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征战中，在政治斗争中，彭德怀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他刚刚力拥毛泽东复出、取得娄山关大捷，很快又因林彪的一封信，被扣上了“反毛逼位”的罪名，一戴就是一辈子。
广昌保卫战后，博古、李德又组织了“六战分兵”、“全线抵御”等战役，无一不是遭到惨败。蒋介石的50万人马像巨蟒一样，慢慢蠕动，逐渐紧缩，庞大的身躯和喷射的腥气使人窒息。中央苏区由30余县广大区域锐减至两三个县的狭小范围，10余万红军游击队猬缩在苏区腹部，已无回旋余地。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扭转危局的可能性等于零，这点连狂傲自大的李德也不能否认。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被迫承认：“敌人在北部和西部战线已达到了它的近期目标，在南部和东部(福建)也令人忧虑地接近了它的预期目标。”
为了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只有一个选择：实行战略上的退却。
1934年6月，周恩来提出红军主力突围，向湖南西部转移，与坚持在湘鄂西苏区的贺龙部队会合的建议，得到中央书记处同意。
撤出中央苏区，是一个牵涉到十几万红军、几十万群众的大规模的战略行动。对于这个空前浩大的行动，博古、李德等人既不对军民进行动员、解释，也不在干部中征求意见，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都不提出来讨论，只成立了中央“三人团”，担负准备与指挥之责。“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分工为由博古管干部，政治上做主；李德管计划，军事上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蒋介石很快摸清了红军的行动方向，迅速调集几十万大军，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境内，沿红军通向湘西的道路线，设置了4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
11月中旬，蒋介石急忙调集40万大军，利用湘江天险，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其计划是：以第一路军刘建绪的4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在湘江东岸设防；第二路军薛岳的4个师，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域。作为机动部队；第三路军周浑元的4个师紧跟红军，缠打截尾；第五路军李韫珩的1个师配合粤军围堵。桂军以第十五军布防于湘江东岸，形成袋形阵地，准备迎面堵击。蒋介石的意图是督令湘桂军阀与红军死战，中央军作最后一击，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两岸。
为防止桂军避战，蒋介石发给白崇禧一笔庞大的军费，实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政策。同时，蒋介石亲自撰写书信，用飞机投给各路将领，称兄道弟，陈言利害，以买其心。
在蒋介石的精心谋划下，湘江两岸重兵云集，堡垒纵横，已是一个杀机四伏的巨大陷阱。红军正一步步向这血盆大口挪动。
11月16日，中央红军深入湘桂交界的九疑山脉，由于山道崎岖和辎重难运，5天路程足足走了11天。红军愈往前走，险阻愈大，敌人兵力愈多。鉴于这种情况，彭德怀向中央提出果断改变原定路线，由西行转向北上，插入湘中，打乱敌军预设阵势的建议。建议要求：“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彭德怀希望率三军团以玉碎的精神，顶住排山倒海的敌军，争取时间让中共中央和其他兵团安然脱险，从容对敌。他的建议不失为当时红军摆脱被动的良方，但博古、李德根本不予重视。在他们的指挥下，一场血战不可避免地在湘江西岸展开。
彭德怀不愿与桂军对阵，由于三军团行军路线靠近粤桂边境，与彭德怀捉对厮杀的正是蓄势以待的桂军白崇禧。
白崇禧1934年春由粤返桂后，即开始进行拦堵布防的准备工作，并将在江西参加“剿匪”的第四十四师偷调回省。红军突围，兵临湘江，白崇禧面临两难的选择：是坚决堵截？还是退守不出？适逢在日本陆军大学就读的高级参谋刘斐学成回国，白崇禧征求他对堵剿红军的意见。
“这场仗是输不得，赢不得，对吗？”刘斐一眼看穿了白崇禧的心思。
“正是！输了，共军进入广西，老蒋说‘我替你剿匪’，广西姓蒋；赢了，共军虽然覆灭，但桂军已凋敝不堪，老蒋说‘我替你善后’，广西还是姓蒋，我们只好卷铺盖走路。”白崇禧为难地说。
“那就送客。”刘斐献上一策。该方针的要旨是在形式上作出堵击模样，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防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中央军跟踪入境；在具体做法上是放开一条红军西进的窄小通道，截打红军后卫部队，以此促客快走并敷衍蒋介石。
白崇禧采纳了刘斐的计策，决定以桂北险隘龙虎关为枢轴，集结18个团于全州、灌阳、兴安一线，伺机攻打红军右翼。
11月23日，红三军团到达天堂圩，25日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迅速抢占湘江西岸全州至兴安之间渡口的命令。26日，红三军团由小坪经永安关、雷口关，进至文市以南的水车地区。26日，彭德怀派红四师作为先头师，直插湘江边界首渡口。
红四师在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急行军赶至界首，这时界首已被红一军团攻占。由于湘军蜂拥南压，企图封闭湘江，红一军团奉命转过头对付北边的湘军。
“我们是否像你们一样，在湘江东岸布防？”黄克诚向一军团请示。
“不，你们的任务是控制渡口，要过江在湘江西岸布置防御阵地，阻止桂敌侧击，掩护我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通过湘江。”林彪指示。
根据林彪的命令，第四师派两个纵队渡过湘江，留1个团继续在湘江以东保障渡河点。
