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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宋仁宗实在是不能够忍受臣僚之间“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的争闹，索性免去了滕子京天章阁待制的官位，再将他贬到岳州这个穷乡僻壤，心想，这下耳根该清净了吧！这就是《岳阳楼记》中提到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来龙去脉。不久，范仲淹也被贬到了邓州。
提起《岳阳楼记》就不能不说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范仲淹。范仲淹是怎么写出《岳阳楼记》的呢？原来，宋仁宗把滕子京贬到岳阳后，并没有颓废下去，这小子决定干一件大事，修岳阳楼。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岳阳楼给修好了，等范仲淹被贬到邓州时，就让范仲淹为岳阳楼写一篇记。于是，一篇千古流传的佳作《岳阳楼记》就诞生了。
那么，《岳阳楼记》到底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位贬官写给另一位贬官的安慰信。我们不禁要问了，都是被遭贬的官员，要说安慰也应该先安慰自己，怎么范仲淹倒“俨然成为一长者”了呢？我们先来对范仲淹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先来看历史上的范氏家族，苏州范家的先祖范隋在唐懿宗时代是一个小小的县令，范仲淹的父亲范墉在吴越王钱俶的幕府里做事。后来又在徐州的武宁军节度衙门担任“掌书记”之职，也是一个当官的，不过官不大。
范仲淹的母亲谢氏怀上范仲淹的时候，据说曾去观音菩萨的塑像前问卜，这就是关于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典故来源。当时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范墉问当时的主持，说我夫人腹中怀的是男孩儿是女孩。主持的回答很有意思，说是一个男孩，并且将来会做大官。范墉又问，那能做到宰相的位置吗？主持说，不能。范墉说那做不了宰相，能成为一个有名的大夫吗？主持说做大夫还不如做官保朝。还别说，后来范仲淹真的是如主持所说。这样说来，这个主持乃神人也，可以未卜先知。其实，这不过是一个传说罢了，谁知道是否真的有此事。不过，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古代向来牛叉人物的出生都是非同寻常的。比如陆游，就跟天相扯上了关系。
然而，很不幸的是，范仲淹在他两岁的时候老爸就死了。没有办法，孤儿寡母怎么生活呢？古时候也流行改嫁这玩意，范仲淹的母亲从苏州吴县改嫁到长山朱姓人家。现在母亲改嫁了，那范仲淹就有新爸爸了，不仅如此，范仲淹的名字也改了，叫朱说。
范仲淹到了新爸爸家日子过得很不好，不但吃得不好，穿得也很差。你说物质上穷点没关系，人家吃一顿你也吃一顿，不过是好吃与不好吃罢了，可范仲淹这个“没爸的孩子”还要遭受精神方面的歧视。由于营养不良，范仲淹身体很瘦弱，就跟电线杆似的。这样的身体人家不欺负你欺负谁？现在，范仲淹更要想暴力反抗是不可能的了，唯一改变命运的办法就是发奋读书。所以，范仲淹走的路线跟天下文人是一样的。
好在范仲淹的母亲改嫁的朱家是江南的大户人家，族中就有学堂。都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这“没爸的孩子也像一根草”，虽然范仲淹可以跟朱氏子弟一起读书，但他的生活境况更加糟糕。很多时候连喝稀粥都成问题，为了能节省，范仲淹想了一个好招，早上的时候把粥熬好，等粥凉下来后再将它分为若干块，每次取一块来充饥。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范仲淹从没叫过苦，《宋史·范仲淹传》记载，“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范仲淹读书是“昼夜不息”，实在感觉太疲倦的时候，就用冷水洗脸，这样的苦很多人都不能忍受下来，范仲淹却说不苦，只要有书读就行。
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范仲淹是“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这说明范仲淹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在他10多岁的时候，就跟朱氏族中的一些兄弟中举为学究。
什么是学究呢？这个源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其中有“学究一经”这一科，而应这一科的考试的就称为学究。《宋史·范仲淹传》记载，“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对范仲淹而言，通过这一科的考试那简直是轻而易举了。实际上，通过这样的一科考试，范仲淹不过是获得了“学究一经”的头衔名或者说身份，只有考上了进士才能授官。但是，因为范仲淹有了这么一个头衔，他就有资格去谒见一个当时很有名气的人，此人素有贤名，就是谏议大夫姜遵。
关于范仲淹见到姜遵时的情形，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有记载，“遵素以刚严著名，与人不款曲，众客退，独留仲淹，引入中堂，谓其夫人曰：‘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遂参酒赐坐，待之如骨肉，人莫测其何以知之也。”
当时跟范仲淹一起去见姜遵的有不少人，这个姜遵好眼力，其他人都看不上，对范仲淹却是赞誉不已，还将他单独留了下来，对自己的夫人说，范仲淹是一个奇才啊！此人定当成名于世。有了姜遵的推崇，范仲淹从此在乡里是声名鹊起，经过范仲淹的不懈努力，在大中祥符五年考上了进士，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在这里做点补充说明，大中祥符是宋真宗的第三个年号，北宋使用这个年号总共9年，即1008年～公元1016年。
