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这个发言使事态升级。
毛泽东决定打破沉默，发起反击，发言时间选择在7月23日。
上午九时，中央委员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早早来到会场——庐山交际处直属所西餐厅，中央领导都来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都在各处的座位上就坐。大家都在静静等待会议的开始。
主席台上铺着白色的台布，两只麦克风，一听熊猫香烟。
毛泽东走到台前，坐下来。他神情有些严峻，开始讲话。
毛泽东讲话，不像一般人在会议上发言时，列出一二三四什么的，表面上看很随便，就像即兴发言，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中间穿插一些典故。但实际上，他的讲话，往往是从大处着眼，有一种很深刻的东西和主线贯穿其中。但这种深刻的内在的东西和主线具体是什么，需要听者很好地把握。据说周恩来总理最善于把握和体会毛泽东即兴发言式谈话的精髓。
在漫谈中开头，但一开头就让彭德怀和其他听众感到有些不寻常，大家都听出毛泽东话中洋溢的激愤之情：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是什么让毛泽东如此坐卧不宁呢？他继续道出原委：
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所反映的。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
会场静极了，大家一个个竖起耳朵来听，生怕没有听清楚，都在紧张思索，哪些话是属于“讲得一塌糊涂”呢？自己讲没讲过“一塌糊涂”的话呢？
接着，毛泽东就讲到彭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前已有传闻，王任重和毛泽东在芦林湖游泳时曾问毛怎样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现在我不表态。”但言辞中不满之情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毛泽东就公开了他自己的观点：
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毛泽东接下来的话如晴天霹雳，极大地挫伤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点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历史上有四次路线”以及“有失有得”，明显地是指彭德怀、张闻天，只是没有说出名字。毛泽东接着说：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讲到这里，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彭德怀深感惊异和伤心。他后来在笔记中写道：“这里明白说出，我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
毛泽东充满火药味的湘音继续在会场回响：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距右派还有30公里”，这是全篇讲话中最厉害的一句话。
毛泽东针对彭德怀信中的观点，逐一作了批驳。他说，大跃进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对于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关于“有失有得”，毛泽东说，“失”放在前面，这都是斟酌了的。关于“比例关系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毛泽东说，无非是头发夹子、肥皂少了点。据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在讲话中，毛泽东不仅尖锐批评了彭德怀，而且在批评时还带有很大的个人情绪，显示出毛泽东真的动了感情。在大范围的会议中毛泽东这样讲话也是少见的。他还提到了毛岸英牺牲的问题，激动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
在谈到“反击”问题时，毛泽东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本来，毛泽东发明的这套原则是用来对敌斗争的，现在用在庐山会议上针对党内同志，表明他认为彭德怀的问题十分严重了。
最后，毛泽东用了一段很生硬的话结束讲话：“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出来，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毛泽东整整讲了一个上午。讲完就散会。他的这一篇讲话使大多数与会者感到无比震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庐山上的争论竟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本来纠“左”的会议，一下子来了180度的转弯，变成了反右！
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使素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彭大将军几乎失去自制。毛泽东讲完话后，他快步离开会场。周恩来派人追来，让他去开会。彭德怀回头看见，毛泽东正朝他这边走来，他便迎上去，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怔了一下，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说完便径直走去了。
对于毛泽东7月23日的做法，彭德怀想不通。后来他在笔记中写道：“信上明白写了是给你参考的，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我们30余年患难相处，我7月14日的信即使真有那样严重的错误。你要印发，展开讨论，也可以先找我谈谈吧！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论，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
张闻天受到极大的震动，愤懑和困惑之情在他心中交织翻腾。从会场回来后，张闻天的情绪很激动。他一半忧虑，一半激愤地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说话？”