为了消灭红军在湘江西岸渡河支撑点，桂军抽调精悍部队反复攻打界首，发起十几次冲锋。红四师前卫团第十团与敌拼死搏斗，多次告急。彭德怀命令部队：“沉着应战，坚持到底。子弹打完了，拼刺刀；刺刀捅软了，用枪托砸；枪托砸烂了用拳打，决不能失去渡口！”
苦战两天两夜，第十团团长沈述清阵亡，军团派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不久，杜中美也壮烈牺牲。第十团损失官兵400余人，在他们的阵地上也躺下了700余具桂军尸体。激战中，来不及挖掩体，战士们就把敌兵尸首垒起来作战。
界首恶战的同时，红五师和红六师在距界首两公里的湘东光华铺与桂军展开残酷的阻击战。彭德怀的指挥部就设在距界首渡口几百米的一座祠堂内。
进攻光华铺的桂军计有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第四十四师和第七军第二十四师数万之众。桂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轮番发动攻势，潮水般的敌人一波一波冲向红军阵地。敌人利用熟悉地形的特点。经常派小部队骚扰、迂回袭击红军。如果顶不住敌人的凶猛攻势，不仅三军团会被逼入湘江，整个中央纵队、军委纵队以及殿后的各个军团也会被截断去路。中央军委命令红三军团“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4夜”。
前线战士的鲜血并没有加快“轿子”行进的速度。中央军委纵队27日已经抵达文市、桂岩一带，距湘口渡口只有160里，如果急行军1天即可到达。可是3天过去，仍不见踪影。
12月1日上午，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一直在渡口垂首默思的毛泽东，望着江水中随波浮沉的红军战士尸首，喃喃自语：“罪过，罪过。”
中央纵队过江后，彭德怀率第五、六师主力向西转移，留下第六师第十八团继续担任阻击任务，掩护红八军团渡江。红十八团与八军团第三十四师后来被桂军和中央军8个师包围，大部分壮烈牺牲。
阴冷的北风在湘江边呼啸，晦暗的暮色中找不到一处光亮。12月30日，彭德怀接过战斗伤亡报告，大滴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在激烈的战斗中，三军团伤亡惨重，仅第五师就阵亡2000余人，师参谋长胡俊、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晶等十几个师团级干部或伤或亡或失踪。
“湘江呵，你流的不是水，而是一江英雄血！”彭德怀忍不住悲怆地喊道。
湘江之役，红军在错误战略的指导下，损失近半，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减少到不足4万人。
湘江惨败，使红军战士对“左”倾领导者怨恨的情绪达到顶点。一股反抗的灼热岩浆正在平静的地皮表层酝酿、孕育、运行。
面对困境，临时中央和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一筹莫展，他们痛惜红军的惨败，内疚、懊恼，党的总书记因囊中乏策、无计可施甚至想到了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中央和红军的领导问题已经被4万年青战士的遗骸摆成一个巨大的问号。
众目瞩视毛泽东。
毛泽东也没闲着。他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洛甫(张闻天)均被编入中央纵队。由于受伤、生病，他们有时被战土抬着行军，有时拖着伤病之躯跟随部队前进。行军途中、休息间隙，常常能聚在一起，经常议论党和红军的大事。
他首先启发和诱导王稼祥认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王稼祥到中央苏区之初曾经反对过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随着斗争实践的深入，又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和高明，宁都会议时他是唯一坚决反对解除毛泽东兵权的中央委员。湘江之役，使他进一步意识到要挽救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改变中央的领导。
他找洛甫交换意见。洛甫早就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瞎指挥深为不满，在挫折中觉悟到以前被斥为“经验主义”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思想的正确性，坚决同意把李德、博古“轰”下台。以毛泽东为核心，以王稼祥、洛甫为重要成员，中央又出了一个新的“三人团”。
毛泽东、王稼祥、洛甫主要在行军中进行的交谈，被李德视为“担架上的阴谋”。他不由想起了长征前留守苏区的项英发出的警告，项英提醒李德时刻注意毛泽东的动向，他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
李德将自己的忧虑和项英的预警告知博古，博古不以为然地说；“毛泽东和我交谈过，他并不想人为地制造领导危机。”
毛泽东在遭受打击、排斥和屈辱时，给自己规定了三条原则，“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的确，毛泽东遵循“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准则，不想制造人为的领导危机。然而，历史潮流不以人的初衷为转移，中央领导希望避开危机，而危机却一步步逼近中央领导。
湘江之战又一次暴露了红军准备北上湘西的意图。蒋介石迅速调整部署，撤销5路“追剿”军番号，任命何键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总司令，将所有部队编为两个兵团共15个师，命令部队在中央红军通往湘西的必经道上再构筑四道碉堡线，内松外紧，前疏后密，形成了口袋阵势，企图张网捕鱼。此外，为防止入网之鱼回游，蒋介石还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桂军第十五军和第七军、黔军王家烈部蹑行后缀，随时准备封堵缺口。
