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南受命之后，在纽约海滨长岛格伦克福庄园与苏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经过拐弯抹角，最后终于挑开了问题，“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至此，凯南总算把他受命要说的主要意思捅出来了。
马立克同凯南的谈话传到北京，中朝领导人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谈判时机，综观战场实力，我占绝对优势，如能再歼灭它更多些部队再谈，会更有利。关于谈判条件，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中朝两国政府历来的主张，如能以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我方不宜拒绝。于是，一切按预定的安排运转起来。
6月25日，正在田纳西州参加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的杜鲁门乘机发表了演说，全面阐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除表示“愿意参加问题的和平解决”外，还对主张扩大战争的人提出了某些“批评”。根据《杜鲁门回忆录》，他在当天下午讲了下面一些话：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曾尽最大的努力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我们这样做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保持我国安宁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维持世界和平……
“在朝鲜和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我们必须准备采取一切能够真正实现世界和平的步骤。我们必须像避免瘟疫一样地避免足以导致世界大战的不必要的冒险行动，或其他足以使侵略行为得逞的软弱行动。……”
在同一篇讲话中，杜鲁门还重复了美国“愿意参加朝鲜和平解决的谈判，但是这必须是一个能使朝鲜人民重新得到和平与安全的真正的解决办法”。
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向李奇微将军发出如下指示，并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
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
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通知贵军如下：
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二次会议，以讨论一个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停战协议，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
我在贵方对本通知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
李奇微（签字）
这份电报发出之后，据《杜鲁门回忆录》中说，白宫还给李奇微发了一补充训令，其中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在这次停战中，我们的主要军事用意在于停止在朝鲜的冲突，保证制止战斗的再起和保卫联合国部队的安全。
“不论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对决定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停战部署的态度是否认真，或者他们是否准备同意订立解决朝鲜问题的可以接受的永久性办法，我们都缺乏确切的保证。所以，在考虑停战时，纵使就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达成协议毫无进展，获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为我们所能接受的停战部署，也是具有极重大意义的。
“你和敌方部队司令员之间的谈判应严格限于军事问题；尤其不应进行关于最后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或考虑与朝鲜问题无关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处理……”
此外，训令还要求李奇微“在谈判立场上要极其谨慎小心，除非对方不接受我们最低的条件，否则不得让谈判破裂”。
4、停战谈判
7月8日，双方各自派出3名校级参谋军官在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会晤，为停战谈判进行筹备工作。
我方谈判代表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将军，朝鲜人民军前方司令部侦察局长李相朝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将军。对方的谈判代表也是5人，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海军中将，其他4位代表是：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奇少将，美国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霍治少将，巡洋舰分队司令勃克海军少将以及南朝鲜的白善烨少将。
我方参加人员为张春山（朝鲜）、柴成文（即柴军武）、金一波（朝鲜）；对方出席会议的是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陆军上校詹姆斯·穆莱和南朝鲜中校李寿荣。首次会议开得较为顺利，双方就7月10日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达成协议，并提出了双方正式谈判代表的名单。