不满意毛泽东大会讲话的大有人在，其中感受尤为真切的是他十分信任的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毛泽东的伟大，他比别人有着更深切的感受。同时，他对毛泽东的另一面，也比一般人看得真切。刚上庐山时，他与另外几个秀才谈论大跃进中的问题时，说过这样一个很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不光如此，他在庐山会议期间还对几个秀才这样议论过毛泽东。他说：“我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席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三是希望百年之后不要有人议论。”
毛泽东7月23日的大会讲话，意在动员大家批判彭德怀的信。如果仅仅只有彭德怀的《意见书》，而没有其他大的把柄，也许后来的批判不至于发展到“反党集团”的责难。但偏偏是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又发生了几个秀才与黄克诚在一起议论的偶发事件：
7月23日夜，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周惠、水电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李锐聚在一起，议论毛泽东的讲话，都表示根本不同意，情绪很激烈。议论后即相约到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黄克诚处商谈。黄克诚后来回忆说：
当晚，周小舟打电话来说：他们想和我谈谈。我觉得这时应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小舟很坚持，我也就让步了，来就来吧。三人中，小舟最激动，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我处不好，可是未能阻住小舟。
小舟、周惠、李锐来到后，表现非常激动，说：我们都快成右派了。我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我说：我认为不会。又说：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小舟才平静下来，又谈到些湖南的情况。他们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了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催着小舟走，说太晚了。实际上，他大概是觉得，这些人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妙。周惠一向比较谨慎，没有说什么话，他们就走了。他们出门时，正巧碰见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就注意到这件事。
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成为所谓“反党集团”活动的“罪证”。
中央常委会上，一场不见硝烟的较量。毛泽东质问：“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七成搞不来。31年，是否如此？”彭德怀坚持道：“我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关系是对半开。”老实厚道的朱总司令的发言被斥为“隔靴搔痒”，蛰伏十年的林彪语惊四座：“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以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为标志，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集中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最初几天，虽然众人发言已开始一边倒，转向批评彭德怀的信，但这时的批评，态度还比较冷静，语气也比较和缓，只有少数人批评得较重。而且批评彭德怀，还是就事论事，没有脱离信本身。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
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右倾的划清界线。
7月26日，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原国家计委副局长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毛泽东断言：“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獗进攻之势。这表现在这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獗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随着毛泽东的四点意见和这个批语印发到各小组，对彭、张的批判进一步升级，会议的气氛越来越不正常了。
与此同时，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还召集各首长的警卫负责人会议，宣布了一些非常措施：
一、这几个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少奇）主席的住地。
二、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准，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
三、这几个人不能相互接触。
在一片批判声中，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先后被迫作了检讨。年轻气盛的周小舟，则拒绝检讨。由于周小舟从前总是一帆风顺，没有经历过激烈的党内斗争，心情十分悲观。他在写检讨书时，怎么也写不下去，欲哭无泪。他对周惠说，自己不想当官了，去搞个农场，甚至说不如出家，最后竟向周惠谈到“托孤”之事，两人抱头大哭。
尽管这时彭德怀等人已作了检讨，毛泽东仍不满意，他决定继续批下去，并给予组织处理。7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小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准备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讨论路线，彻底解决彭德怀的“反党”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此后，没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央委员，先后被飞机急匆匆接到庐山。
