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经理适当插入了一个笑脸和一个常规问题：说说你大学的收获吧。
炫目的成绩单以及众多社团职务一直是高建明在学校呼风唤雨的法宝，此刻，当然要摆到台面上了。而且他还重点强调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论引起通胀的几个因素》，那是获得广州地区大学生毕业论文一等奖的作品，这确实是实打实的没水分。他强调，这篇论文中提到的观点与1987年1月陈云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基本一致，言外之意，在经济问题上，他的高度和高层有一拼。他还对他论文中没有涉及的陈云关于“建设扩张导致建材紧缺，而建材紧缺则导致物资链条供应连锁反应”这一观点表示了大加赞赏。
正当高建明高瞻远瞩、指点江山，听得美人事神魂颠倒的时候，主任插嘴了：“目前，我们集团不是缺人才，而是人才过剩。大学生们来这里基本都是在车间，鉴于你们学校给你的评语和推荐极高，而且你也是学生会主席，应该有一定的组织活动能力，我们准备把你留在集团办公室做相关行政工作，应该能发挥你的才能吧？”
然而，高建明早已把自己定位在人才中的优才了，对办公室工作，他认为没有挑战性，表示自己想到销售部门发展。
主任再次被惊倒了，他居然拒绝安排，还讨价还价，太没天理了！
人事经理尽管已经被高建明的非凡气度刺激得没了理智，十分想让他留在人事部门，但是，20世纪80年代单位的办公室是行政主力，人事部都得看人家的阴晴行事。但主任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知天高地厚的高建明被退回到学校，重新分配。
这下轮到高建明傻眼了。
重新分配必须得去教育厅更改派遣证。一到教育厅，高建明就遭到围攻--负责重新分配的几个老师劈头盖脸地指责，万宝集团你都不去？你这孩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这种指标每年也就几个，太不懂珍惜了。
在高建明看来，自己不选择万宝集团的部门是很自然的事，单位也应该尊重自己的选择，给予合理的考虑。没想到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他也无比郁闷，就和分配办的人争了几句，声明自己也有选择权利，云云。
分配办主任也火了，这孩子太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了，便心下决定给他个教训--高建明先是自己联系了一家外贸进出口企业，分配办主任说没法重派遣；后来又联系了广东商业厅，人家同意接受，但到了分配办改派遣证，还是未遂。
主任告诉他，现在的情况是，只有到外地就业，才有可能更改派遣证。
事已至此，高建明只能认栽，把目光瞄准了深圳。
就在这个左右为难的当口，父亲的亲戚再次发挥了作用。
本来，父亲知道在他的分配情况后，大骂了他一顿，骂声同万宝集团和分配办主任如出一辙。但倔犟的高建明觉得事已至此，不可能走回头路了。就表明态度，就业的事情不用家里操心了，自己一定能搞定。
但是父亲还是偷偷把这事和他的亲戚说了，托亲戚找找关系，看看是否能尽早帮他找到合适的工作。
亲戚的能量自不必说，没过两天，就找到一家愿意接收他的单位，开出了接收函。教育厅分配办的主任一看，更不爽了--这兄弟的能力还是不小呀！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我倒要看看谁更有破坏力！拿起电话就打到深圳人事厅一个相好的办公桌上，一番交代，严正要求给高建明点Color to See See（颜色瞧瞧）。
高建明哪里知道深圳人事局也等着收拾他呢。办事人员说，入职可以，但是解决不了户口问题，因为用人单位没有预先报指标。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高建明一时也纠结到了极致。
关键时刻，高建明的义气最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一位同学的舅舅时任深圳税务局的科长，科长有个同学是蛇口集团公司结算中心的主任，人们都叫他“豪哥”。那时蛇口的地位比较特殊，在人事政策方面有绝对自主权，深圳人事局管不了。因此，这位结算中心主任就直接给蛇口人事部门发调令，指定要高建明这个人，将其档案调至蛇口集团，高建明的户口问题自然得到完美解决。而高建明，经历这般挫折之后，“嚣张气焰”才有所收敛，只得收起所谓的专业和理想，在结算中心当起了会计。
尽管和理想职业相去甚远，但高建明还是非常感激这些帮忙的人，他明白，这是信义的价值。于是，就一心一意好好工作了。
但是，塞翁失马，毕业分配的打击和挫折却将他引入了一个神秘的行业--地下钱庄。
3 黄牛崛起
要说地下钱庄，与我们前面介绍的黄牛有扯不断的联系，因此不得不再返回头“解牛”。
本来，经营侨汇券和外汇券有个罪名--投机倒把，一旦落网，轻的劳教，重的判刑。当时做黄牛的大都是那些找不到工作的返乡知青，或者是辍学在家没事干的年轻人，他们也有个官名，叫无业游民。
这些人都是职业黄牛，是“行业”里的主力。
不过任何行当里都有祸水。本来“本本分分”地做点国家不允许的事，赚点小钱，不乱搞，也许国家还能睁一眼闭一眼，可是，这个行当偏偏就出现了一些魔术人才--就是给卖券的付钱时，当着对方的面先数一遍，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对方眼盯着没错，一般拿钱拔腿走人，回家才敢数。可是一数不要紧，却只剩一五一十了，十五二十没了，凭空少了不少。
