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之所以认为母亲糊涂，不仅仅是因她的道德感不如一般人强烈，便是对精神病人，她也并不如一般人那样将他们当疯子对待。母亲与精神病人处之坦然，从不大惊小怪。母亲给他们针灸、吃药，和他们聊天，也多治好了。这使我小时也不觉得精神病是什么特殊病。母亲有时忙不过来，就让我陪精神病人聊天，这使我很会和他们聊天，到现在也是。我在负责信访工作时，能和一屋子的精神病人很好地聊天，各信访部门都把闹访的精神病人打发到我这来。如果以为我是在哄着他们，是使用技巧和他们谈话就错了，我和他们聊天与正常人聊天是一样的，你不用正常人的方式说话，他们能听出来，一点也不傻。
母亲不大惊小怪地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影响到我。在人群中，精神绝对错乱的人很少，绝对理顺的人也很少，大多数的人是局部紊乱。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怎么与人说话，和人相处了。有一个精神病人上访盯住了我，我走一步她跟一步。我笑着对她说，其实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是愿意和你在一起，不然我想甩掉你很容易，因为我比你跑得快，不信咱俩比试比试？我的话让她笑了，她笑我精神不正常，两个女人在闹市区比赛跑不是疯了？她才不干这样丢人的事呢。结果我跑掉了。
当你了解精神病是怎么回事，同时也知道他们与正常人并不存在质的差异时，你不过是根据他们的特点和他们交流，就不会与他们发生冲突，激发他们的病态。历史上有多少智者被认为是疯子而遭到迫害，那些被绑到火柱上烧死的哪个不是被称为狂人和女巫呢？这种历史真的过去了吗？
有一次出差到天津，见到街上一个年轻妇女发病，脱光了衣服在奔跑，好多人跟在她后面起哄。我迎上去，当她跑过我身边时，我伸出手臂温柔但有力地搂住她，脚下也是轻柔而坚定地使绊子，缓慢地将她压倒，同时在她耳边梦幻般地耳语：“你累了，你太累了……”她伏在我怀里流下了眼泪，哭诉有人抢去了她的衣服……我把她手里拎着的两件衣服给她穿上。周围的人议论纷纷：“肯定是她家人，别人谁敢靠近疯子？”
一个孩子看他母亲有疯病，精神压力很大，担心自己也有病，别人的关注更给他造成很强的心理暗示，于是他的行为就怪异起来，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我和他透彻地谈了一次什么叫精神病。我说，人的大脑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才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人的大脑之所以大于一般动物，人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就是得益于人的头脑的这一变异性。就是说，人的大脑正是由其特异性而发展的，说白了就是精神病推动了人脑的进化。便是那些疯大劲，失去自控和自理能力的人，也是在为人类的进化替整个人类付出个体代价。
不能否认，我们现在的思想是七零八落的，精神是一团混乱的，由于我们丢弃了传统观念，仅接受了西方的科学而没有接受他们的人文信仰，使我们的生活和情感产生诸多分裂，出现好多问题。而一旦有人出现精神偏差，我们又将其划为另类，以科学的名义从社会意义上抛弃他们。正因为如此，我痛惜大学生跳楼，反对以“精神病”为借口对大学生跳楼无动于衷。
因为精神病人也一样可以拥有美丽的大脑。我们不应找医学理由放弃对他们的关心、爱护。
从中医，也就是我母亲那里，我不觉得精神病是什么改变人本质的病。从西医那里，也没有得到一个明晰的界定。如今，西方对精神类疾病的看法也有所改变。有一部叫《美丽心灵》的美国电影，歌颂一个“美丽的大脑”，大脑的主人公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纳什（JohnNash）——一个终生精神病患者。他来中国参加世界数学家大会时，中国记者被告之不能用闪光灯晃他。影片结尾表现他领诺贝尔奖时，看到他的幻觉人物也都来参加他的颁奖晚会，他平静地看着他们……经常，医生不是愁治不好精神病，而是犯愁治好了不敢放还社会。
因为他们的精神与现实有时差和错位，这是许多人的病因。我们从社会角度认定是他们错位，而不肯稍许从他们的角度承认社会的错位。
一份对北京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北京有十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占学生总数近四分之一。而据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
看了这些数据我有些不解：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在1995年至1999年全国人口最重要的死因中，自杀名列第五位。
自杀者中八成以上患有抑郁症。患抑郁症的人中三分之二有自杀意念，10%—15%的人自杀成功。
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八人自杀未遂，而有自杀意念的则是已实施自杀的六七倍。除自杀死亡者以外，每年尚有10—20倍的自杀未遂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残疾。
而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为首位死因。
连北大、清华对学生跳楼都漠然了，一句“抑郁症”成了这些学生该死的充分理由。这种思维如果得到认可，我们就可以漠然对待四分之一学生的死亡追求。这是多么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