在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召开之前，毛泽东又采取了另一措施，使对彭德怀的批判再一次升级。这就是，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说明彭德怀历史上就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在毛泽东的住处——美庐二楼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在庐山的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彭真、贺龙。此外，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问题有牵连的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会议旁听，并指定李锐作记录。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7月31日至8月1日，连续召开了两天。在两天的常委会上，都是由毛泽东做主要谈话，其他几位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中间插话。彭德怀及另外几个检讨的旁听者也在会上插些话。
7月31日常委会，毛泽东首先讲话。毛泽东在纵论党的历史的过程中，批评彭德怀在许多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王明路线时，1934年一、二月间，我自己就已经转过来了，认为仍旧由老毛领导好。这是过去事实证明了的。”
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抗战时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你是听王明的。李立三多长多大，你也不知道，我是知道的。高岗、饶漱石事件你陷得很深，是保护过关。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毛泽东说到这里，彭德怀说了一句：“我都六十一岁了，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又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七成搞不来。31年，是否如此？”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估价。彭德怀没有直接否定，而是从具体问题解释不是这样。彭德怀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掉队远，跟不上。许多事件，我一生无笔记，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接着，彭德怀具体说他执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并不那样坚决，是动摇的；在富田事变中是支持毛泽东的；百团大战有积极意义。最后，彭德怀说：“我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关系是对半开。”
毛泽东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是三七开，不是对半开。”
在对半开还是三七开上，两人你来我往，最后以彭德怀的沉默做结束。
毛泽东是怎样论证他与彭德怀的三七开的呢？毛泽东前后多次提到，第一、二、三次围剿，彭德怀与他合作得很好，很融洽；长征中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错误时，彭德怀与他是合作的；八年抗战基本不合作，先是跟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走，后又闹独立性，擅自发动百团大战，但抗战中也有合作；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与他是合作的，很让他满意；抗美援朝是合作的，有个别问题合作得不好，抗美援朝回国主持军委工作，不大靠拢了，卷入高饶事件。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除了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外，朱德和林彪两人也分别作了讲话，但两人在对彭德怀的态度上，可谓大相径庭。
长期与彭德怀搭档的朱德，对他的老战友可谓相知颇深。自中央根据地时期开始，朱德和彭德怀长期搭档，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副总司令。两人不仅在工作上配合默契，而且有一个共同的业余爱好——下象棋。两个人遇到一起，总要在小战场上厮杀一番，乐在其中。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为人诚实的朱德在批评彭德怀时，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更没有“击中要害”。他的话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几下鞋面，批评朱德发言是“隔靴搔痒”，说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才在最后又讲了几句话。
林彪是7月29日才上庐山的。上山后，他就自称是毛泽东的“援兵”，并在中央全会上对后上山的中央委员也说；“你们是后到的援兵。”
林彪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身体比较虚弱，一直在家精心调养身体，过问的事不多。再加上林彪平常言语不多，故一般人不大容易看出他对政治气候其实是很敏感的。直到他葬身蒙古温都尔汗后，人们通过他居室的一些笔记，才看出林彪是一个深藏不露，品行不端的人。他的那些亲笔片断字迹表明，他特别注意潜心揣摩毛泽东的内心世界。这里仅举几例：
林彪在一张报纸的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应当注意他这一点。”
林彪在一本《辞海》扉页上写道：“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林彪在一本书的封底写道：“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内心丑陋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时锋芒逼人。他一开口就给彭德怀定性，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言辞不多，句句充满杀气。
