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僵在楼道里，不知道是该离开，还是该再问点儿什么。这时，屋里却咣啷一声巨响，接着传来一个男孩尖厉的叫声。
两个人都吓了一跳。那女人也顾不得陈星了，扭身跑了进去。陈星也顺势跟进来，看到客厅里一地的水，水里泡着碎琼乱玉的玻璃碴，几条热带鱼在地上一弹一弹的。一个十七八岁的胖男孩站在一片狼藉之中，咧着嘴干嚎。他的右手被割破了，衣服裤子上都是血迹。
那女人一言不发，照着男孩的屁股就是两下。男孩挨了打，嚎叫得更响亮了，发出近乎喇叭的音色。女人翻身找出医药箱，要给他缠纱布，男孩却疯狂地扭动起来，同时口齿不清地乱叫。他的块头比陈星还大，挣巴起来，女人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还不帮个忙。”女人头也不回地对陈星说。
陈星只好过去，抓住男孩的伤手。男孩还想反抗，力气却远不如陈星大，没两个回合就被制服了。
陈星把他按在沙发上，牢牢握住那只流血的手。女人蹲在他们面前，不紧不慢地抹红药水，裹纱布，用胶带缠好。看得出来，她对这套工序很熟练。
而包扎的时候，女人也不再惜字如金了。她对陈星絮叨起来，主题是抱怨他叔叔。
从女人的话里，陈星知道，叔叔刚来深圳就认识了她。当时她正在打离婚，叔叔的出现，使她坚定了非离不可的信念。离婚以后，他们就住到了一起。那时候，她觉得叔叔是个不错的人，有文化，还老实。叔叔想做生意，开制造缓降器的工厂，她没怎么犹豫，就把从前夫手里分来的钱给了他。谁想到生意做了几年，钱没见挣到，债倒是越欠越多。不止她一个人，亲戚朋友都被借遍了。尤其是这半年，几乎每天都有上门讨债的。愁得没办法，叔叔反而变得幽默了，他总是对她说：
“对于我这种要跳楼的人，缓降器这东西真是屁用也没有。”
没想到他说了几百遍跳楼，却没有真跳，而是一个人跑路了。
那女人自顾自地唠叨着，表情却也不悲哀，仿佛在说别人的事儿。而这时，被陈星按住的胖男孩不知为何，却对陈星亲热起来。他绽开了向日葵般的笑脸，叫道：
“爸爸。”
陈星没想到这小子会有这么一手，愣了一愣。
“他就这样，管力气大的人都叫爸爸。”女人解释说，“他脑袋不好，当年我前夫要离婚，也是因为他。”
“爸爸！”胖男孩更亲热地叫着陈星。
“不敢当。”陈星说。
“放开他吧，越按他越这么叫。”女人叹口气，打开电视，调到体育台，哄那胖男孩，“乖乖的，看爸爸们打篮球。”
陈星讪讪地站起来，打算告辞时，女人却让他等会儿，转身去了卧室。片刻，她拿着一个信封出来，对陈星说：
“这是你叔叔让我留给你的。他说，让你回去，再好好上个学。”
陈星接过信封，摸出里面是一叠钱。不多，但足够买一张回程的机票。他又想起很多年前，叔叔还送过他一块日本带回来的“西铁城”手表，鼻子不由得酸了一下。
女人面无表情地说：“我对他算是仁至义尽了。”
从叔叔那儿出来，陈星贴着墙根，踢踏踢踏地走。他想：自己垂头丧气的样子，一定很像一只丧家狗。
深圳的路还没认熟呢，却到了决定何去何从的时候。叔叔的公司是指望不上了，他该灰溜溜地回北京去，还是用信封里的那点儿钱留下，再碰一碰运气？
他看到路边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忽然思乡情重。因为手机话费贵，公用电话又麻烦，这些天他还没和家里联系过呢。
他到附近的小卖部买了盒烟，又换了十块钱硬币回来，一个一个地往投币孔里塞着。电话接通了，是他父亲的声音：
“在那边怎么样？”
陈星犹豫了一下，却还是说：“不错。”
“在你叔叔那边上班？”
“没有。”陈星说，“叔叔帮我找了一家公司，做销售。”
父亲放心地“嗯嗯”了两声，又形式主义地嘱咐了两句，便挂了电话。陈星的心里有一种落空的感觉。他本来是想找个人诉诉苦，发发牢骚。
于是，他又拨通了小北的号码。
刚一接通，小北就叫唤了起来：“你他妈没死呀，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没死，没死。”陈星说，“不过明儿就不好说了。”
“怎么了？”
陈星把在深圳的遭遇对他说了一遍。