这在圈里有个很专业的术语，叫“掰券”。
可能有人会说，傻不傻呀，黄牛付钱后，也当着他的面数一遍不就行了？
问题是，不光是倒卖券的职业黄牛算投机倒把，私下卖券也是违法行为。黄牛们敢数是因为生意做多了，胆子比较大，可是卖券的那些人也就是偶尔卖一次两次，都知道违法，谁敢在大街上数钱？
因此，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那些“掰券”的人把那些“本分”黄牛们也坑了，慢慢地，黄牛行业和现在的中介就差不多了，口碑相当不好。有的人回家发现少钱了，咽不下恶气，但又不敢报警，于是就带领七大姑八大姨返回黄牛经常出没的地方去找，有时候还真能找到，那这黄牛就比较惨了，至少也得被挠上几把。
后来，黄牛们也学精了，纷纷积极应对，采取多处流窜作案的方法，再不行，就跑到外地流窜。等到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之后，潮汕地区的“掰券”人士率先跑到深圳，连掰带倒腾地继续做这种流氓生意。
再后来，大部分正规黄牛也都云集深圳，逐渐从倒券转型到直接倒卖外汇上，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大。
除了四处迁徙的职业黄牛外，也有无意中成为黄牛的。
深圳原本就是个小渔村，自从搞了特区，人气就起来了。当时的深圳人口极少，国家大力发展特区经济，可是建设速度跟不上，有很多的就业空缺。而潮汕地区则自古地少人多，种粮解决不了一家吃喝问题的潮汕农民就向赶集一样涌向深圳，有的盖楼，有的卖菜，有的卖水果，有的卖香烟，有的搞小商品生意（当时还有个时髦的词--批零兼售、代办托运），可以说，整个最基层的物资流通，都由潮汕人扛了起来。
深圳是口岸，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港澳同胞出现了。这些外宾或内宾们，很多都是临时过境深圳，或者短暂居留，有时买点水果、香烟、日用品什么的需要支付人民币，但他们又没时间去银行兑换外汇券，于是就干脆私下里说服小商小贩们，多给俩钱儿，直接收外币（港币、美元或日元）得了。这相当于他们主动要求我们雁过拔毛，翻译成今天的流行说法，商贩们属于“被兑换”。这么一来，越来越多的人就手握一些零星的外汇，有的人积累到一定数目，会找个有护照或者港澳通行证的熟人帮忙到银行去兑换外汇券，然后用此买点紧俏商品，节省一大笔人民币；还有一些换到外汇券之后，发现这东西很值钱，于是慢慢放下香烟摊、水果摊，转行做外汇券黄牛；而更加精明的人，则看到了更大的商机，于是把这些外汇先攒起来，偶尔遇到有急用外汇的人，就高价直接卖给他们，而不用倒腾外汇券。
日久天长，这种细水长流的交易，竟也让其中一些人赚取了非常可观的利润，积攒了一笔不小的资本。
讲到这里，“正规”地下钱庄出现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该来的，迟早要来。
4 蚂蚁搬家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提高创汇，政府除了大力推动进出口贸易之外，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创汇途径。
那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放出来，人们就已经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把风吹得足够春暖花开、敢教日月换新天了。
当时在东莞，有个叫张细的人，首先就架着东风飞上了天。他拥有一家叫张氏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自己任董事会主席。开放的春风首先大力鼓励外商进入中国投资，专门研究投资并运作投资的张细对此很敏感，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可以拿出来尝试了。
首先，他提出，潮汕、东莞地区地少人多，有很多闲置的劳动力（当时叫无业游民），这部分人不用起来，第一是资源浪费，第二也对治安不利。如何用，则需要从企业贸易形式和投资形式上有所创新。外国资本对劳动力有需求，中国对外资有需求，这是双方合作的契合点。那么，我们可以组建这样一种企业模式：
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建厂房资金，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中外双方对各自不作价，以提供条件组成一个新的“三来一补”企业；中外双方不以“三来一补”企业名义核算，各自记账，以工缴费结算，对“三来一补”企业各负连带责任。
这段话的意思是，港商或外商可以在特区设立进行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的企业，在贸易方式上实施补偿贸易。这种投资模式的好处是，双方互不作价，只提供生产条件，政府不需对外商的贷款负责，原料、产品都是你的，进出口实施免税或者优税政策，你只需向我们的劳动力支付外币工资即可。