接着，他满怀深意地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7月31日至8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定彭德怀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结成了一个“反党集团”，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矛头指向党中央、毛泽东和总路线。至此，彭德怀的冤案已事实上确定下来了。
这时，彭德怀已看清会议的趋向，有了被彻底批倒批臭的思想准备。如果说毛泽东开始批彭德怀，彭德怀还有抵触和委屈情绪的话，那么现在则冲淡了许多。故当常委会清算他的历史老账，对他作上纲上线的批判时，他再也没有激动过，显得异常冷静。他宽厚的嘴唇，紧紧地抿着，两个嘴角更明显的向下弯曲，表情异常严肃，痛苦的情感已被压抑得近乎麻木了。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占据政治制高点的毛泽东突发雅兴，调侃地写信给张闻天，问：“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 ”八届八中全会掀起一轮轮围攻高潮，伤心气沮的秀才们纷纷“供出内幕”，引起轩然大波。彭德怀被戴上“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和反党集团主帅的帽子被打入深渊。
8月1日晚，周恩来主持召集了一个会，他说：“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书》出来后，‘问题不少’，已出现右倾思想，怀疑和动摇总路线，会议动态逐步明朗。‘问题不少’，即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党中央、向毛主席进攻……他们是有纲领体系，有右倾活动的。”周恩来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话的，这些话“是常委会的基调”。
接着，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紧急决定：8月2日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把彭德怀向党进攻问题作为一次路线斗争，提交全会讨论。
庐山掷笔峰下，人民剧院耸立在苍松翠柏之中。1959年8月2日下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这里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147人，列席15人。这次会议是前一段会议的继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批判也由此进入高潮。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讲话说：
一上山，我就讲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后头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少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少。他们要改换题目。问题不少是可以的，看是什么问题。现在改换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的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九个月的“左”，而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要反右的问题；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獗进攻；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结论。
同一天，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病原虫远未得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淰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泽东
八月二日
这封信真是极尽嬉笑怒骂、讽刺挖苦之能事。信中首次给彭、张等人取了一个组织名称——“军事俱乐部”，给张闻天的罪名是反党军事俱乐部的“副帅”（所谓“武文合璧”）。张闻天自我解嘲说：“哪有什么‘军事俱乐部’，要说‘文化俱乐部’倒还差不多。”
毛泽东的信没有给张闻天本人，而是直接印成了会议文件。
会议按毛泽东和常委会定的基调，进入揭批“军事俱乐部”的新阶段。这样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各会场大轰大放，质问、敦促、批判、声讨、口号之声，此伏彼起，响遏行云，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顿时成为“众矢之的”，一下坠入深渊。
开始，对于一些不实之词，彭德怀、张闻天等坚持不予承认。
彭德怀同康生等发生正面冲突。他说：“我并不是攻击毛泽东同志。”“你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这是法庭审判。”“同黄克诚等人工作关系是有的，私人关系没有……”
有人劝黄克诚“反戈一击”，他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会上大批他是彭德怀的“走狗”，和彭是“父子关系”，他大发脾气，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的。但我们争论不伤感情。”
张闻天拒不交待他与彭德怀的“反党”关系。有人批判他的发言是反对毛泽东，他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我是作调查，看到海南岛有的地方饿死了人而干部却不敢说。我说过，问题这样严重，报纸上不能光讲成绩，确实不能光讲成绩呵！我把调查情况反映出来，也只是希望毛泽东同志出面领导来纠正去年的错误。”
由于彭、黄、张、周拒不认错，8月7日，中央将原来的六个小组并成三个临时小组，集中力量批判彭、黄、张、周。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彭德怀在第四组，黄克诚在第五组。
像古代的围猎，斗士们将猎物赶入围场，团团围定，镏金鼓大作，呐喊震天，猎物冲突奔窜，却终究无法逃脱。又像公安审案，“人犯”互相不许串通，分别受到强大攻心，一串串含蓄的问话和暗示，令你疑心丛生，不知别人都交代了什么，自己该承认多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彭德怀、张闻天与几个秀才在小组会上或会下的一些有刺激性的言语、敏感的言语，一步步、一条条地被揭露出来。
8月9日，张闻天在连续追逼下，无路可退，终于承认：“彭德怀曾跟我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