国民党瞬息之间又为红军设置了一个由数十万兵力筑就的火坑，期待红军往里跳。赣粤闽湘鄂剿匪军总司令何键亲临衡阳前线督战，企图一雪长沙战败之耻，他分电各军，勉励各路将士勇建奇功，悬赏缉拿红军首领，将奖赏提高到15万，并晓示全体官兵：“除南昌行营原定拿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各赏10万元外，如在湘境追拿获者，另增赏5万元。”
博古、李德并不知道自己的首级在敌人赏单上值多少钱，但他们准备朝着火炕跳，硬着脖子走。毛泽东机敏地选择了避开，他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置之一旁，不予理睬。
12月12日，为解决党内日益尖锐的军事战略分歧，中共中央在通道县恭城书院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毛泽东从敌军重兵拦截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
“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腹部受重伤、体质羸弱的王稼祥首先表态。
“毛泽东的结论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了的，我们应认真考虑。”洛甫语气坚定。
“毛泽东分析得有道理。”朱德要言不烦。
毛、王、张被称为新的“三人团”，他们意见一致，博古、李德并不奇怪。朱德和毛泽东相濡以沫7年，一向笑称“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了毛，过不了冬”，他赞同新“三人团”的意见也在情理之中，令博古、李德跌破眼镜的是周恩来的态度。
“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行进方向，不能自投罗网。红军再向敌人重兵云集的湘西进军，只是死路一条。”周恩来经过多日思考，认同了毛泽东的观点。
李德对周恩来态度的突然改变十分恼怒，忍不住揭开了老底：“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都会想起去湘西的计划是你首先提出来的。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去湘西的确是我提出来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原先设想的不科学嘛！”周恩来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通道会议并未最终否定李德北上的建议，但在目前行动方向上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会后，中央军委紧急致电各军团、纵队首长：“湘敌与陶广一路军全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
“西进？”彭德怀接到“万万火急”的电报后，立即敏感到军委方针上的重大变化。
“叮铃铃”的铃声在深夜格外清脆，铃声把伏在电话机边的周恩来惊醒。
“周副主席，我是彭德怀，我们已按军委命令完成侦察北上道路，现接急电，令我们立刻西进，不明军委意图。”
周恩来解释道：“薛岳、周浑元和湘军已在通往湘西途中又设置四条碉堡线，并预设陷阱，我军如果继续北上就会钻进敌人的口袋。中央刚刚开会，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向西进入贵州。”
“西进计划是谁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力主西进，中央大多数同志都赞成。”
“好哇！”彭德怀高兴地喊道，“坚决执行西进计划，请指示具体行动路线和任务。”
12月14日，在红三、五军团的配合下，红一军团突破黔军防线，进入贵州，攻占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继续讨论通道会议未彻底解决的战略方向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争议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在黎平政治局会议上，除毛泽东与博古争论激烈外，周恩来与李德也是唇枪舌战，互不相让。周恩来后来说：
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周恩来、李德感情上的交恶，标志着两人的分离，李德失去了他在中共党内、军队内最有力的支持者，周恩来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
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天险，于7日智取遵义。
遵义是黔北名城，为贵州北部政治、军事、经济中心。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将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会前，政治局成员处于紧张、焦灼、忙碌、期待的复杂心情之中。
博古焦灼不安，他起草了关于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竭力强调自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是万分正确的，根本不承认在反五次“围剿”中他们的军事战略和策略是错误的。
李德垂头丧气，自通道会议以来，他的威信一落千丈，已基本被排除在核心领导层之外，成天咒天骂娘。
周恩来痛楚内疚，他准备了代表军委所作的军事工作报告，从主观上找原因。
毛泽东、王稼祥、洛甫经过认真商量，决定由洛甫起草一个提纲，全面总结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14日，彭德怀在20里外的懒板凳收到周恩来电报通知：“德怀、尚昆：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彭、杨立即策马赶至遵义。