“混不出名堂就回来呗，”小北说，“江东父老其实真没对你抱多大希望——当初你走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打击你。”
陈星沉默了一下：“再呆几天看看。这才来多久啊。”
“缺钱么我给你汇点儿？”
“暂时还能混个饱。带的钱花完了我再找你要。”
小北又问：“你和张红旗到底怎么着了？她跟你联系过么？”
“没有，”陈星像在躲避着什么，“掰了就是掰了。”
“我就不明白，你们到底为什么——”
“时间太长了，腻歪了。”
当陈星在中国南方的街道上无所适从时，张红旗也在纽约的高楼大厦之下徘徊。她孑然一身，落落寡欢，像所有刚到美国的中国人一样孤独。
和陈星分手后，她把自己关在了破旧的小公寓里。她经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坐着坐着，就觉得脸上一片沙疼，原来又流了一大片眼泪。饿得肚子痛了，就拿出从中国带过来的方便面，也不用水泡开，咯嘣咯嘣嚼两口。
昏头昏脑地过了两天，学校打来电话，催她去办一些手续。张红旗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到美国是来留学的，不是来伤心的。
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难道离开了陈星，地球就不转了吗？张红旗心里有点不服气似的。
走在去学校的路上，她刻意什么也不想，一门心思揣摩起周围的景色来。和北京相比，纽约更像一座老城。除去那些跨国公司的总部大楼，学校、车站和民宅基本都是旧房子。厚厚的灰砖搭起了新世界，而现在，新世界也斑驳了。
她也没想到，美国研究生的功课有那么紧。完全没有给新生适应环境的时间。从开始上学以来，她每天一下课就得去图书馆查资料，然后赶紧回公寓去准备报告。要看的书也实在太多了，而且就算她的英语好，直接听美国教授讲课，也是有困难的，还得晚上对着书本返工。许多个夜里，她干脆就脑袋一沉，“邦”的一声，在桌上睡过去了。
因为辛苦，很多中国学生养成了熬夜时吃点心的习惯。美国的甜食又放了太多糖，飞快地把人填成了胖子。那些圆滚滚的亚洲小肉球在纽约街头走来走去，像极了发达国家的穷人。
好在张红旗来的时候，带了不少茶叶。她还感谢那些辛苦的课程：只有忙得团团转，她才可以不去想陈星，想他为什么要和自己分手。但夜里看书时，她还是会常常看着一旁的电话，脑子一下就乱了。她想：要不要再给陈星打一个电话呢？就算分手了，也不至于就此音信不通吧。不过那样一来，会不会又显得自己太“贱”了呢？杂乱无章地出了会儿神，她总是对自己说：还是继续看书吧。相比于感情的事儿，倒是研究生的功课简单点儿。
就这么昏天黑地地过了一段日子。一天，她刚要走进教室，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她父亲。因为忙，这么久都没和家里联系。他们一定不放心了。
“你很忙吧？”父亲在电话里说。
“是。”张红旗如实相告。但她决不抱怨苦和累。
父亲没话找话似地又道：“美国的生活怎么样？很新鲜吧？”
张红旗的腔调却更冷淡了，她说：“就那么回事儿。比起北京也没什么新鲜的。”
父亲有点尴尬，说了几句注意身体之类的话。
然而快挂电话时，他忽然又补充性地跟了一句：“不管情绪怎么样，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儿才是最重要的。”
父亲的这句话，张红旗已经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但今天却仿佛别有意味。难道自己的失落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任人都能听出来了？
刚平复下来的心情，登时又乱了。这天她走进教室，根本没心思听课，而是埋头给陈星写了一封信。没有像样的信纸，她就从笔记本上撕下了两张横格纸。
她也不知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写信，只是感觉自己心里堵了厚厚的一层粘滞物，需要用笔来疏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