张闻天艰难地喘口气，继续交代：“我们还议论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的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
经过又一番穷追猛打，张闻天又说：“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
会场立即响起一片惊诧义愤之声，同在一组的周小舟脸色惨白。
萧扬不在会场，不知张闻天所蒙受的屈辱和痛苦，但也发现了张闻天与往常的不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八月九日，闻天同志从会场回来，心情沉重，没有讲话，却又坐上车子，让开到牯岭镇外的山中。我跟去了。在苍茫暮色中，他伫立在一块巨岩边，望着逐渐暗淡而模糊的远方。许久，他慢慢回过身来，说：他们在追“秘密反党计划”，好像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又说：这种做法危险——没有什么材料，想这样逼出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来。他眼中流露出了愤激和疑虑。我看他为自己受错误批判的痛苦倒不是太大，一片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才使他感到特别的惘然。
第四小组，面对几乎众口一词的指责，彭德怀明白，再无退路了。于是，他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他说：“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问题，不是我讲的，是张闻天讲过，可能是在中南海时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
第五小组，黄克诚的处境比彭德怀也好不了多少。连珠炮似的问题摆在他前面：“黄克诚，你至今没有交代出任何新材料，告诉你，别人已经都交代了！”“7月23日晚，周小舟、周惠、李锐到你那里议论了什么？说！”“你也是中央委员，为什么对组织隐瞒？你的党性到底到哪里去了？”
黄克诚陷入极大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正当左右为难之际，罗瑞卿与李锐进来了。黄克诚心里咯登一下，心想一定是李锐全交代了，到这里与他对质来了。于是，他立即将7月23日晚的谈话如实讲了出来：“主席在上海会议讲话后，彭德怀对我说过，‘主席要挂帅，难道过去不是他挂帅吗？’但有些揭发说的‘犯了错误不认账’这些话，彭德怀没跟我讲过。他给我谈‘集体领导问题’，但确实没有讲‘常委会都是主席一人讲话’……”
黄克诚一边交代，一边紧张地思索怎样讲7月23日晚的事，他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同志从没讲过，23日晚那天是有人一时激动讲过……”
“谁？”
“是谁讲的？”
“说！”
一片追问声，群情汹涌。
黄克诚张了嘴，说出“李锐”。
会场大哗。李锐毫无思想准备，他被罗卿瑞带来五组会场，是要对证黄克诚与高岗的关系问题，万没料到一下揭出“斯大林晚年”的事，而且指认是他讲的。他于是将那晚的情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说：“斯大林晚年这句话，确实有人讲过。我不是逃避责任，黄克诚没记错，是有人讲了，但不是我，也不是彭德怀和黄克诚。”
听到这里，立即有人去二组追问周小舟：“黄克诚已经做了交待，你们三个人23日晚在他那里谈了现在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你说了没有？”
周小舟脸色苍白，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我说了。”
“斯大林晚年，晚年是指什么？”
“这次从反‘左’到反右，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想不通。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就在那天晚上讲了这些话。”
“斯大林晚年”这一爆炸性问题被攻破，仿佛证实了毛泽东所言“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存在，证实了“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目的地向党进攻”的判断。
这些话，被一些谗言者加油添醋传到毛泽东耳中，毛泽东被激怒了。8月11日下午，他在大会上讲话，一上来，语气中就来了肝火：“《简报》每天几本，言论自由，要求民主嘛。彭德怀同志是人生观、世界观问题，经验主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同时是方法论。同犯错误的同志交换意见。你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外国流派，马赫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无客观标准，不是从感觉到理性，而是主观唯心主义，一厢情愿单相思，自以为是。”毛泽东还指名批评张闻天，说：“洛甫这次又动摇。”
毛泽东格外生气，简直是义正辞严，嬉笑怒骂并举！许多中央委员都没有见过毛泽东发这么大的火气。
会散了，人们小心翼翼地离开会场，没有惯常散会时的那种嘈杂……
这样，庐山上风暴又增加几级。8月13日至15日，“反党集团”成员在中央全会大会上逐个检查、挨批，每人半天。会议采取了面对面短促击的方法，被检查都百口莫辩，只有认错的份。第一个上台的就是张闻天，他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陷入子虚乌有的“军事俱乐部”：
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纲领，主要锋芒是反对毛泽东……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准备、有活动的。我曾经对彭表示过一些和他同样的看法，未向中央报告，是我的严重错误。
我是六月中间开始陷入军事俱乐部，七月二十三日以后逐步退出，为什么会陷入军事俱乐部呢？一是思想上右倾，二是教条主义的老而老的疟疾原虫复活，三是宗派主义的老原虫复活……同志们说我有“五毒”：狭、高、空、怯、私，我完全接受，愿意痛改前非……
检讨发言后，受到追问“斯大林晚年错误”这句话，坦率承认这句话是在同彭德怀讲话中讲的，是从说毛泽东同志说了算，毛泽东同志不民主，集体领导等问题扯起来的。
8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即《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他写道：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1953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
