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冗官与冗费的弊端影响下，庆历三年三月，即公元1043年，宋仁宗罢免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这是革新派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欧阳修在此期间写了不少思想鲜明，见解独到的文章，为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即将推行的“庆历新政”做好了积极的思想准备，舆论支持。其中，我们比较熟知文章有《准诏言事上书》、《为君难》、《本论》等。当然，吕夷简被罢相，只能说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只是证明了这只大老虎被弄下课了，可朝政的弊端并没有得到改观。唯有拿出具体的方案并加以实施来，才能证明吕夷简被罢相后的种种好处。换句话说，你改革派是骡子是马，宋仁宗正拭目以待呢？
那么，对欧阳修而言，他到底有如何对策呢？别以为欧阳修只会写文章，他在政治上的见解可不是浪得虚名。他认为目前朝政的弊端主要在于吏治，也就是说针对冗官这一弊端欧阳修给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在讲述之前，我们先来看范仲淹在《奉乞择臣僚令举差知州通判》里的一段话，“以资考序进者多，才与不才，一途并进，故能政者十无一二，谬政者十有七八”。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来说，真正有能力的官员十个当中只有一两个，而没有能力的官员十个中竟然有七八个，这都是“以资考”带来的后果。范仲淹的这一段话，直接点中吏制的要害。按照欧阳修的说法，他认为现在朝政混乱不堪，内忧外患，其罪魁祸首在于官场中四类垃圾在作怪，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种人：
1．老不死的昏庸者。这些人寿命很长，思想顽固，且又昏庸无能。
2．体质差的病弱者。这些人即便是有能力，可病痛缠身，根本没有心思和力量去行使自己的职责。
3．唯利是图的舞弊者。这些人坏事做绝，只考虑自己，贪赃枉法他们最好的代名词。
4．没脑子的碌碌无为者。这些人脑袋瓜就是一豆腐渣工程，无才无能。
在这四类人中，其中第三类人的弊端最容易显露出来，剩下的一般不容易看出来。如果让这四类人占据官员的绝大多数，朝政不混乱不堪都难。对此，欧阳修的解决办法是，由朝廷选拔清明廉洁，有能力的官员担任按察使，专门负责考核各州县的官员。然后，按察使对他们进行考核，并造成花名册，这样一来官员的实际情况就一目了然。最后，按察使将花名册提交朝廷，由此决定官员的升降罢黜。欧阳修说，选拔按察使不需要成千上百，只需区区几十人就可以在一年之内改变官场的不良之风。然而，这谈何容易，欧阳修的这个解决方案是挺不错，可是，必须要按察使得力才行，否则，只能是空谈。
那么，具体的实施情况如何呢？朝廷对欧阳修的这个方案的执行打了折扣，欧阳修的要求是要朝廷严格选拔按察使，但朝廷却将之更改，由地方的坐高行政长官转运使来兼任按察使。这就意味着欧阳修的方案没有发挥到真正有效的作用。你怎么知道某个地方的转运使就一定适合按察使一职。退一步来说，就算他适合，能保证所有的都适合么？有人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朝廷不严格按照欧阳修的方案去实施呢？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核心决策者对改革的认识以及决心不够。这一点，宋仁宗还真不如他的后代，你看王安石变法，从开始到施行的一度时期，那个执行力度是相当给力的。
欧阳修岂能看不出他方案被打折扣的后果，于是，他赶紧给朝廷上书，在《论按察官吏第二状》中这样说道，“今所委转运使，岂尽得人乎……在于事体，不若专遣使人”。如今委任地方的转运使为按察使妥当吗？根本就不妥当。为什么不妥当，原因很简单，这些转运使有不少就是“一沟子屎没擦干净”，他们自身就需要被考核，现在还让他们去考核别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与讽刺么？再者，就算他们有能力担任按察使一职，可他们自身的公务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哪还有时间跟精力去考核别人呢？这样一来，只能是一场空，一句话，白忙活了。因此，欧阳修强烈要求按照他的方案来实行，由朝廷严格挑选按察使，并将按察使这个工作形成一项制度，按察使可以随时下地方进行考核。而不是，光说不练，或者走形式主义。
现在，我们来看欧阳修本人的执行力度，他首先就拿四类人中的“没脑子的碌碌无为者”开刀。欧阳修认为，这类人的危害是最大的。因为，这类人的危害不易看出来，不宜看出来才最可怕。而其他三类人，比如，“唯利是图的舞弊者”，这好办啊！他一贪污，一经败露就可以将只干掉。“体质差的病弱者”一眼就看出，也容易解决。
欧阳修公开要整治“没脑子的碌碌无为者”，很显然会得罪很多人。这不，金州的知州王茂先，顺阳的县令李正己被欧阳修公开点名了，说你们两个人就是“没脑子的碌碌无为者”中得佼佼者。欧阳修经过调查，发现这俩人简直是无才无能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当时，有一个叫张海的叛军首领，主要活跃在鄂豫陕一代，这帮人会看相，他们瞅准了金州这个地方，决定下手。按理说，你王茂先作为一知州就算是因为防守疏忽，也不至于不抵抗就将叛军放进来吧！可问题偏偏就是这样的，王茂先就把他们给放进来了，任由他们肆意抢掠。这帮叛军在抢完金州后并没有回到老巢，而是哼着歌像邓州的顺阳县开进。顺阳县的县令李正己比王茂先更有意思，他不但不组织兵民进行抵抗与防御，反而在城门外敲锣打鼓，吹拉弹唱的搞欢迎仪式，其意是说欢迎你们到顺阳县来，这里物产丰富，老百姓富得流油，如果老百姓那里还没把你们喂饱，还可以到衙门来领补贴。于是，这帮叛军是满意而来，载满而归。