按照中朝两党中央的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因为他们二人对外不出面，为了安全的原因，李克农称为“工作队”的“李队长”，乔寇华称“乔指导员”。
“克农同志，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同美国人谈判。”毛泽东凝视着对面戴着眼镜、留了两撇漂亮胡子的李克农。
李克农，红色谍报之王，中共情报界“前三杰”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和胡底、钱壮飞3人曾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整个中共中央机关的性命，以后又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职务。李克农是个智勇兼备的奇才，他逝世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竟放假3天以庆祝最可怕的对手的消失。他是人民解放军唯一没有上过战场的上将。
在李克农传奇性的一生事迹中，谈判占了很重要的位置。这位神秘的幕后英雄也常常走上前台表演他炉火纯青的交流技巧。西安事变时，他协助周恩来同张学良谈判；国共和谈时，他协助叶剑英同美国人和国民党人谈判。长期的革命生涯培养出了李克农坚定的信念和严谨的作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又给了他宝贵的对敌斗争经验和非凡的应变能力。从1928年起，他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现在，他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毛泽东拿出这样的人物去和美国人谈判，可谓知人善任。
李克农此时严重的哮喘复发。建国时，中共的许多元勋名将突然纷纷病倒，这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当长期极度紧张的战地生活突然结束，那紧绷了二三十年的神经骤然松弛，再加上胜利的狂喜，许多人的身体可能难以承受如此剧烈的变化。
由于担心病重误事，李克农提出是否不去朝鲜。毛泽东稍稍犹豫了一会：“还是你去吧。”
李克农再无二话：“我马上准备出发。”
后来，李克农差一点就因心脏病倒在了朝鲜。
周恩来为李克农配上了一个得力助手，这就是中共“南北双乔木”之一的南乔木乔冠华。以后蜚声国际外交界的乔冠华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对国际问题颇有研究，出任李克农的助手是再合适不过了。
柴成文专程从平壤赶到安东迎接两人过江，一行人随即拜见金日成。经中朝两党协商，朝鲜停战谈判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这两人是幕后人物，不直接出面，正面与美国人接触的是5位谈判代表。
在以后的谈判中，代表团被分为三线。直接与美国人针锋相对的是军队代表南日、邓华、解方等。二线是有外交斗争经验的“乔老爷”乔冠华，他负责贯彻中央指示和对谈判提出具体方案。三线坐镇指挥的是中国政府代表李克农。
谈判开始，白天由第一线的军队代表和对方代表面对面吵架，晚上一线、二线向李克农汇报，一起研究新问题，最后由李克农归纳总结，发电向国内请示。
周恩来最忙的时候到了。他才是实际上的谈判总老板。他每天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看过李克农来的报后，与毛泽东研究对策，发去回电后又开始处理国内事务。
开城是朝鲜文化名城，位于三八线南侧。935～1392年，曾是王氏高丽国的首都。这里城墙用石头构筑，有四门，城内有丰富的文化古迹。7月10日这天，是入夏以来少有的好天气，城里的男女老少在疑虑中显出一点喜悦，人们把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对方的来使。
上午10时，双方代表在来凤庄的过庭会晤，然后步入会场坐定，互阅证书。按照惯例，会议在我方召开，本应由我方首先发言，但没等我方开口，乔埃就抢先发言。他在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以后说：“停战协定没有生效之前，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延迟达成协议将会延长战斗，增大伤亡。”乔埃在发言将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我们谈判所讨论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如果你方同意，请就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一个协议。你同意吗？”
南日将军对此没有置理。他在发言中说：朝鲜人民历来主张，现在仍然主张朝鲜战争应该迅速结束，因此赞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6月23日提出的建议，即“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并且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随后，南日将军提出了三条原则建议：
第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他着重加了一句，“双方停火不但可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是扑灭朝鲜境内战火的第一步”。
第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这里的民政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
第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保证。
