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没有给她抓药而死了。女孩死时母亲掉泪了，母亲说这付药贵在“羚羊角”上了，但治这病不能不用这味药。母亲深为不能用更经济的方法治女孩的病而自责。中医一开始就没有发展成高成本、高风险医学的条件。华佗如果不想治大病可能也不会掉脑袋。
中西医的结合在我看首先不要急于医术上的结合，而要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结合。当然这要取决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治国方向了。在人类的前进方向上，古人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而我们说“改天换地”。事实上，我们没有亡，天地也没有换。但逆天的成本太大这一点却是明摆着的，难道我们就不能与天地搞好关系么？
天、地、人的关系铸就人的生理和心理规范，认识和把握这一规范并将其转化为医学就是中医。当然，我认为也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学。
中医是中国人的集体创作。母亲给人诊脉时，一屋子的病人在看、在听，病人是主考官，掌握着主动权，医生是参谋，医生得不到病人的认可就不成其为医生。母亲年轻时行医肯定是医术不高的，但在为病人当好参谋的过程中，与病人的良性互动使她的医术不断提高。因此，中医是人民的医学，如今我们却轻易地否定这一集体智慧。
人的存在不仅仅是意识层这么大的一“面”，之下还有厚厚的沉积层。“面”是脸，沉积层是身，脸是现代的，身却要求贴近天地。人类的身首异处来自现代的只要“脸”不要“身”的“斩首行动”，其结果是造成身和首的相互呼唤——焦虑。
相对西医来说中医的“术”显得“空”些，可中医在“术”之外的学习内容却要比西医大得多，而掌握天、地、人的关系正是把握中医的前提。
中医的“空”，正是中医这个“器”的盛装作用。我们用“器”来盛装个人的东西。医院的规范排斥个性，母亲正因为有太多自己的东西，才不被医院所容。
相对于西医，中医看上去很简单，好像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就像中国的长衫比之西服。我的业余爱好是制作服装。我对朋友们说，除了西服我几乎什么服装都能做。朋友们笑说，还是技术不行吧，不然怎么做不了西装呢？我说，西服的工序近四百道，每一道工序几乎都需要科技支持，西装的“型”不是手工制作出来的，而是在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塑形机中高温、高压塑出来的，我手工怎么能办得到？
小时候，我家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病人，他微微一动，衣褶就依次展开，不动，周边也轻起微澜，整个人如同从一首诗中走出来，儒雅至极。我围着他转了好几圈，考察他的魅力来源。经过一番理性研究后，我认定他的魅力来自他穿的对襟中式便装。自小在大杂院以懂事著称的我，从不与人攀比吃穿。这次，我一反常态，向母亲郑重提出，要一件中式便装。母亲也没含糊，很快，一件平纹布做的蓝褂子就给我穿上了。虽然我穿上了蓝褂子，却没得到丝毫诗意。同学们说我像只灰老鼠。我也不知我这件做工颇精细的褂子为什么穿上了不好看。
许多年之后我才弄明白，我这件衣服用的是西式立体裁剪法和工艺，板整、合体，没有褶，穿起来不仅没有中式服装的飘逸，也没有西式服装的挺拔。而那位病人的衣服是他妈妈手工制作的，用的是平面剪裁、连袖，领口要向后深挖些，在装领子时，不能等份缝制，要确定三四个点缝深，这样一来，衣服前撅后翘，自身不平衡，又不停地在自己找平衡，人不动而衣也动，出来一种裙装效果。人们通常以为，用平面剪裁法剪裁的衣服肯定不能是立体的，而中国传统服装恰恰是用平面剪裁法剪裁出立体服装。而用西方立体剪裁法剪裁的中国古代服装不仅不合身还走光。许多人不相信在看似简单的平面剪裁中会蕴含什么奥秘。
所以，看着2001年在中国举办的亚太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的“唐装”也和我当年穿的一样死板，我就很想与各国领导人解释说“唐装”
不是他们穿的这样的。一个西式上袖就足以把中式服装的韵味搞没了，可是包括服装设计师在内，有人觉得亚太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的“唐装”存在什么缺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