大家看你会觉得这不可思议，世上哪有这等事？可是，这绝不是信口胡说，在北宋就是有这样的事发生。自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来，对文臣的政策那是相当的宽松，这样一以来，中央集权是加强了，可问题也逐渐浮出了水面，长时间的对这些官员的宽松，就会导致他们放纵与腐化。，这人一旦到了放纵于腐化的地步，那可真的是没药可就了，除非他自己懂得醒悟，但这谈何容易？因此，欧阳修严厉的指出，像王茂先、李正己一流的“没脑子的碌碌无为者”简直是无能昏庸到了极点，理应立刻将之法办。另外，他们的上司京西按察使陈洎、张昇也难逃此咎。因为，他们对下属的行为置若罔闻，有失察之最，也理应立刻将他们撤换下来。这样的人若不尽快清除，实在是危害极大。
然而，像王茂先、李正己一流的官员实在太多。对此，一旦让欧阳修发现，那是绝不留情，不管你是地方的，还是中央的。有一个叫李淑的人，此人是宰相吕夷简的一个心腹，这个人仗着背后有宰相撑腰不可一世。你说你有点才能，你牛皮也说得过去，但这个人就是一草包，你草包也就算了，还没有一点好名声。就是这样一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宋仁宗还看上他了，居然将他提拔为翰林侍读学士。这个翰林侍读学士简单的来说就是皇帝身边的顾问。欧阳修知道这件事后，肠子都给气青了，说这样一个草包还去当什么顾问，那不是贻笑大方吗？其实，说李淑是一个草包有些过分。因为，这个人还是有些才华的，只不过为人十分阴险，他所谓的才华也不过是靠死记硬背而得来。由于他能将朝廷的典故一字不漏的说出来，因此宋仁宗将他提拔为翰林侍读学士。不过，在欧阳修看来，他就跟草包没什么两样，更为重要的是他德行有问题。对此，欧阳修上书给宋仁宗，很坚定的说，这样的人留在皇帝身边是天下之大害，放到地方上是一方之害，整个一耗子屎。不如将他打发到偏远的地方去做官，改造改造。宋仁宗听取了欧阳修的建议，将他改任为寿州知州。
你看，欧阳修对上述这些人所采取的手段是非常果决的，绝不留情。那个范仲淹更是厉害，要是他发现有不合格的官员，二话不说，拿起笔就给叉掉。你说，像欧阳修、范仲淹等改革派的这些主张于作为，肯定是让其对手恨得咬牙切齿。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经过一番前期的准备工作，范仲淹拿出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这就是关于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具体的改革内容。
《答手诏条陈十事》一出来，立刻轰动朝野，达到“天下翘首以望太平”的地步。于是，改革派的斗志更加高涨。正在这个鼓舞人心的时刻，一件“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欧阳修的一个哥们石介兴许是过于激动，写了一首名为《庆历圣德颂》的长诗。这首诗给改革派，或者说欧阳修带来什么样的厄运呢？
我们先来回答“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这个问题。意料之中是指人之常情，碰上这样鼓舞人心的局面，作为文人写点诗赞誉赞誉，也没什么。意料之外，是因为石介还是国子监直讲，其文化修养与眼光应该是很不错的，怎么会不顾改革派所处在的特殊时期，而写这样的诗呢？
在诗中，石介极力赞扬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称之为“众贤之进”，将保守派称之为昆虫、奥怪、邪孽……比如，将夏竦说成“大奸之去”。这就等于让改革派陷入没有退路之境，树立的敌人越来越多。此外，你石介将保守派的人称之为“昆虫、奥怪、邪孽……”这样的言语无疑会刺痛他们的神经，他们势必会拼死反击，大不了鱼死网破。更何况，朝政混乱目前的政局属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宋太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范仲淹就说过，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需要循序渐进。更何况现在的局面是长时间积淀形成的，操之过急必当失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范仲淹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才拿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得改革方案。可是，在依然有些操之过急。当然，这也不能怪范仲淹，宋仁宗也是年轻气盛，急于快速改观目前的困境。
据说，《庆历圣德颂》一写出来，影响相当大。我举一个例子，苏轼大家并不陌生，当时年仅八岁的苏轼，他没有在京城啊！就在他的老家眉山，他通过老师读到了石介的《庆历圣德颂》，什么都没记住，就记住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你说，在偏远的四川，石介的这首诗都传到那里去了，足见其影响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