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的事情办得很顺利。考试、联系美国的大学、申请奖学金都没有碰到什么麻烦。有三所美国学校同意接受张红旗，她最终选择了纽约州立大学。那里的名气虽然不是最大，但那两年新去了几个有名的教授，都是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名气极大的。另外纽约是个大城市，有华尔街，毕业实习很方便。学经济的人很看重这个。
唯一令张红旗有点担心的是签证。美国鬼子的使馆和大学有点各行其是的意思，大学要了，使馆未必给你放行。因为前南联盟的事儿，中美发生过摩擦（说来张红旗自己还参加过游行呢），再加上现在美国正在中东打仗，中国人赴美，据说比前些年的难度大了。
然而到了张红旗，签证官的态度还是很好。想来不管什么时候，移民国家招降纳叛的基本国策都是不变的，再加上她说得一口漂亮的英语，也让对方相信她确乎“不是异类”。咣当一声，干脆利索地盖了章，您可以顺路去订机票了。
那一瞬间，张红旗的舍不得却像满满一碗水，不碰它，没动静，一碰它，溢出来，流得满心都是。出来看看北京肃穆、宁静的街道，她伤感得几乎想哭。从小生长在北京，可二十多年都趴在书桌上，北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滋味还没真正感受呢，这就要去美国了。
她拿出电话，拨了陈星的号码。
“陪我转转。”她对陈星说。
陈星想了一下：“我正在上班呢。”他这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一家西餐馆当服务生。
“你不早就腻歪打领结了么？”张红旗干脆地说，“提前辞了吧。”
在以前，张红旗不会对陈星这么说话。相反，她还要表现出对那些工作的“尊敬”，鼓励他勤勉地去干。一来，他们在一起的那点儿花销，陈星都坚持买单，而钱就来自于这些端盘子递碗的工作；二来，除了端盘子递碗，陈星也没别的“正事儿”了。
又在街边站了一会儿，陈星才来了。他微微喘着气说：“什么事儿？”
“走走，”张红旗说，“在二环路里边走走。”
陈星便默不作声地陪他走。他们走过使馆区，走上长安街，再往南，走到所谓的“前三门子”，从恢宏壮阔走进了砖墙瓦舍。一走就走过了整个下午，张红旗赌气似地把自己走得很累，而陈星的脸上却泛出了红光，看得出来心情不错。张红旗想起来，他以前就是爱好“走路”的，不拘在哪儿，默默地走就行。而这两年，因为和她在一起，这个爱好也断了。
最后，他们又向北，走到西直门外的展览馆一带，天已见黑了。老舍的四世同堂里写，出了西直门就算出了北京，今天的北京一游，到这儿就结束了。
路过莫斯科餐厅的时候，张红旗拽拽陈星：“我们吃饭吧。”
“啊……”陈星犹豫着。原因很简单，这地方不便宜，他没带（或者说压根儿没有）那么多钱。
张红旗撒娇似地拖着他的胳膊：“我请客。”
张红旗以前是来过“老莫”的。在她父亲那拨儿人里，这饭馆享有盛誉：要说饭菜也不是多么好吃，但却曾是共和国第一批干部子弟的标志性符号。而对于张红旗来说，在这儿吃顿饭，算是完成了一个告别的日子：和千年的北京告别，和百年的北京告别，和二十年前的北京告别。
她也知道，陈星虽然沉默，却不是个迟钝的人。他一定感觉到了今天的特殊。
于是，等到红酒拿上来，她开宗明义地说：“我的签证下来了。”
陈星低了低头，不答话。他算是把张红旗“晾”在那儿了。张红旗心里一慌，一古脑地说了下去：
“学校是纽约州立大学，就在纽约市。专业还是经济管理，跟的教授也挺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生，商学院的学制有点特殊，先读两年书，然后要实习……”
但还没说完，她就停住了。陈星的眼神打断了她。那眼神混合着伤感、失落，还有点子自怨自艾的“犟”在里面。张红旗刚舒展开来的心又拧了一下。
但陈星却不愿把他的感觉说出来，他只是事务性地，像问不相干的人似地说：“什么时候走？”
“再过一个多月，从北大拿到毕业证就走。”
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了。好在菜也上来了，他们便默默地吃。奶油烤杂拌和炸猪排的油太大，没吃两口就“顶”着了。陈星还在吃，张红旗只好靠到椅背上看着他吃。
看了一会儿，她就走神了。脑子里一会儿是他们在昌平的林荫道上走路的情景，一会儿是自己将在纽约街头茫然无措的样子。
“跟我说点儿什么吧，”她妥协一般叹了口气，“我都要走了……”
没想到陈星放下刀叉，盯着她，愣愣地说：“你放心走吧，别管我。”
陈星的表情更复杂了，除了伤感失落自怨自艾，还夹进了一股——悲壮。既气势磅礴，有如千钧重担压在肩，又不怨自哀，仿佛刚被谁秋风扫了落叶。
他的表现让张红旗的伤感加倍了。其实一个人要出国，另一个人的感受，张红旗是能理解的。学校里不也传满了这样的故事吗？在有些人看来，出国和婚姻一样，都是爱情的坟墓——但也无奈，大家只能欢天喜地地奔向坟墓。而她和陈星呢，更特殊点，一个奔着锦片儿似的前途去了，一个却只能继续在街头晃悠，这样的关系看起来就更加不牢固了。