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大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极其深远。
这些人怎么处理呢？毛泽东写道：
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做同志看待，当做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尽管毛泽东反复讲党的团结，讲“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对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法，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在通过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后闭幕。这四个决议和决定是《为保卫党的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开始部分即作出了“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定性，强调开展与“反党集团”的斗争，不但对于保卫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决议还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
这几个文件在全会上得到一致通过。没有一个人反对，也没有一个人弃权，连彭德怀、张闻天也同样举手赞成！
“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历史恩怨纠缠于党内争论之中，使两个方向一致的巨人背道而驰。庐山会议面面观，研讨破裂悲剧，既有毛泽东的原因，也有彭德怀的原因。
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胸襟不能说不开阔。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他就曾提倡要学明代敢于犯颜劝谏的清官海瑞，并特意将《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读，并建议周恩来也读一读。故彭德怀在上海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包括出国期间，一直在读载有海瑞事迹的《明史》。为何时隔三个月，当彭德怀真的做了一次“海瑞”，提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就不能容忍，说彭德怀是“下战书”，并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呢？
对这个问题，一些亲历过庐山会议的老同志，都感到至今尚未得到满意的答案。
尽管人们还难以确认毛泽东因一封信而批判彭德怀的全部原因，但人们通过李锐等人的回忆录，通过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后对彭德怀的评价，通过庐山会议上党内同志对彭德怀的批评，仍然可以窥见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由初期纠“左”到后期批彭德怀“右倾”的蛛丝马迹。
彭德怀有很多优点。对这些优点，曾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有过比较全面的描绘：“他临阵退敌的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诚，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他不愧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对此，一般人都是公认的。
但彭德怀作为一个凡人，也有自己的缺点。这些性格上的缺点对他庐山会议上的悲剧命运，或多或少地有某种影响。
正如美国记者斯诺所说的，彭德怀说话直率，这本是彭德怀具有鲜明个性的品德，但就是这一品德同时也包含着他个性上的弱点：刚正有时不免失之于硬，爽直有时不免失之于急。彭德怀曾自嘲：“我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在庐山会议上，他在西北小组会议上的一些发言。本意是好的，也比较深刻，但语言的表现形式太冲，不柔和，有些还比较伤人，也许同样意见的话换一种形式表达，毛泽东也许会接受，至少不会那么生气。
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无可厚非，但彭德怀在信中确有措辞不当甚至尖锐之处，让人听了难以接受。彭德怀在会场内外另外一句有些冲动的话，则伤了毛泽东的感情。
例如，在庐山会议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不该在会议上发牢骚，喋喋不休。彭德怀火气一来，一时无法控制自己的理智，一句脏话冲口而出：“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彭德怀的这句话一出，毛泽东脸色为之一变。在座的中央其他领导也一时惶惶然，赶紧批评彭德怀不对。
这句话最大的恶果是翻出了历史恩怨。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期间，对彭德怀的批评确有过火的地方，但事过几十年之后彭德怀旧事重提，并将其称做是”骂娘”，与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做法类比，就很不应该了。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这句话很生气，很反感，也动了感情，在庐山会议及以后，一再提到这句话，说“华北座谈会操了你40天娘，我们欠了20天的账，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你的操娘要求，操够！”后来庐山会议超过40天。
对于彭德怀的直率性格。彭德怀的助手黄克诚曾有过提醒。那是在1958年冬，彭德怀应遵义政府部门之邀，为在遵义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题写墓碑。写完碑文，彭德怀情不自禁，出于对革命挚友的怀念，又写了一篇长诗，详细回忆了平江起义及其以后直至第二次攻占遵义的战斗历程，追述了红五军和红三军团的辉煌战绩。这篇长诗，四言一句，共约二三百字，毛笔行草，字大如拳，体势奔放，章法飘洒。彭德怀手下的工作人员把长诗拿到办公室观赏，黄克诚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对彭德怀手下的工作人员说：“告诉彭总，以后不要乱写，弄不好是要犯错误的。言多必失。”彭德怀庐山被批，何尝不是“言多必失”呢？