范仲淹考上进士后，做了广德军司理参军。这个做官虽然不大，但至少能让生活条件改善不少。于是，范仲淹做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奉养。后来，在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时，范仲淹改姓还宗，名为“范仲淹”。在这里做点补充说明，范仲淹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备受刺激，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自强不息的范仲淹决定脱离朱家，自立门户，等到自己学业有成，再接母亲归养。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范仲淹内心的那种悲恸的心情，年少的他流着泪离开朱家，独自一人外出求学。后来范仲淹考中功名，实现了他自立门户，再接母亲归养的承诺。
范仲淹一直很崇尚节约，在他为官初期，曾担任过一些肥缺，比如，监泰州西溪盐税、监楚州粮料院等，他没有乘机敛财，反而还用自己的俸禄资助其他人。《宋史·范仲淹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与，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范仲淹在生活上，只要不是接待客人，几乎是不会吃肉的，一家人的消费水平控制在最低。将省下的钱用来置办义庄，这个义庄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慈善机构，用于救助族里的贫困孤寡。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对范仲淹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现在，我们回到文中开头说到的那件事上。庆历四年，即公元1044年，范仲淹的哥们滕子京被贬官到了巴陵郡。要说这个滕子京可是相当的了不得，现在不是有很多人经常为讨债而发愁吗？这事要是让滕子京去讨，对他而言绝对是小儿科。
《涑水纪闻》中说滕宗谅向民间欠钱不还者讨债，讨来的钱有一万缗。以前，别人讨不回来的债，现在滕子京给讨回来了，有了这样一笔钱，修岳阳楼就不在话下了。当然，你别以为滕子京就是一个只会“讨债”和“搞建筑”的“不务正业”的官，他到巴陵郡后，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仅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效果。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这样评价道，“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便出来了——
1．滕子京为什么会被贬到巴陵郡。
2．范仲淹为什么要写《岳阳楼记》。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按照司马光的说法，是因为滕子京贪污公款。据说，滕子京在任泾州知府期间“费公钱十六万”，如此在任上“用公使钱无度”肯定会惊动朝廷。于是，朝廷便派人来查。滕子京很聪明，一听说朝廷要来查他了，便将所有账单票据全部销毁。根据《涑水记闻》的记载，“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职徙知岳州”。这样一来，便没有证据了，朝廷拿他也没有办法，不能够定罪法办，只好以“调动工作”为名，实为贬谪，将滕子京从繁华的泾州调到偏僻的巴陵郡。
滕子京被贬后为什么要修岳阳楼呢？有人说滕子是为了炫耀政绩，你看，你把我贬到这么个破地方，我滕子京依然能够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没说的，两个字“我牛”。也有人说滕子明着是修岳阳楼，实际上是变相的贪污。《涑水记闻》中记载，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筹资“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案典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滕子京为了修岳阳楼，他想了一个法子，由官府出布告，让那些债主拟一份名单，注明有哪些是赖账之人，由官府出面催索，催讨回来的钱用于重修岳阳楼。滕子京拿到这笔钱后，自己掌管这笔钱，既当会计又当出纳，还当包工头。如此一来，他总能从中捞到不少好处。
如果上述观点属实，那滕子京可真的是一位高智商的贪官。但我个人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首先，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只是一部笔记而已，不是正史，可归纳于“野史”。这样的书籍所记载的事情可信度并不高。
另外，书名中的“闻”字，乃见闻，说白了就是司马光从别人那里听说而来的。《涑水记闻》中关于滕子京“以公款馈赠游士故人”和借修岳阳楼“自入”只是由君贶所说，这个君贶就是指王拱辰，王拱辰是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反对派中的人。按照政见不同，难免会有肆意弹劾之嫌。史书记载，“时杜衍、范仲淹为政，多所更张，拱辰之党不便”。王拱辰很讨厌范仲淹，总想着找机会扳倒他，但一时也没法，所以就拿范仲淹的哥们滕子京开刀。
大家可能要问了，那王拱辰跟滕子京又没有仇，干嘛要这样诬陷他，就算要诬陷也应该诬陷范仲淹，范仲淹才是其政敌。这个问题很好回答，范仲淹跟滕子京是同科进士，两人关系一直甚好，交往密切。有这样一层关系，你说，滕子京能逃得过王拱辰的诬陷吗？
其次，根据《宋史·滕宗谅传》记载，对他的评价是“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滕子京是一个做事潇洒，率性而为“好施与”的官员。他在任期间还兴办学堂，这可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的好事，“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胜，学者倾江、淮间。”更何况，一个死后“无余财”的人，他会是一个贪官吗？
因此，滕子京为什么会被贬到巴陵郡便有了答案，实乃因为范仲淹所进行的“庆历新政”遭到反对派的忌恨，进而牵连到滕子京。换句话说，这是政治斗争中敌我交锋的表现。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滕子京让范仲淹给岳阳楼写记，曾给他寄去了一封信，名为《求记书》，并绘制了《洞庭秋晚图》随记书一并寄出，以便范仲淹寻找到写记的感觉。范仲淹看到后，灵感如泉，《岳阳楼记》便在邓州诞生了。因此，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并非在岳阳所作。