南日发言之后，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接着致词，支持南日的发言。他说，商讨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实现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大一步。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支持南日将军所提出的三项原则建议。
接着双方就谈判的议程问题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对方首先提出了九项议程草案，遗憾的是对方却没有提撤退外国军队，也没有提自三八线撤退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是需要谈判解决的要害问题。不难看出，对方立场有了变化。李克农说：“看来对方已没有凯南约会马立克时那样急迫了。”
既然是双方对等的谈判，我方也提出了一个五项议程的对案。世界各大通讯社对我方提出的“以北纬38度线为双方停战军事分界线、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交换战俘问题”，都作了突出报道，给世界人民以鼓舞和希望，由此也引起了记者们向对方施加的压力。
美国总希望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所没有得到的东西。李承晚对现在进行的谈判大为不满，并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7月27日发表声明说：“决不接受导致恐怖战争序曲的任何停战方案。”7月30日，他又阐述了南朝鲜政府关于停战问题的立场：第一，中共军应全部撤走；第二，人民军应解除武装；第三，联合国应制止第三国援助北韩；第四，关于韩国问题的国际会议，应邀请韩国代表出席；第五，反对对韩国主权及领土完整引起纠纷的任何决定或计划。
随后，停战谈判就进入了步履艰难的阶段，总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事件的处理和战场上的再次较量。
5、第六次战役的准备与未实施的内情
第五次战役后，敌我双方均往前线不断增加兵力兵器，各线各处小规模战斗频繁发生。彭德怀司令员准备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想用军事压力迫使敌军同意这个条件。因此，1951年6月末，志愿军开始积极筹划第六次战役。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如美国坚持现有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然而，第六次战役最终没有被实施。
7月10日，开城谈判开始时，地面战场一度比较平静，双方只有小部队接触，只有美国空军仍在频繁轰炸中朝军队后勤补给线。但是中朝联军一刻也没有松懈，不停地大挖防御工事。而将领们心中更清楚，有战场上的胜利才有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胜利。毛泽东也说得很明白：“谈的只管谈，打的只管打！”这位大战略家太明白能战方能言和这个道理了。
彭德怀听到美国人不但不想以三八线为界，还要中朝方面单方面让出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消息时，怒极反笑：“美国人好大的胃口，哈，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还想在谈判桌上得到？非把你多吃下去的东西打得吐出来不可！”
7月24日，停战谈判已经进行了半个月，却连谈判议程协议都未达成。彭德怀准备彻底打掉美国人的幻想，用军事胜利来教训美国人。
“上报中央军委，建议发起第六次战役，打到三八线南面去，然后再撤回来以三八线为界，让美国人不要再痴心妄想，老老实实谈判。”
彭德怀把第六次战役的设想告诉了几位副司令。
毛泽东思考了两天。他面对南海那一湖碧波轻蔑地冷笑：“美国人大概以为我们不敢再打下去了。这些帝国主义者不知道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到现在为止，老百姓捐的钱可以买两千多架飞机、几百辆坦克，老太太献出了棺材钱，白发翁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金。有人民做我们的后盾，我们难道就不敢打？你美国人要打多久我毛泽东奉陪多久！”
两天后，毛泽东批复：“战争没有真正停止前，准备9月反击是完全必要的。”
8月17日，彭德怀正式下达作战命令，计划出动志愿军13个军和人民军4个军团，以及航空兵22个团，一举攻破联合国军防线，然后打到三八线以南。大军已箭上弦、刀出鞘，蓄势待发。就在此时，名将邓华提出了不同建议。
邓华看着地图想来想去，觉得就地停战中朝方并不吃亏，美军所占东线地区面积稍大却全是山区，人口稀少土地贫瘠。西线中朝方所占面积虽略小却是平原，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离汉城也近，对敌威胁同样很大。
邓华直接跑到前线了解敌情，在望远镜里，这位名将看到，美国人正拼命修筑钢筋水泥工事。
经过缜密思考，他提出停止第六次战役的建议：“当前敌人已有强大纵深的坚固设防，而又是现代的立体防御，是不可小视的。如我以现有力量和装备进行攻击，其结果有三：一为攻破了敌阵，部分歼灭了敌人；二为攻破了敌阵，赶走了敌人；三为未攻破敌阵，而被迫撤出了战斗。不管哪一结果，伤亡和消耗都很大，尤其后者对我是很不利的。相反地，如敌离开他的阵地，大举向我进攻，我以现有力量是可以将其打垮而求得部分歼灭的，代价也不会很大。”
此时军委和总参都有人认为，再以原有战法发动攻势，还是会像第五次战役那样打来推去，因此也不赞成彭德怀发动第六次攻势。
邓华的建议引起毛泽东、彭德怀高度重视。邓华说得有理，但是领袖和元帅都在忧虑一个问题：中国军队自创建之日起就处在极劣势的环境中，一向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靠高明的战术机动制敌于死命，从来没打过阵地战。邓华的建议是改打与敌对峙的阵地战，而且这将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阵地战，问题是在美军那样强大的火力下，中国军队能否守住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