彭德怀除了说话直率外，在工作方式上也比较严厉。这本是优点。但这一优点同时也包含着一些局限性，就是批评同事和下级时，不大注意批评的艺术性，工作方法不细致，使一些人感到有些不好接近。著名的战将陈赓，性格比较活泼外向，传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有点怕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彭德怀。这反映出彭德怀给人的严厉形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批评彭德怀说：“干部要善于联系群众。你跟人的关系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个大将更不在话下。”并说：“你为何不能容纳这些元帅，元帅乱中求治。没有周瑜那种气概。”其他一些人也批评彭德怀喜欢发脾气，林彪甚至过分地指责彭德怀“骂儿子样骂干部”。
毛泽东与彭德怀庐山会议失和，还与他两人之间存在历史恩怨，互相存在成见有关系。彭德怀自1928年上井冈山后，一直是与毛泽东并肩作战的同事关系。31年间，两人之间总的来说关系还不错，彭德怀逐渐将毛泽东由兄长当成老师，重大关头如长征中，保卫延安和抗美援朝期间都坚定地支持毛泽东，临危受命，毛泽东也很欣赏、重用彭德怀。但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彭德怀在一些事情上也同毛泽东有分歧，如中央根据地时期打赣州之争，抗战时期游击战方针之争。毛泽东由此认为，彭德怀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立场不坚定，总是要跟错误路线如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走一段，走不下去了再回头。故在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期间，对彭德怀给予了批评。由于批评时工作方法不细致，彭德怀思想上的一些疙瘩没解开，造成两人之间有历史成见。彭德怀当初不想上庐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受到过毛泽东的一次批评。毛泽东说：“彭德怀历史上挨过整，对我恨得要死。”彭德怀听了这句批评，感情上感到别扭，故更不想上庐山，后经黄克诚劝说才上庐山。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说：“你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我们同在北京城，10年只打9次电话。一年不到一次。打几次，没打通，就老子跟你不往来。在香山找我，因我睡觉习惯特殊，警卫员说未起床，你就拂袖而去，不谈了。”庐山会议上两个人之所以都动了感情，说话都比较冲动，就跟两人的历史过节有关系。故黄克诚上山后就曾说：彭德怀信中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但不该用写信方式，也不该由彭德怀来说。
毛泽东曾称彭德怀为三国时期的猛张飞，彭德怀也常以张飞自称。彭德怀是劳动人民出身，按毛泽东的话说，有阶级基础，对敌斗争坚决。但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时，认为彭德怀并不是真正的张飞，张飞只有其粗，没有其细，而认为彭德怀有其粗，也有其细。毛泽东说：“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内心二心，外似张飞。”意指彭德怀不是真张飞，而有点像魏延，有反骨。毛泽东甚至挑明了对彭德怀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肯定）。”“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有野心时，甚至附带点了朱德的名：“总司令可能闯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意指彭德怀手握重兵，能组织起队伍。
彭德怀于1954年任国防部长后，毛泽东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成了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此后，毛泽东没有具体过问军事工作。毛泽东在1958年6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曾说：“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还对彭德怀说：“为了让你专心管军队，让林彪吃转业费。”据彭德怀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58年前后，彭德怀在军内的威望达到了高峰。就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面对着40多位高级将领包括各位元帅，发出惊人的呼吁说：“我们要团结在彭老总的周围……”且不论林彪这个讲话的真正用心何在，用它说明彭德怀当时在军内无人可比的突出地位，是不会有问题的。
古代有“功高震主”的说法。这只适用于封建帝王将相之间，并不适用于当代无产阶级将帅之间。但彭德怀作为一个军功极大，地位极高的国防部长，举手投足注意些分寸，为人谨慎些则是必要的。但彭德怀恰恰在这一点上注意不够，有时锋芒逼人，按毛泽东的话讲，就是“闹独立性”，“好犯上”，有时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庐山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会理时期，华北时期，你闹独立性，有电报，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批评彭德怀纪律观念差，在井冈山和江西根据地时期就多次说，有利于革命，专之可也；决策不请示。毛泽东还批评彭德怀，“是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无产阶级英雄主义是好的，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即出在这里。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
