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好像是在重复着。自从陈赓去了大别山，王根英一直在等着他，虽然能从国民党报纸的新闻中，从反面猜到一些那里的战况，但是陈赓在哪里呢？他生活得怎么样？却无从知晓。万万没有想到，1932年11月，陈赓又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突然回来了，并且又带着一条伤腿。王根英急忙帮他和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将他再次送进牛惠霖骨科医院诊治。
陈赓向中共临时中央报告了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的经过和张国焘的错误，以及红四方面军撤离大别山的情况。对于他谈的张国焘错误部分，中共中央不大相信。不久，中共鄂豫皖红军总医院院长邵达夫来到上海，代表鄂豫皖省委向中央反映张国焘的错误时，才相信了陈赓原先说的话。因此，中共中央于1933年3月15日在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中，严厉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表现。
当时中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人，都很关心苏区的情况，陈赓向他们谈到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中的一些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战斗的激烈和艰苦，以及指战员的英勇顽强等情况，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那充满激情、有声有色的精彩叙述，使大家深受感动，认为超过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中所写的情节。陈赓说：“那些战斗的艰苦和激烈，以及红军所表现出的忠诚和勇敢，比起现在那些描写战争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不知要超过多少倍。我很希望人民能知道红军和革命群众所经受过的这一切，即使将来革命成功了，也永远不要忘记。”
当时在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朱镜我，作了详细记录，整理后油印出来。他同意陈赓的意见，认为如果有个作家能把陈赓谈的写成作品，一定能成为不朽之作，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工作上发挥很大作用。
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了鲁迅先生，他那深厚的文学修养，他犀利的笔锋，他的小说与杂文，在当时是无人能比拟的，如果他能对陈赓所讲的感兴趣的话……那该多好。
朱镜我将油印材料交给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冯雪峰，请他去和鲁迅先生联系。冯雪峰也为这个材料上写的情节所激动，也认为应当请鲁迅先生去写，才会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于是很快将材料送给了鲁迅先生，并提出了大家对他的期望。
当时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环境中的鲁迅先生，见到这个材料，仿佛见到了那黑暗天空的一束亮丽的曙光，也非常激动。只是油印的材料过于简单，很希望能见到这位提供材料的红军将领，再听他详细介绍一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鲁迅的邀请，使陈赓十分高兴。因为他读过很多篇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战斗性深表敬佩，认为鲁迅是一位真正的革命作家。即使在大别山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的挎包里也保有鲁迅先生的书。如今不仅能见到这位景仰已久的作家，还听说他的讲话打动了这位老先生，准备写一部反映红军斗争的小说，他怎能不兴奋呢？
冯雪峰、朱镜我陪同陈赓来到北四川路鲁迅先生的家里，夫人许广平还特地准备了酒菜。鲁迅听陈赓谈的兴致很高，但不多讲话，怕打断陈赓的叙述，只是有时提个问题。陈赓详细谈了反击蒋介石“围剿”的战斗及苏区人民生活等情况。鲁迅先生非常了解旧社会农民的悲惨生活，所以最关心苏区农民生活和土地革命，听说农民挺起腰杆起来战斗了，非常高兴，他于是问地主怎么进行反抗和人民支援红军的情况。听到人民送子送夫参军和召开欢送大会的情况时，感到很新鲜。陈赓讲到农民修新房四面开窗户的事，引起鲁迅很大兴趣，说：“这是因为生活好了，开始注意居住的卫生条件了。四面开窗，空气流通，这是一个进步。”这次交谈，给陈赓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了秋天，陈赓又接到通知，说鲁迅先生有意写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希望“先前来上海养病的那位同志再去谈谈”。于是由朱镜我把“来上海养病的那位同志”交给楼适夷带到鲁迅先生家里。按照中共地下党的纪律，上级既不需要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楼适夷，楼适夷也不能询问，所以当时楼适夷不知道这人是谁，只记得这个人脸色红润，略有风霜之色，身材较高，穿一件线呢单袍，像是一位从农村来的知识分子。只是到了鲁迅先生的家，发现鲁迅先生对这位同志确实是曾经见过面的样子，并没有叫楼适夷作介绍。
走进鲁迅先生书房、卧室、会客室一室三用的大屋子里，鲁迅先生坐在书桌横头的藤躺椅上，陈赓坐在书桌边的环臂椅上，就谈起了红军的作战情况，苏区人民生活和军民关系等，有许多生动的叙述，鲁迅先生静静地听着，不时插进一两句问话。谈到红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大敌人，陈赓形容了红军战士的大声呐喊，勇敢投入白刃格斗的情景时，鲁迅先生高兴得笑了，问道：“是这样吗？”然后点了点头说，“先声夺人嘛！”陈赓还谈了一个老大娘掩护伤员的故事，谈到红军司令员坐在田头和农民一起抽着黄烟谈家常的情况……都引起鲁迅先生的很大兴趣。在陈赓谈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形势时，鲁迅先生拿出张纸请他画一个草图。谈了整整一个下午，鲁迅先生很有兴味地听着，甚至身子都没有躺下过一次。傍晚，夫人许广平回来，邀陈赓和楼适夷到厨房边一间小屋里去吃饭。鲁迅先生亲自打开一瓶保藏很久的三斧头牌白兰地，请大家喝酒。
楼适夷一直不知道他领到鲁迅先生家的来上海养病的那个人是谁，直到全国解放后，他在鲁迅博物馆中，见到了被鲁迅先生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勇敢地保存下来的那张鄂豫皖根据地军事形势草图，才知道他那次陪同去见鲁迅的人，就是陈赓将军。
陈赓的谈话给鲁迅先生的印象很深，一直想把它写成小说，曾多次和冯雪峰说：“写是可以写的。”“写一个中篇可以。”“要写，只能像《铁流》似的写，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貌只好模糊一些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写出来。冯雪峰说：“他那时并不是没有创作欲望”，“终于没有写，显然由于他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使他造成创作所需要的真实感。”“也说明了他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同时，写长篇或中篇作品，要有充裕的时间，当时蒋介石在用军队“围剿”红军外，在上海各地对革命文化界也在组织“围剿”，作为革命文化界的主帅鲁迅，不得不以笔为枪和反动当局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就很难有时间顾及其他了。
两次会见文学大师鲁迅，给陈赓富有传奇性的生涯增添了色彩斑斓的篇章。
由于牛惠霖大夫的热情接待，安置在最好的房间，还请几位专家来会诊，因而陈赓的腿伤痊愈得很快。虽然因为两次疗伤，陈赓和牛大夫熟悉了，但地下工作的纪律，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牛大夫只知道他的名字，对于其他情况只是猜测而已。关于这个情况，陈赓曾在1949年说过：
我从大别山回来，又到牛惠霖大夫的医院去治疗，我依然没有说明身份，佯称是工伤。牛大夫并不过问，只管精心治疗，把伤骨都整了形，用石膏固定，养了快3个月，我要出院了，牛大夫才问我：“你真是工伤吗？”我说：“是的。”他笑了：“你是红军高级军官吧？”我正想否认，他接着说：“我是骨科大夫，还分不清工伤和弹伤吗？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佩服你们共产党为国为民的精神。这次住院就不收你的钱了。”那怎么行？后来党还是给了他一些钱的。
这段话是陈赓在“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讲的。他曾表示打过长江，解放上海之后，一定去探望牛惠霖大夫。后来他去到上海，得知牛大夫早已故去，深感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