滕子京到了巴陵郡后，心情很糟糕。对此，范仲淹在《过庭录》中有记载，“自庆历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在岳阳楼建好后，按理说滕子京应该高兴才是，但他却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岳州府志》）这是什么意思呢？
岳阳楼建成了有什么可喜的？只等着建成后到上面依着栏杆痛哭几回。由此可见，滕子京的心情是伤心到了极点。作为他的哥们，范仲淹怎能不担心？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便写下了《岳阳楼记》。
我说《岳阳楼记》是一位贬官写给另一位贬官的安慰信，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借《岳阳楼记》对滕子京劝勉，告诉他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说白了还是心态问题，只要做到“波澜不惊”，就有“春和景明”之象来到。现在，岳阳楼在你的努力下修好了，你就想着登上岳阳楼，好好领略一下四周的风景，你一定会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的感觉。兄弟，记着一定要做一个“喜洋洋”的人啊！
第二，范仲淹算定《岳阳楼记》一完成，过不了太久，滕子京就会被重新重用。据说，《岳阳楼记》完成后，宋神宗看了《岳阳楼记》非常的高兴，皇帝一高兴，好事就要来到。过了两年，宋仁宗就把滕子京调到徽州任知府。
你看，这范仲淹真是有“一世之师”的风范，一篇文章竟然改变了滕子京的命运，实在是让人佩服。如果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不妨去读读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相信一定会让你的心结打开，成为一个“喜洋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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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庆历新政，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知道，在北宋王朝建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唐朝“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以及朋党之争”对朝廷的危害。因此，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当时的丞相赵普就为此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若君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涑水纪闻》）。
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就是要将天下的兵权、财政大权、全部掌控在皇帝手中，强化中央集权。宋太祖听取了这个建议，并将之作为北宋的基本国策，长达150多年。这样一来，中央集权倒是加强了，但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了，这就是“三冗两积”。
那么，何为“三冗两积”呢？即冗兵、冗官、冗费、积贫、积弱。赵匡胤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杯酒释兵权”，将兵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同时，为了抵御来自北方政权的侵入，北宋建立了强大的“雇佣军”。根据《宋史·兵志》的记载，北宋的“雇佣军”每年成递增趋势。如此一来，那军费支付就相当庞大了，北宋这种“重武轻文”的策略，无疑造成了“冗兵”之弊。
在“冗兵”的同时“冗官”又出来了，由于害怕武将的势力过大，北宋采取重文官而轻武将的策略。因此，文官的势力相当庞大，他们不但掌握着财政大权，还掌握着兵权。那么，如何培养更多的文官呢？我们知道，古代读书人是靠科举制度而进入仕途的，这样一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科举考试制度下的录取人数。在这里做一个比较，我们就非常清楚这个录取比例的变化，在唐朝一年中最多录取的进士人数也不过才三四十人，而宋朝在一年中最多录取的人数达到三四百人，几乎提高了10倍，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在唐朝考中进士后并不能立即授官。关于这一点，我在“古代知识精英心灵探秘”系列第一部里有介绍，这里不在累述。我们看看宋朝的情况，在宋朝，只要考上进士就可以立即授官。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宋朝通过科举制度广揽人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官群体。为了维护这个群体的稳定，朝廷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际上就是高薪养官。
庞大的军费开支，官俸开支给朝廷的财政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长此以往，如何不冗费、积贫、积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刚亲政不久的宋仁宗决定厉行改革。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由谁来积极推动这次改革呢？宋仁宗眼光独到，他看中了心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的范仲淹。
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和贾昌朝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负责改革。当然，负责庆历新政的并非只有这几个人，另外还有蔡襄、余靖等人。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范仲淹不负众望，拟出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章。这份奏章就是庆历新政采取的具体措施，其内容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