？金运董事长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认真仔细的人，又带着我找了市公安局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一位副局长，把这次承销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社会治安问题向他作了专题汇报。市公安局答应会指示有关分局全力支持我们。走了工商银行经警大队，静安、虹口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局这一圈，我们对这次股票承销工作中的治安问题，心中总算有了底。
对发行时间，我们也作了精心安排，定于周六上午，一旦出现人群拥挤，交通堵塞，由于是休假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小得多，另外也方便上班族参加本次新股认购。为新股发行，我们还成立了指挥部，指挥部设在位于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旁边的申银证券公司总部。指挥部人员除了我之外，还有金运和静安公安分局的分管局长等人，考虑到可能会有一部分投资者提前排队，我们决定一部分指挥部的人员周四开始集中。
对发行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尽管事先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可是出现的情况还是令我们措手不及。
周三晚上就有人报告，说在三个认购点已经有人开始排队。我们立即驱车赶往几个发行场所，发现现场情况不算太严重，在场所大门外聚集了一些人，模样大部分像是附近的居民，大概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吧。
周四下午，三个发售点传来消息说，各发售点排队的人越来越多，相关路面出现混乱局面，如不采取措施，将会影响附近的交通。我们前去一看，立刻傻眼了，三个发售点外均已是人头攒动、吼声震天。
经研究，指挥部决定打开体育场馆的大门，把人安排到场馆里面去。静安体育馆由于那天晚上还有活动，因此要到晚上10点之后才能开放。当时我在位于威海路的公司办公室，打开窗子可以清楚地看到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内的情况。
开始，人群进入场地后的秩序还算可以，不少人带着干粮和饮用水进入场地，准备“打持久战”，算算也是，当时距原定的发行时间还有40多小时呢。工商银行派出几十名经警在体育场内尽责地维持秩序，高音喇叭传来阵阵指挥声，要求队伍一排排坐好，不要乱，本次发放的认购号是不限量的，只要排队，人人都有份。
这时，三个场馆都向指挥部报告，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但局面尚能控制。不过，越发令人不安的是，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涌向三个认购点的人还在不断增加，好多人是下班后吃完晚饭从各个区县陆续赶来的。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平时感觉很空旷，但在那天似乎一下子变小了，因为人来得太多了。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晚间照明不是很好，在楼上，很难看清楚昏暗的灯光下人群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能听到场内人群常常为点点小事引发骚动，和维持秩序的经警用车载高音喇叭制止骚动的训斥声。
长时间的等待加上饥渴和疲劳，不少购股者渐渐失去耐心，变得烦躁起来。
晚上八点多钟，静安体育馆告急，那里的局面严重混乱，已难以控制，希望我们派员增援。于是，我和金运董事长商议，由他带些人去静安体育馆，我仍坐镇指挥部。
到了晚上十点左右，静安体育馆准备开门纳人。而让人犯愁的是，馆内只能容纳3300人，贸然开门让馆外的上万人涌入馆内，很可能会发生事故。指挥部经紧急磋商，作出决定，借隔壁五四中学的操场再开一个发行点，使静安体育馆外的人群分流，同时进入两个场地。
特警大队出马
就在指挥部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静安体育馆的大铁门“轰隆”一声，一头朝里倒下。原来，几个年轻人看到大铁门是插销式的，就抬起大门、退出插销，推倒了大门。好在里面准备打开大门的那帮经警小伙子们灵活闪退，才没有被那迎面倒下来的大铁门砸伤，可是负责指挥的金运董事长的手臂还是被铁门的边角划开了深深的一道血口。
在大门倒下后的一瞬间，外面的人不明情况，一阵欢呼，你拥我挤往前涌，门口已有一堆人倒在混乱之中，情景非常危急。负责安全工作的工商银行经警小伙子们一边大呼“有人倒下了”，一边奋不顾身冲上去挡住潮水般的人群，硬从人们脚底下抢出那些被踩踏的人。经初步检查，有的可能锁骨断了，有的可能肋骨断了，有的可能腿骨伤了，更有些人伤势不轻，需要立即送往医院急救。有几个伤势较轻的不愿去医院，稍作包扎后又回到了排队的行列。幸亏此时几位经警组成的分流小组已经按指挥部命令，翻越围墙，及时打开了毗邻静安体育馆的五四中学的大门，缓解了静安体育馆的压力，险情没有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威海路旁的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又冒出险情。由于体育场内的人越来越多，已超出场地容量极限，再放人进去，势必造成各种问题。此时警方的建议是，不能再放人进入，他们立即关闭了大门，并请门外陆续前来的人改道其他发售点。静安体育馆和虹口体育场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关闭了大门，并劝告人们到位于申银证券公司本部的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
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大门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占据了整个路面，所有车辆只能绕道而行。人们为我们不守“无限量发行”的承诺发出诘问，为不能进入场内而愤怒，一群年轻人则喊着“一、二、三”的号子试图撞开大门，大铁门尽管被警方用绳索加固，但仍有可能被撞倒。有些手脚灵活的年轻人爬上体育场附近的建筑物，翻墙进入体育场，不长的时间，维持秩序的经警就抓住好几个。有几个人从二三楼的高度跳下去，脚都摔断了，须送医院救治。场内人群也不平静，在缺少食品、饮用水供应的场地里，要求人们长时间有秩序地排队是相当困难的。不断有人要求提前发放抽签号，众人跟着起哄。单靠工商银行的经警大队，场内秩序已难以维持。
望着体育场内外黑压压的人群，我对人似乎有了新的认识，感觉欲望难以满足的人群有时候真如狼群一般。此前，我曾请行家估算这三个场馆需要投入多少警力，我们也是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了安排，可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看来投入再多的警力也难以见效。
到了深夜两点多钟，威海路上的人群不但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骚动随时可能演变成骚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