1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长征中复职)，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15日上午，博古做主报告(政治路线)，周恩来作副报告(军事工作)，洛甫作反报告。会议一开始就显露出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15日下午，毛泽东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军事路线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不同意博古所说的敌强我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认为第五次反“围剿”致败之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具体讲，就是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短促突击代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毛泽东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的共鸣，大家报以掌声和欢呼声。王稼祥、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纷纷发言，表示坚决支持。
16日继续开会，彭德怀首先发言。彭德怀只参加过中央军委的作战会议，从未参加过政治局会议。1934年初，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由于未通知他，他从不知道自己在党内新的身份。听了毛泽东及其他同志的发言，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便弹如贯珠般地开炮：
“有些意见，我以前和博古、李德同志谈过，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些观点。我认为如果不是红军的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现在苦心经营的中央苏区大部丧失，八万铁军不及半数，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坐在门外的李德不用翻译就知道眼光紧盯着他的彭德怀又在抨击自己，便跳了起来，大声说：“你这是报复！因为我撤了你军委副主席之职。”
彭德怀没有理他，面向博古说：“突围途中，搬家逃跑，行动迟缓，致使野战军遭受重大伤亡，这个责任应由中央来负。”
正说着，一位参谋从楼下“噔噔噔”闯进会场，将一份电报送至彭德怀手中：
“十万火急。三军团六师在乌江刀靶水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情势严重。”
“三军团遭敌袭击，我要赶回部队。”彭德怀向主持人请假后立即赶赴前线。
两天后，当彭德怀初步稳定前线战局时，杨尚昆带回了遵义会议的最后结果：会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对头嘛！由老毛掌舵，胜利就有希望了。”彭德怀高兴地对杨尚昆嚷道，爽朗、欢畅的笑声在三军团指挥部回荡。
处于失败、沮丧乃至绝望之中的红军战士把部队的存亡、自己的生死寄托给几起几落、再度复出的毛泽东。
1935年1月19日清晨，东方红，太阳升，遵义城内走出毛泽东。他骑在马上，向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神色祥和，他胸中翻腾着一个灼热的愿望：扭转危局！
“毛泽东又当权了？”在第一、二、三次“围剿”中吃尽苦头的蒋介石闻讯心悸，他对毛泽东用兵诡异、机谋百出、轻灵飘忽的指挥风格十分头痛，为此亲函薛岳叮咛道：
“毛既已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处处立于不败之地；勤修碉堡、稳扎稳打，以对付飘忽无定的流寇，至为重要。”
1月24日，按照中央军委北出黔省、渡江入川的计划，红军离开遵义，经桐梓、松坎等地，进占土城。
娄山关和遵义大捷，彻底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夺回战争的主动权。3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捷报：“红军在3日内连下桐梓、遵义，击溃王家烈8个团，消灭吴奇伟两个师，缴枪在2000以上，俘虏约3000人，开展了黔北新的局面，造成了创造云贵川新苏区的更有利的条件，使围攻我军之敌不敢轻进。”
令国民党追剿部队始料不及，大吃一惊。蒋介石终于尝到了红军战舰更换舵手之后的声威。为了不再度落入运动战专家毛泽东的圈套，他不得不搬出故伎，重施碉堡政策。
在重庆范庄，蒋介石召集各路将领开会，指出：“娄山关及遵义两战，显示共军战力仍未稍减，大家不要轻视。临阵轻敌，损兵折将，掉了脑袋是小事，影响或贻误党国剿匪伟业是大事。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供应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共军逗留此地，徘徊于绝境之中，乃是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宝贵时机，迅速实行堡垒战术，这是我们取胜的法宝。”
按照范庄作战会议的部署，薛岳率中央军尾追侧击，行军速度与筑堡速度同步并进；李韫珩率第五路军由黔东赶至遵义，驻防修堡；上官云湘率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维护公路交通，沿线建造护路圩；刘湘令川军挺进到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土城、古蔺地区，在滨临长江的宽广地带抢建护江圩，滇军龙云令孙渡率部前伸至大定、毕节以东地区，以垒代兵，封锁横江。这样，不及1个月，长江以南、贵阳以北、金沙江以西、乌江以东，由川军、滇军、黔军、中央军数十万人马抢筑的数千座碉堡形成新的堡垒封锁线，红军重新受困于以赤水河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处境异常严峻。
3月10日零点过后，中央军委收到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急电：
