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敌后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极大地震惊了日本侵略军，日军的大本营暂停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急调冈村宁次担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又从华中抽调了两个师团来华北，使华北的日军总数达到了30多万人，加上10万汉奸部队，主要用来对付八路军。当时华北战场上还有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但他们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就给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冈村宁次积极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就是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来对付八路军，不到两年，进行了5次，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做法一次比一次野蛮，手段也愈加毒辣。大修公路、铁路、据点、碉堡、封锁沟、封锁墙等，强化其“囚笼政策”。他的参谋长安达二十三曾夸耀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地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1/4。”敌人“扫荡”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对根据地的破坏也越来越厉害。在此期间，华北解放区面积也被敌人蚕食而缩小了1/6，人口减少了1/3，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而太岳抗日根据地困难更大，不仅日军步步进逼，南面的蒋介石部队和西面的阎锡山部队，也不断寻衅袭扰。
对此，陈赓和薄一波首先以中共各级党委为中心，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对敌斗争的步调，逐步深入地进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对军队实行精兵简政，减少非战斗人员，并进行开荒种地等生产自救运动，减轻人民负担。村子被日军烧光了，没有房子，部队自己上山挖窑洞住；粮食困难，部队吃不饱，自己上山开荒种地。太岳一分区政治部规定：干部战士除工作外，每天要用业余时间采集14斤野菜上交炊事班，做成饭菜给大家吃。那时陈赓司令员同样上山开荒种地搞生产，同样背着粪筐拾粪，同样和干部战士一起挖野菜吃野菜……就是这种情况，陈赓仍然积极指挥部队作战，大力发展县区武装和民兵队伍，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实行精兵简政把人员减少了，因此特别注意加强训练，提高素质，以增强战斗力。陈赓不止一次地对指战员说：
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的军队是为近代科学与近代装备所武装起来的，而且敌人战术的改进日新月异。我们是落后的国家，科学不发达。尤其是我们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出身好，但文化技术水平较低，以窳劣的武器与日帝对抗，尤其要准备反攻，驱逐日帝于鸭绿江外。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军队需要训练，是异常迫切的了……我们现在的武器，虽然窳劣，但是我们有高度的政治素质，马列主义的指导，如果我们再能发扬现有武器的威力，使之发生充分效力，我们是可以战胜敌人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军队的训练问题了。
1941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对太岳区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扫荡”。其中主要的有1941年9月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出动兵力3万人；1942年2月和秋季的两次“辗转抉剔扫荡”，每次出兵七八千人；1943年10月的“铁磙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扫荡”，动用兵力2万人。对于反“扫荡”作战，经过认真思考，经验总结，陈赓也提出了自己的方针：
反“扫荡”作战指导，以分割指挥为原则。采取三线作战：腹地，以基干部队的一部，领导与结合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强化县区游击集团，进行独立战斗，发动广泛性的、坚强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基干部队（主力）转移外翼，摧毁敌人补给线，缩小与限制其“扫荡”面积，视情况如何采取适当与可能的运动方式，突然奔袭其弱点；以基干部队的一部，转移敌占区，破坏袭击敌交通线与据点，与进行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此起彼落）。未被“扫荡”区，趁机开展本身工作，作战则采取对自外向内“扫荡”之敌进击。
