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轻装上路的。东方文化不管有多好，如果在当代没有实际用途、没有一个技术依托也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是个现实主义者，所以，空谈东方文明不行，中医是中国文化依托的最后一个堡垒，脚踏实地地搞好中医，中国文化就不会咽气。
中医不能到明丽、高耸的医院去，中医是一种不能离开土地的医学，不能不接“地气”。
我一直奇怪毛泽东，他老人家要是反对中医的话，中医还能存活到今天？破旧立新的行动，把中国真是打扫成一块干干净净的大地了，可偏偏留下了中医这个旧东西。
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了覆盖面广、组织严密的医疗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因为想要建一个纯西医的医疗体系，在财力上不但是那时不可想象的，就是现在也是难以办到的。那时每村都有医务室，有一两个“赤脚医生”，他们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调查了解人们的健康状况。看着“赤脚医生”频繁地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对人的心理是个很大的安慰。
“赤脚医生”的诊所里有听诊器、注射器。可他们采草药，用针刺疗法。草药到处都有，“赤脚医生”在当地收集几十种、乃至上百种草药并非难事，加上少量种植，医务室的草药就可以应付一般常见病了。
中草药、消毒水在医务室内实现了药味的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疗法经济、实用、方便、有效，对此毛主席不可能不加以利用和提倡。
老百姓是很实际的，民间的中医情结是有其现实基础的，中西医结合实际上在中国百姓的看病选择中已经完成了。百姓在看病上既找中医，又找西医的做法不是出于盲目和愚昧，而是出于效率和实用，那就是杀牛用牛刀，杀鸡用鸡刀，杀鸡不用牛刀。在这点上西医不如百姓明白，如果西医把自己视为杀牛刀的话，那么从哪个角度讲中医的存在也不威胁西医，倒是西医总去杀鸡，却落得个费力不讨好，有损尊严。
好在中国人很有意思，中国的西医也是中国人，当用尽招数病人还不见起色，家属渐渐急躁时，有的西医就会转移其注意力，建议用些中药。好多病人采用“综合”治疗，住着西医院，用着中药……这也是中国一大特色吧。还别说，这种综合性治疗效果有时还是不错的，往往真能起死回生。中医的存在对中国的西医也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百姓的选择决定了中医的存在方式和走向，我们要做的不过是顺应民意和自然而已。一般说来，人们找西医，是想看看自己身上的病是什么样，B超、CT能明确告诉你病在哪儿，让你看到它，现在讲知情权嘛，西医在这一点上可给患者一个交代。先到西医院确个诊，再找中医商量治疗方案，已成一部分人的看病模式，我也是这样看病的。比如肚子疼，先去医院做个B超，如果是阑尾炎穿孔，你便是找中医也不行，那就得开刀了。在西医那里没找到器质性病变，西医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这时再去找中医。
作为中医一定要显示出中医特色来，如果你没有中医的长处却有西医的弊端，人们为什么要找你呢？中医本来就是平民性强的医生，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女儿说，80％的病都可以用普通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医治，因此，培养中西医的通用人才，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女儿说她将来就到乡镇卫生院行医，覆盖几万人口，以中医的指导思想，中西医结合的技术，开展医疗工作。投入少、效益好，以预防为主，在确保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再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女儿努力学习西医，广交西医朋友，为的就是了解西医学前沿的情况，以便给病人提出最佳建议。
中医的生存之道真就是毛主席的那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由母亲的家庭作坊我想到现今的社区门诊。作为基层医疗单位，西医的社区门诊是竞争不过中医作坊的。建立社区门诊是西医的尴尬，因为西医不是这么存在的。西医的长处是紧密依托设备的技术，是高投入培养的精英，百姓趋的是西医人才和技术的“高”，这在社区门诊是无法体现的。而凡病就用精英、用尖端设备，又是对西医资源的浪费。西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家庭医生”，这不又回到了我母亲的角色？
“家庭医生”可以像我母亲那样与群众关系密切，同呼吸，共命运。情感相连，真正做到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得到病人的极大信任。而人致病的原因有时是一个很微小的因素，改变这一因素就会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我一个朋友领着女儿来找我女儿，说是孩子可能得了肾炎，女孩说腰疼得厉害。女儿摸了脉后说，受凉了，穿上棉衣就好了。女孩的母亲说，不用到医院做一下全面检查？女儿说，穿上棉衣后要是还疼你再去检查也不迟。
中医不可能灭绝在于任谁也养不起太多的西医这样的“大医生”，西医院是令一般百姓，尤其是农民望而生畏的地方。高昂的医疗费用远不仅是中国百姓支付不起，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难以承受。
我们还没得到面包呢，就先把窝头扔了，取消中医的理论是吃不到面包毋宁死，这是什么逻辑？
当前我们的医疗问题是由中西医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中医离开了土地，离开了群众；西医偏离了自然，并用技术支持人类整体偏离自然。
我担心的是，自然力量会不会来个闪回，以一种拓扑方式，击破西医给人类设的保护壳，把我们重新拉回到自然？那时我们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