“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彭新场、三重堰，消灭西安集、新场、三重堰之敌。”
林、聂的电报反映了大战告捷之后红军求战的心情，从对象和时机的选择上也颇精明。打彭新场一带据悉驻有黔军1至2团兵力。黔军被红军蔑称为“双枪兵”，除了步枪之外，还每人随身携带一杆烟枪，战斗力孱弱。避强击弱，符合毛泽东平素的军事原则。
“林彪劲头很大呀！”周恩来不无赞赏地一边说，一边把电报递给新任军委前敌总指挥毛泽东。
“你同意林、聂的请求了？”毛泽东霍地转身，停止踱步。
“大多数军委委员差不多都赞成避开实力强劲的中央军，敲打战斗力不强的滇军或黔军。”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
“我觉得这仗打不得。”毛泽东态度非常明朗。
军委连夜召开会议，洛甫、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和一、三、五军团军团长、政委、参谋长齐聚总部作战室，讨论林、聂建议。
朱德首先发言，赞同林、聂提议，“打鼓新场是通向黔西必经之路，如果占领这一要点，有利于部队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打鼓新场的敌军兵力。“驻守新场的敌人，确是黔军，但周围尚有滇敌和中央军，如果与黔滇军和中央军纠缠上了，讨不到便宜。”
“土城之战，是否把我们的胆打小了？”林彪不动声色地插上一句，把毛泽东一时噎住。
“滇军虽然相距不远，但现在还未朝新场运动。我们抢在敌人前面，集中兵力进攻，未尝不可打下来。”彭德怀代表三军团发言。
“军团指挥员的意见，我们也要认真对待。”王稼祥说。
除毛泽东一人外，几乎所有军委成员都同意打。
毛泽东不是一个肯轻易妥协的人，他不惜以辞职相劝阻：“前敌总指挥，是你们请我当的。当上以后又不听我的。既然这样，我不干了。”
“不干就不干。”
“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毛泽东动气了，下面的同志也有些冲动。表决结果，同意毛泽东辞去前敌总指挥员之职，批准林、聂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
会议刚散不久，军委一局侦知黔军犹国才旅星夜向新场增援，滇军3个旅同时跟进。3时50分，军委二局又从电报中破译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与川军准备侧击打鼓新场。真的被毛泽东言中了，新场一带正在成为诱人的坟场。
3月10日9时，军委发出野战军主力弃攻新场的指令。中午，军委委员和各军团首长再次聚会，鉴于中央军委人员繁多，开会议事容易久拖不决，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全权处理军机事宜。在三人军事小组中，中央责令由周恩来拥有最后拍板的权利，但谦虚温和的周恩来把拍板定夺的权柄实际上让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可以放开手脚，来完成他后来称为“传神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
1935年初春，红军团以上指挥员手上收到一份别致的电文：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
这与其说是命令，不如说是标语、口号的电文，透露出毛泽东十分隐秘的意图，即以红军反复穿插扯动，迷惑敌人视线，诱使蒋介石上当，让出北上或西进缺口，最终摆脱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是善用“疑兵”的大宗师，他信服孙子的训条：“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从遵义开始，红军居无定所，行无定向，时而东，时而西，有时爬高山，有时走平地，同一个地点往往反复经过十余次，同一条路线。常常不取捷径，绕山绕水兜圈子。国民党追剿部队在穷山恶水的黔北堵来堵去，累得精疲力尽，晕头转向，抱怨“红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
毛泽东的疑兵阵非常有效，令蒋介石狐疑难决，虽有重兵在握，但不知调往何处。
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云南、巧渡金沙江，毛泽东认为这是自己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但在当时有许多高级领导提出非议。
在“三人团”里，王稼祥对毛氏兵法有意见。他向张闻天反映，说：“像这样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应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部队的情绪更大。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的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刘少奇到三军团、陈云到五军团了解情况。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刘少奇经过调查后拟了一份电报稿，交彭德怀和杨尚昆：“这是从部队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我综合了一下，并加上了自己的意见。你们二位看一下，如无不同意见，就由我们三人签发，向中央反映。”
彭德怀看完以后说：“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彭德怀没有签字。
这封电报由刘少奇和杨尚昆共同签发。凑巧的是，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在与刘少奇交谈后，也上书中央，认为土城这一仗打得不合算，造成部队很大伤亡。
张闻天得知这一情况后，委婉地向毛泽东反映：“老毛，听说下面对目前的高强度行军有一些议论。”
毛泽东正色道：“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我们不能死打硬拼，必须机动灵活，高度机动，在机动中寻找战机，在机动中寻找出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
