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分析，美国孩子之所以抑郁是由于大人换工作和住所比较频繁，许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在搬迁中度过的，致使他们从小就缺少固定的玩伴，加上美国家庭的离婚率比较高，孩子有个心理适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在我看来就是建立不起来稳定的社会关系。
儒家文化作为一门社会学，对这类问题的确有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真正的社会学不是建立一套独立在人心之外的所谓正确的理论，而是协调种种关系。
总有人找我倾诉些什么，求我帮拿个主意。女儿观察久了说：“你帮人出的主意并不是正确的和最好的，也不是你的主意，你实质上是告诉了人家内心最想做的。你不是帮人出了你的主意，而是帮人明确了人家自己的主意。”我说，对，算你看明白了。因为我认为是正确的和好的主意对当事人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一个违逆当事人内心情感的主意再好，也不是好主意。大学生为什么抑郁？他们难道不是按父母、按老师的要求考上大学了吗？他们不是成功了吗？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抑郁，还要跳楼？
当一个道理是十分明白的时候，我们头脑能够理解，可这不代表我们的心能够接受。归根到底，我们不光是用头脑活着，更是用心活着。
再明白的道理，头脑压制着心去接受，一天两天可以，天长日久，这心就要疲惫，就要病。我常说，所说人生选择其实是无可选择，人选择的只能是自己的本质。
当治病有了中西医的选择，有的人愿意找中医，有的人愿意找西医，非要从中做出一个对与错的分别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急于下的结论往往失之公道，很多意义不是当时就能显现出来的。
仅仅讨论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我认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就算西医是100%的好，可它在中国占有全部医疗经费，却只给20%的人服务，这不是贵族医学？我估计，反对中医的人也是20%。医院总是盖更大的楼，进更好的设备，给更贵族化的人服务。科学在不停地发展，为了追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医院只能一再投资高科技，在贵族化的路上越走越远。
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在这种现状下要取缔中医，如同让中国人一天不是吃三顿粗粮而只吃一顿细粮。
中国人现在有近一半的病人应就诊而未就诊。有官员说：“中国的经济能力不可能满足所有医疗卫生需求。”说到底，还是一个“穷”字。
如果我奶奶还活着她会说：穷有穷的过法，穷就不过日子啦？穷就让一半中国人不治病？从什么时候开始只会过富日子，不会过穷日子了？
看病和治病在西医这里是分开的，如果治病需要十元钱的话，“看”
这个病可能得需要九十元。只要你有钱，把各种检验做一遍，虽然你不是医生你也看到了你的病，如果全部检查完了，你没看到你的病，那么，对不起，医生也没法看到。
记得刚有核磁共振时，医生让我做个检查，价格是我月工资的两倍。我问，这机器能治病吗？说是不能，只能让医生看到我的“病”而已。医生要看我的“病”却让我花钱，难道医生要是近视，我还要给他配副眼镜？他要是耳朵不好使我还得送他助听器？
上医院看病，我的感觉就是我一会儿掏钱给医生戴上X镜，一会儿戴上超声镜，还有什么CT，什么核磁共振等等。如果我不投币给医生戴眼镜，医生就无法工作。我觉得我的病很具观赏价值，我还是留着不给医生看的好。
我问医生，如果瞧见“病”了怎么治呢？医生说目前没法治。我问，那做这个检查有何意义？医生说可以弄个明白。这让我想起了死后的解剖，对医生和医学有意义，对死人没有意义。我不掏自己的解剖费。
“五四”时期的一些中国人，曾为终能看到“病”而欣喜，便是治不了，也心里透亮高兴。可现在，花了很多钱，却只是看到“病”，让许多国人不甘。他们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也就是治病上。所以，医院中的检验费是很让人望而生畏的。
西医的贵族性表现在离开大医院、离开设备，医生就很难说是个医生，医院中许多有高级职称的医生是只会操纵一种仪器的技术人员。让他们到没有仪器的乡镇医院，到社区门诊，他们就不是医生了。光说医生们拼命往大医院挤，没有可调动的仪器，光杆医生还叫医生？光说百姓趋高，现在医生这个名字不再是个体意义的，而是整体的，是一个大医院中的人和仪器的总称。在西医院，人们尊崇的不是医生，而是科技和检测仪器。
可这个占有全部医疗经费的大“医生”只能给20%的人治病，这20%的人还必须是有钱人，因为这个大“医生”的新陈代谢功能特别强，消耗量很大。于是，恶性循环，大医院之外无医生，百姓进不去大医院就只有等死。我一个同事最近做了胃贲门癌手术回来，他花了近30万元。他说，病人可以分三类：三分之一的人治不起，三五万元钱几天就没了，也就不治了；三分之一的人忍受不了治疗的痛苦，或不治了，或被治死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完成治疗。他求我写篇稿子“表扬”
一下他妻子。看到我奇怪，他告诉我说，看到许多病人被配偶抛弃了他很感慨，觉得很感谢妻子。他一再感慨治病难，他说“难于上青天”。
他还是这能得到医治的20%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