这个方针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刘伯承说的“敌进我进”原则。他说：现在对付敌人的“囚笼政策”，我们“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应是敌进我进，打磨盘应摸敌人的屁股”。这就是说，对于敌人的进攻，再不能用“敌进我退”的老方针了，应改变为与敌对进，敌入我根据地，我进入敌占区，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打破敌人的“扫荡”。陈赓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这种方针的正确。
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太岳区军民在陈赓的指挥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共进行大小战斗1235次，毙伤俘日伪军官兵8531名；1942年共作战2767次，毙伤日伪军4700余人；1943年共作战2889次，毙伤日伪军8300人。1941年日军大“扫荡”开始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根据地曾经一度有所缩小，但是随着太岳军民反“扫荡”斗争的开展，不但根据地原来的全部控制区得到恢复，还得到了大的扩展。
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1941年5月7日，日军调集5个师团，约7万人，发起了对太岳区南部的中条山战役，分4路进攻驻扎在那一带的装备精良的约有25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和日军打了5天，损失了5万人，余下的都惊慌失措地渡过黄河南逃，使太岳区南部至黄河岸边的广大地区陷入敌手。陈赓、薄一波为了解救那里陷入水深火热的人民，于6月初先后派第三八六旅的第十六团、决死一纵队的第二一二旅和第五十九团等部，进入太岳区南部地区开展活动，打击日军，镇压匪特和汉奸，争取群众，组织民兵游击队等，很快使那块饱受日军蹂躏和国民党军队祸害而消沉了的土地，迅速振奋起来，燃起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
1940年冬至1941年春，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8月，山西顽固派阎锡山，命令他驻扎在山西省西南部的第六十一军和第四十三军各一部，约6000余人，从襄陵县东渡汾河和同蒲铁路，来抢夺八路军、决死队已经解放了的太岳南部的浮山、翼城等县地区，太岳军区向它发出警告，他们不但不听，反而更加疯狂的进攻。太岳军区部队被迫在开展反对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对阎锡山发动的进攻给予坚决回击，以保卫刚刚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岳南抗日根据地。在陈赓指挥下，太岳军区部队奋勇反击，全歼阎军两个多团，俘虏700多人，将其击退。
但是，阎军不死心，又趁日军对太岳区实行“辗转抉剔扫荡”的机会，向岳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袭击政权及部队，伤害干部和群众。1942年3月下旬，邓小平到太岳区视察工作，了解了第六十一军等部勾结日军侵犯岳南情况后，果断决定发起浮（山）翼（城）战役。由邓小平亲自指挥、陈赓协助，集中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决死队的决一旅、第二一二旅等部10个团，分左右两个纵队，向第六十一军进行反击。战斗于4月15日拂晓打响，经过激烈争夺，右纵队攻克了茶房、杨家掌、李家堡、胡子岭等据点；左纵队收复了天檀里、米家垣、大疙瘩山一带。这次反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第六十一军的反动气焰，制止了他们投降日军的行动，使阎锡山开展汾河以东的新战略彻底破产。
1943年秋季，日军对太岳区进行的“扫荡”，是规模最大最为凶狠的一次，名为“铁磙扫荡”，它的正式称谓是“铁磙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是冈村宁次亲自策划的。他调集日、伪军2万余人，摆在东起白晋铁路、跨过太岳山，西至同蒲铁路的一条横线上。一线部队首先由北向南一齐推进，紧密协作，逼迫八路军退到黄河岸边背水应战，是为“大磙”；二、三线部队担任“抉剔”、“清剿”，每天前进40里，再杀个回马枪，后退10里，称作“小磙”。企图用这种严密的“天衣无缝”的战法，灭绝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决死队及一切有生力量。冈村宁次还向东京大本营夸口说：这次要“迫使共军在黄河岸边背水作战，不降即亡”！大本营参谋本部也非常重视冈村宁次的这一“杰作”，命令从各地抽调军官，组成观战团，前来太岳前线观战、学习。