听了毛泽东这话，张闻天说：“这个当然有道理，但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化解思想情绪。”
四渡赤水后，张闻天随三军团行动，他听到战士们讲得最多的话是：“不要走了，打仗吧。”
彭德怀向张闻天反映了部队的情绪：“大家都觉得仗没有打着，牺牲的、掉队的却很多，尤其是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东西吃，病了没有药治。干部战士的情绪非常低落。”
张闻天告诉彭德怀：“红军现在处于非常时期，目前采取的这种战略方针是迫不得已的，也是合理的。要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把思想统一起来。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与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有什么意见拿到会上讨论嘛，不要私下瞎议论，以免人心浮动。”
反对中央军事战略方针最强烈的是林彪。四渡赤水以后，林彪一直抱怨走的尽是“弓背路”，他对聂荣臻散布对毛泽东的不满：“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这是常识，你看我们现在走的是什么路，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跨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聂荣臻和林彪共事有一条原则：大事不含糊，小事装糊涂。只要涉及原则问题，宽厚随和的政委立即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像林彪这样议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聂荣臻不能容忍：“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林彪见聂荣臻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会理休整时，便给彭德怀打电话：“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合。”彭德怀不领林彪的情。
林彪有些气馁，他苦笑了一下，对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说：“彭德怀真顽固。”
对于林彪这种目无组织、公然煽动撤换中央领导的行为，聂荣臻严肃地加以批评：“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聂荣臻警告林彪：“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
但是林彪并未死心。几天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指挥小组，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指挥作战，迅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很明显，这封信的意图是要让毛泽东下台。
信写完后，林彪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聂严词拒绝。聂荣臻语重心长地对林彪说：“革命到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
军中啧言，林彪的不满，毛泽东听在耳里，看在眼中，他没时间解释。四渡赤水之后，毛泽东使出“将军抽车”的奇招，以主力佯攻贵阳，威逼省垣，直接危及蒋介石安全，迫使蒋介石抽调驻守金沙江的滇军孙渡驰援“保驾”，这样金沙江面向红军敞开胸襟。
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会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毛泽东最后发言作总结：“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路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5月3日，刘伯承率军委纵队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完全控制渡口的南北两岸。红军用6天时间日夜抢渡，红一、三、五军团全部转移至金沙江以北。至此，国民党数十万“追剿”部队被甩在金沙江以南，中央红军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会理会议，批判党内“右倾”思想。首先倡议换帅的林彪作了一句检讨，就被毛泽东喝止：“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他认为林彪的信是在彭德怀的指使下写的，身受不白之冤的彭德怀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没有辩解。他没有想到，这次误会成为他们终生的误解，毛泽东在三十多年间四次提到这件事情。
渡过金沙江后，毛泽东即向张闻天建议：“应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全军对遵义政治局会议以来实行的新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认识。”张闻天同意了毛泽东这一提议。
既然要开会就得讲点什么。张闻天回顾了遵义会议以来的红军历程：虽然跑了不少路，但这是由实际情况决定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的指挥肯定是不用怀疑的，当然部队不理解中央的意图，有意见是很正常的，但不允许出现像林彪那样的议论。现在应当统一认识，维护中央和三人团、特别是毛泽东的权威，这是开辟新的未来的重要保障。