以前，张红旗是不在乎两个人的差距的。不是这样吗？从上高中起，他们就应该是平行线，但这两条线偏偏莫名其妙地交汇了。这在张红旗心里，一直是一件奇妙的事。张红旗也曾梳理过自己的爱情观：她认为爱情就是爱情，和上什么大学出不出国以后变成何等样人——无关。只要看对了眼，双方有口气，就能爱。
好像是恩格斯说过吧，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爱情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总和喽。可那时的张红旗偏不认同这个论断。她认定“人”就是“人”，爱的被爱的也是“人”。纯然的人大写的人，干净得像清水一样的人。爱情呢，就是超越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人”与“人”的感情。她才不管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呢。
在她心底，也曾以这样的信念为荣。从这个角度讲，以前的张红旗是一个爱情的梦想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说是不牢固，他们这几年也过来了。
但就在真正着手准备出国的时候，张红旗却忽然不自信了。首先，她对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不自信：要知道，她去的可是美国呀，地球的另一端，而且这一去可就是几年呀。这么长时间不见面，他们能坚持下去吗？人家都说，一方出国以后，情侣的关系会慢慢“淡”下去，“淡”到一定份儿上，就断了；可他们呢，好像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浓”过。过去还觉得这种细水长流的感情很好，但现在看来，能不能禁得起考验，还很难说。
其次，她对自己的爱情观也不自信了。越到临走前，她越容易这样想：过去是不是太幼稚了呢？就算她不嫌弃陈星，不在乎他有没有学历有没有工作，但将来别人会怎么想？尤其是她父母，能接受他这样一个家伙么？到时候，她有没有勇气和反对他们的一切外部力量对抗到底——就像香港烂片里的纯情少女一样？
进而，她对陈星也不自信。假如将来所有人都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他会不会和自己站在一条战线上，死抗到底呢？她感觉他不会。据张红旗的了解，陈星有一颗无比脆弱的自尊心，假如收到半点伤害，一定会选择退出。他仿佛时刻会对所有人说：哥们儿不陪你们玩儿了。越是他在乎的事儿，他就会越果断地选择“不玩儿了”。他是一个卑贱而又骄傲的人。
到了最后，张红旗所有的不自信，统统转化为了对陈星的不满：假如他知道自己的忧虑、自己的苦衷，就应该负起责任来，考上一所大学。不必太好，也不必出国什么的，只要过得去，别把压力都丢给她就行。就算不考大学，如果他能努力工作，学一门足以安身立命的手艺，也足以给他、给张红旗一个体面呀。但是这么容易的事儿，陈星却压根儿没有去做的意思。几年来，他一直都在晃悠，在街上晃悠，在学校晃悠，在小北那儿晃悠。他连像样的业余爱好都没有，除了听相声听评书，就是像迷路一样在街头游走。陈星仿佛是一个天生的混子，并且混得乐在其中。
不知多少次，她都想和陈星“好好谈谈”这个问题。她想对他说：为了我们两个，你做一些改变行吗？但这话却总悬在嘴边，没有出口。她知道那会刺伤他，她不忍心。
而现在，所有烦心的事儿一股脑儿涌上来，让张红旗的心情乱极了。
这顿饭吃得无言而散。而后张红旗没去学校，她要回家里去拿点儿钱。走之前，总得尽可能多带美国买不到的东西。
母亲帮她收拾出大箱小箱的衣服和日用品，父亲端着茶杯，含笑看着妻子和女儿忙碌。看得出来，他们的兴致都相当高，然而这高兴又是“意料之中”的。对于他们，女儿出国是早已计划好、迟早要实现的一件事。
这两年，母亲的话变得很多。她手上忙活着，嘴也没停。说话的内容，又和弟弟张红兵有关。这个张红兵，姐姐就要出远门了，也不会来看看；他现在倒像是学点好了，只不过以前耽误得太厉害，想赶上张红旗是别指望了；其实他还是很聪明的，如果当初有张红旗一半的踏实，没准现在也正在考托福呢吧……
张红兵从工读学校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去了一家制造象棋的工厂，干的还是原来那些活儿。因为厂子在郊区，他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母亲继续唠叨着：“不过张红兵手艺练得挺好，还帮他爸爸刻了一个图章呢，可惜现在的印刷厂不用以前那种排字系统了，否则我可以托托关系，让他去当排字工，再过些日子，还可以到我们出版社去作校对……”
没想到母亲说完张红兵和“车马炮”的前途，突然“话锋一转”：“咦，张红旗都快本科毕业了，还没谈过男朋友呢。”
她拍着脑袋自责：“哎呀哎呀，女儿快出国了，再提这事儿有什么用。”
和陈星的事儿，张红旗并没告诉过父母。原因只有一个：怕麻烦。和那样一个家伙恋爱，对于她的父母来说，多少是一个“麻烦”吧。就算嘴里不说，心里也会麻烦。心里的麻烦才会引出更多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