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置身于洪水中，游了两个小时还无着陆希望，不得不科学地计算我的体能，打算接受葬身江底的现实。这时，我看到一个硕大的暗红色的球体从上游滚到我面前——这是一团蚂蚁，一团抱在一起的蚂蚁。为了不致让水一面的蚂蚁淹死，这个球体在不停地滚动，从里到外地翻腾，顺时针地翻腾……我惊呆了，蚂蚁的个体寿命并不长，别说是一代的蚂蚁，就是十代、百代的蚂蚁也未必能遇到一次大洪水，它们是从何得知这一自救方法的？如果我从这团蚂蚁中拎出一只来问它，它可自知？你可以说它们这么做是出于本能，出于偶然，但他们用这种方式保存种群，其做法是不是很科学？这智慧是如此超越蚂蚁，以至蚂蚁凭着本能把自己交给命运，反倒成为蚂蚁最明智的做法。所以，有时把自己交给命运并不是消极行为。当我在洪水中，意识到我身后有一个大过个体、大过科学的大逻辑时，我顿感力量无穷，这个力量使我得救。
有人说中医没有什么内容，其知识量与西医没法比。我承认这一点。每学期女儿拿回的西医教材本本都像砖一样厚。中医的书的确没有西医的多，所以学中医看不出是在学什么。
西医的知识要求学习者大脑的储存量和检索能力要相当于“深蓝”
电脑。一旦医生的大脑检索能力不及，就可能出现医疗事故。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一桩医疗事故案的卷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可由于知识的欠缺和检索能力的限制，判断失误，造成医疗事故。
在医疗鉴定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他被一大群专家质问、指责，甚至讽刺、嘲笑。我想，专家们的学历比他高，年龄比他大，见识比他广，而且他们是一群，做的又是事后诸葛亮。他们怎么对基层的医生没有一点理解之意呢？
在大医院，常常是一大群医生给一个病人会诊，这还不算众多的仪器和操作机器的人员。这不正说明西医的知识不是一个人的脑袋能记完全的吗？所以，西医的知识性要求西医要聚堆，要聚在大医院，要依赖尖端技术。人们为什么要往城市涌，要到北京的医院看病才甘心，能得到什么条件的医疗成了划分人的社会等级的一个标准，实在是技术逻辑决定了人们的思维逻辑。我想，医改之后要设立社区门诊，要求单个西医是全科医生，我想知道社区门诊的医生得有什么样检索能力的大脑？其出现误诊的概率是多少？这个医疗责任怎么负？西医捆住中医手脚的绳索如今也要捆住自己的手脚。
大学学医的学制是五年，比一般的专业要长。随着医学的发展，将来医学知识成倍增长时，我们怎么学医？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学医至少要学10年才可以看病，将来这学制是不是得延长到20年、30年？出现50岁时走出校门，然后六七个人给一个人看病的情况？抑或是干脆就造看病的机器人？
我承认，西医的知识是很“实”的。相比之下，中医的知识和技术要少得多，学问要“虚”得多。我们如今只会用“实”不会用“虚”，以为虚就是假，就是骗。活到了年近半百我才理解“虚”的作用。年轻时努力学习技术，尽可能地占有知识。老了时，却有意地淡化技术和知识。我的专业是法律，可我现在尽量不用法律，也就是不用我的专业知识去解决问题。有意让自己的内心“虚空”，让我所面临的事物尽量不受我的知识和我所掌握的技术去肢解，整体地进入我的内在。古人把“虚”比作寒潭，云和雁飞过时潭中有影，用来喻人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
我母亲的第三个师傅，我的田姥爷就很讲究“虚”。他有一次给我母亲专讲这“虚”时，正好我父亲也在座。后来父亲跟我说起这事，他说，这足以证明中医没有什么实在东西，这虚就是糊人、就是忽悠、就是见机行事，没有原则……我那时是全盘接受父亲的观点。现在我知道，要学技术、学知识并不难，难的是把知识和技术用得了无痕迹。对现代人来说要把握这个“虚”真就是很难，我们的内心已被填得太实，以至我们本来具有的与其他动物一样灵敏的听觉、嗅觉和感知能力都退化了。
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事去寻找另一个同事。我远远看见这个同事来了，我就很高兴。两位同事就笑我近视得可以，能把一个陌生人认作是同事。这人走近了，我一看脸，真的不是。可我不甘心，因为我近视，识人不是靠认脸而是认形体，这人的形体分明就是我那同事。于是我上前问他认不认识我那同事，这人说：“他是我哥啊。”
前年，我25年没见过面的舅舅来看我。我带着侄子到站台上去接。我告诉侄子我舅舅的相貌特征，并说，就算我认出他来的可能性是50%，可舅舅认出我来的可能性也是50%，加起来就是100%。可舅舅就从我眼前走过去，我们谁也没认出谁来。但舅舅一出站，却与后赶来的我女儿相认了，这让我感到十分奇怪。我女儿长得像她姑姑，而我长得像我奶奶，我女儿和我舅舅是凭什么相认的呢？舅舅一看见我女儿就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接我？”我女儿回答说：“接你的人在站台里哪。”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你舅舅让我接到了。”
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如何不让知识把人掩埋了，如何在知识面前把握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何让知识真正为人所用，而不是用来充当批判和指责别人的武器，我想，这是西医面临的一个哲学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