张闻天根据上述认识起草了一个报告大纲，并送经毛泽东、周恩来一阅。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城外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会议地点设在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里。当地条件艰苦，只有两间老百姓的房子，张闻天和毛泽东住在里面，而彭德怀、林彪等晚上就在草棚里打地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他说：“同志们，我们现在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统一认识，开辟未来。”
他环顾了一下与会者：“遵义政治局会议，在座诸位都是参加了的。那次会议决定，部队北上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但我们在土城遭遇川军的顽强抵抗，特别是蒋介石坐镇重庆亲自指挥四十万大军对红军的围剿，我们处境非常危险。但是，红军在三人团的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巧妙地穿行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把蒋介石的追兵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方针，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当然，由于部队不了解军事三人团的战略意图，出现一点议论是正常的，我想这通过做工作就可以逐步地加以解决。”张闻天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林彪一下，然后加重语气说：
“但是在红军一些高级干部中也出现了不正常的议论。这里，我要特别批评林彪同志，他看不到这三四个月来红军取得的伟大胜利，竟私下煽动反对中央的军事战略，妄图改组中央确定的最高军事机构，简直是目无组织，胆大妄为。这种怀疑、动摇是一种右倾情绪，克服这种右倾情绪是党中央目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希望林彪等同志认真反省，尽快回到中央和三人团的正确战略上来。”
毛泽东接过张闻天的话说：“刚才总书记讲的，我基本同意。为了实现渡江北上的总目标，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做，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周恩来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称赞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沙场的指挥艺术。
朱德诚挚地说，“在危急的情况下，由于毛泽东同志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瞄了毛泽东一眼，“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在41岁的毛泽东面前，29岁的林彪无论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指挥经验上都是个幼稚的“娃娃”。
但会议并没有到此为止，只见毛泽东话风一转，指责起彭德怀来：“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中央苏区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听到毛泽东把彭德怀扯出来，众人都吃了一惊，特别是彭德怀觉得十分委屈，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
毛泽东责问彭德怀：“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
对于毛泽东的责问，彭德怀没有过多申辩，他相信日久见人心，事久自然明，但也作了自我批评：“因鲁班场和水西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
第一天下来，为了缓和会议带来的紧张气氛，以便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张闻天对搞会务的刘英说：“在房里搁两块门板，去把林彪、彭德怀邀来同我和毛泽东住在一起。”
刘英走进草棚子里，听见林彪还在鼓动彭德怀：“老彭，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
“我不干。”彭德怀坚决地说。
刘英对林、彭说：“请两位司令员到房子里住，门板已经搁好了。”
彭德怀对刘英拱拱手说：“谢谢你，过些天有了缴获，一定多贡献点，慰劳你。”
刘英赶紧解释：“快不要谢我，又不是我要你们去，是洛甫同志要你们住过去。”
彭德怀、林彪连连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在这里挺自在的。”
言语之中，涌动着明显的情绪。
会议开了两三天。张闻天最后为会议作了结论：“虽然大家选我为总书记，但我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就跟谁走。经过两天的讨论，我认为老毛的意见是正确的，遵义会议以来的军事指挥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在今后的行动中一如既往地服从三人团的领导。这一点要作为一条纪律明确下来，这也是政治局的结论。”
张闻天宣布：“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是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理会议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的支持下，毛泽东在运动战中摆脱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确认；遵义会议以后确立的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