外币在中国不能流通，工人工资都需要转化为人民币，而外币就可以留在中国。
一时间，政府对这个投资模式宠幸有加，马上大力推广，鼓励特区以“三来一补”企业吸引外资。因为国家也看到，这样的方式既方便对外商以及外币工资进行监管，又不需要我们管理工厂的运营和负债，只要管控从国外来的原料价值，然后再根据出境的商品进行核销后的贸易补偿即可。
国家倡导，民间自然买账。一时间，“三来一补”企业在经济特区搞得风生水起，效果显著。无业游民们有了工作，还挣的是外国钱，层次马上提升了不少，从此不再吆五喝六、纠集滋事。
但是，没多久，问题就来了。
“三来一补”们生产之余，开始打自己各自的小九九。
当时国内的工业原材料，如高档衣料、染料、皮革、添加剂、合金原料等非常紧缺，国内企业想进口，除了有高额关税之外，还必须经过国家外贸部门或者是物资局调配。“三来一补”们就发现，他们每次进口原料时，如果报价低一些，数量比生产需求多一些，那么多余的原料就可以在国内市场被一抢而空。这个赚钱门道老外其实很明白，就是典型的走私！但是市场巨大，利润可观，大家对此还是很热心。
对于“三来一补”们来说，走私有利益好处，也有难处--在中国境内贩卖原料、半成品，利润虽然巨大，但由于是不法所得，出境就成了问题。
这时，前面说的那些工于经营之道、在初期积累了一定外汇资本的黄牛们发现了这个天大的需求，开始闪亮登场。由于这些走私原材料套利的额度太大，黄牛们自己的资本太小，就相互之间形成聚合，大家合伙注册公司，在境外（通常多在香港）和境内开很多账户，把各自的钱放进去，对外形成名义上的商贸公司，暗地里则构筑成了标准的拆账机构。
这样，真正的地下钱庄华丽亮相了。
他们一上来，就把目光瞄准“三来一补”们，这些企业对他们来说比爹娘都要亲。而“三来一补”们也很乐意与他们合作。因为最初这些套利抽逃者都去找一些坐拥大资本的企业寻求套外汇，但大资本们都是顶级企业，不愿意去冒这个险，毕竟是违法的事，一旦让政府发觉，势必落个身败名裂。对他们这样的身家来说，为了赚点小钱铤而走险，实在是太不划算了。无奈，“三来一补”们只好悻悻而归，把目光转向这些钱庄。
1985年，美元人民币官方汇率为1∶2.9，但从黑市上买外汇的汇率却已经达到1∶4。问题是，“三来一补”是外汇抽逃，黑市价也不得不接受，总比跑不出来强。
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钱庄在其香港账户支付“三来一补”企业要出逃的外币，而在其众多的国内账户上按照黑市汇率收取人民币，或者直接收现。
这个过程叫境外付汇。顾名思义，就是本来该境内银行系统付的汇，却在境外不经过银行系统支付了。
有时，这些刚刚运作没多久的钱庄也有抓瞎的时候--境外账户经常捉襟见肘。
骑着母猪过大河，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些人还在平时经营一种地下汇款业务：利用亲属和老乡关系广泛拓展要从境外往国内亲属账户上汇款的客户。
前面说到的高建明父亲的亲戚（当然，也是高建明的亲戚）的战友就有境外亲属，就一度成为地下钱庄追逐的客户之一，这个地下钱庄的经营者，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陈灿文，而中间人恰恰是高建明亲戚的一个同事，叫邓国良。
这个名字听着耳熟吧？
没错，这正是本书引子中提到的钱庄女王杜玲的丈夫。当然，当时的邓国良刚30出头，还是物资局的一个主管会计，当时的杜玲也还在老家的杂货店里看店，两人那是还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拿邓国良和高建明做对比，财务潜质绝对差很大一截。尽管邓国良是学会计专业的，而高建明则是半路出家搞财务。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邓国良不像高建明那么活跃，甚至可以用“闷”来形容，问题是人家“闷”得彻底，能闷到认准一件事就低头钻研的程度。他入行也是纯属偶然，在物资局处理一批物资款项时交友“不慎”，结识了一个内地香港两头跑的货币兑换店老板--陈灿文。其实兑换点是假，钱庄在香港的账户窝点才是真。这个人带他入上了“溜光大道”，也给了他不少好处，于是邓国良便以忘不了他的大恩大德、感谢他八辈祖宗、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态度开始潜心研究，为他拉拢客户。
同在一个单位，邓国良打听到高建明亲戚有个战友，有境外关系，过去常常能收到侨汇，侨汇券多到到处乱发的程度。于是就在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坐到高建明亲戚的旁边。
物资局的作用就是调配紧俏物资的，经常搞点紧俏伙食也自不稀奇。两人在那儿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有一搭没一搭闲扯。邓国良就突然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他，是不是有个战友有海外关系。80年代已经远不像五六十年代，和海外沾边都不敢和人打招呼，生怕被牵扯成走资派割尾巴，反而是以有海外关系为荣。尽管是战友的海外亲属，但高建明的亲戚当时还是觉得自己倍儿有面子，也没多想，就一个字--有。
有就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