陈赓根据各方情报，了解到敌人调动与屯粮等情况，判断日军可能进行“扫荡”，于是制定了反“扫荡”作战方案。动员根据地军民作应敌准备；组织群众空室清野，有计划的转移；以少数基干部队为核心，结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腹地的游击战，迟滞、袭扰、消耗进入根据地中心的敌人；而主力部队本着“敌进我进”的原则，在日军进入根据地腹心时，向敌占区日军空虚的后方进军。
第十六团在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率领下，奉命开赴延安。根据陈赓指示，该部钻出敌人层层封锁，向同蒲铁路上敌人前敌指挥所所在地临汾城方向前进。10月18日傍晚，进至临汾东南方向的岗头村，22日又转移到洪洞县韩略镇附近的南北卦地村。
韩略镇设有日军据点，驻兵40多人，西距临汾城35里，位于敌人主要运输线——临汾西至太岳区内的屯留县的公路上，支援“扫荡”部队的运输人员及物资的汽车来往频繁。韩略镇西南地形险要，公路两侧多为两三丈高的陡壁，便于打埋伏。这一地区共产党工作基础好，民兵也很坚强。日军则觉得该据点离临汾城近，和西边的曲亭、东边的古县、北边的苏堡等据点都相距不远，可以互相呼应，因此较麻痹。陈赓事先得到情报，说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要来太岳区参观日军“扫荡”，他估计他们必走临（汾）屯（留）公路进来，因此指示王近山，相机歼灭这股敌人。王近山根据陈赓的指示，调整布置，决心在这一带伏击敌人。团、营、连干部先是化装成农民，到韩略镇附近侦察与看地形。24日凌晨3点，参加战斗的4个连队进入伏击地区隐蔽，直到清晨8点多钟，夜雾消散，艳阳升起时，才看见临汾方向公路上尘土飞扬，有车来了。不久，日军的13辆汽车（内有3辆小汽车）满载着人，进入了第十六团的伏击圈内。日军正在车上谈笑风生毫不在意时，六连首先开火，燃烧弹击中倒数第二辆车，堵死了车队的退路。此时从最后那辆车上跳下来十几个日本兵，还没有开始射击，即被第十六团击毙。同时，所有部队一齐开火，一阵枪炮、手榴弹轰击后，部队跃出阵地，杀声震天，从陡壁跳下来冲到公路上，六连班长赵振玉从汽车上夺过敌人重机枪，对着前面的汽车猛扫。日军突然遭此打击，一时不知所措，领头汽车急速向前猛冲，被九连拦住去路，将其击毁。四、五连战士在公路上与敌展开白刃战，班长童荣发开枪打死一名穿着讲究的指挥官（后查明是旅团长服部直臣），夺过天皇赐给他的战刀，连续砍死3个敌人；新战士冯木水和3个日军拼刺刀，竟把他们全部刺死；战士杨二和端着机枪扫射，一梭子子弹打死了7个敌人；残余敌人保护几名高级军官向一处靠拢，并用机枪封锁道路，五连指导员郑光南抱起集束手榴弹冲向这股敌人，一声巨响，敌人和他们的机枪全被炸掉，自己也壮烈牺牲。经3小时激战，只有3个敌人钻进一个小窑洞未被发现，侥幸漏网，其余180多人全被击毙。后来查明，这股敌人就是冈村宁次组织的“军官战地观战团”，它的成员主要是“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的五、六两个中队的军官，此外有少将旅团长一名，大佐联队长6名，还有若干中队长以上的军官。
冈村宁次因这次惨败而大动肝火，认为一定是出了内奸，亲自跑到临汾，对驻扎在那里的第六十九师团司令部及其周围敌伪人员进行甄别。最后将师团长清水中将撤职，山西临汾的汉奸道尹也被罢官。冈村宁次还火冒三丈地叫嚷：“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吃掉这股共匪！”于是从“扫荡”根据地的部队中，抽调回来几千人，在6架飞机掩护下，几次在韩略镇附近追寻、搜捕，均无所获。因为第十六团已经按照陈赓的指示，“途中遇敌，力求速战速决、速离”，远走高飞了。
这样一来，敌人的“铁磙扫荡”就开始发生混乱，无法再按原计划进行了。加上太岳军区其他部队的几百次作战，攻克敌据点14处，毙伤日、伪军3500余人，敌人被迫于11月20日分路撤退。所谓的“铁磙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同他们的旧战法一样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陈赓总结韩略镇伏击战时，强调这是“敌进我进”原则的胜利。他说：当敌人集中兵力“扫荡”根据地腹心地区时，其后方比较空虚，正是部队进军敌后歼敌的好机会。积极主动抓住战机，设伏地点选择在敌据点附近，可取得出敌不意的效果；战斗中掌握速战速决原则，战斗后迅速转移，使敌人援兵扑空。因此，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十六团千余人，能够在敌人后方交通线附近埋伏两天之久，并取得战斗胜利，没有当地党和人民的支援与配合，是不可想象的。
冈村宁次对这次作战的失败，坚持认为是内部出了奸细，但是也承认“共军的确长于谍报，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但对第十六团胜利的真实原因，他永远不会知道。陈赓曾经说过：“只有在群众纪律上不吃败仗的军队，才能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取得彻底胜利。”对于实行“三光政策”的冈村宁次，怎么能理解共产党军队这一克敌制胜的真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