对彭德怀身居高位而不那么听话，党内包括毛泽东都有所顾忌。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批评过彭德怀“闹独立性”。曾任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政委的关向应于1946年因病去世，关向应病重期间，彭德怀与刘少奇去看他，关向应曾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据黄克诚在其自述中回忆，早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就曾开玩笑似的对彭德怀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在庐山常委会上，毛泽东又提到这个问题：“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7月30日，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位元帅劝彭德怀向毛泽东认错时，也是这样说的：“主席在时都管不了你，主席死后谁管得了你。”说罢，热泪盈眶，让彭德怀很受感动。这表明，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严厉地批评彭德怀，与觉得彭德怀不那么听话、与个人英雄主义分不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后期违心作检讨，最后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也同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权威，表示自己没有个人野心有关。
其实，彭德怀至少在1958年，就应注意克服自己有时好犯上、性格过于刚烈的缺点。就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曾说，出现严重困难，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打世界大战，一种是党内出现分裂。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时，说当时说这话是有所指的，即指彭德怀，但迹象还不明显。同样是在这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整风时，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召集各元帅开会，由中央领导军委整风，让彭德怀始料不及，使彭德怀在主持会议时显得很被动。黄克诚认为，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并推论“这也许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也是在这年的5月，经毛泽东提议，林彪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而在此之前，林彪一直排在彭德怀之后，这时跃到彭德怀的前面。1958年同一个月发生的这三件事，并没能使彭德怀变得更谨慎些，稍增警惕。他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在庐山会议前不久的上海会议上，他又当面顶撞毛泽东，让毛泽东大为生气，说彭德怀历来如此。彭德怀的这种为人处世方式，也是造成庐山冲突的重要原因。
对于彭德怀的“犯上”性格，黄克诚有一段比较公允的评价。黄克诚说：“彭德怀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全心全意地要改造旧社会。军功极大、地位极高，从不忘本。他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后已改得很多了。说他桀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虑？”“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和同志搞好关系。”
毛泽东不能容忍彭德怀的信，还与彭德怀在“大跃进”初期比较积极、现在又转而使劲批评“大跃进”有关系。
“大跃进”这个词刚出现时，彭德怀是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跃进”应当是质的变化，工农业产值的增长只能算是量变而不是质变。故彭德怀刚开始时，写文章有意使用“大发展”而不用“大跃进”。不久，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不仅接受了“大跃进”的提法，而且对“大跃进”表示了由衷的拥护，以乐观的心情支持“大跃进”，头脑也比较热。到了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上，通过武昌会议前后的一些调查，包括1958年12月回到家乡湖南调查，对“大跃进”的态度才发生明显变化，转而比较清醒地对待“大跃进”，开始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武昌会议上建议中央少公布1958年的粮食产量，回湖南调查后建议中央少征购农民的粮食，1959年6月从国外访问归来后，将一大本反映“大跃进”问题的材料送给毛泽东看，庐山会议上又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信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所列的“大跃进”中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他半年多来所一再讲的，而在过去的历次会议上不提意见，现在搞这一手，动机不纯。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中只存在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经过1958年冬以来的一系列纠“左”，该改正的基本改正了，该批判的已基本批判了，不存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对不对的问题。而彭德怀的信对“大跃进”中问题的估计的严重程度，超过了他划定的框框和范围，有否定“大跃进”之嫌，因而他不能接受，并怀疑彭德怀写信的动机。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曾说过，他年轻时，肝火很旺，总以为真理在自己这一边，遇有不同意见就生气。在江西时期，他与弟弟毛泽潭发生口角，毛泽东就要伸手打人。毛泽潭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氏宗祠。”毛泽东的肝火，随着他阅历的增长及经验的丰富，延安时期后期不那么旺了，他也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但到了50年代后期，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他又变得不那么谨慎了，不大容易听进不同意见，尤其是与他有历史成见的人的意见。这也可以说是彭德怀庐山悲剧的诱因，也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
此外，庐山会议还包含着国际因素。曾在刘少奇身边参与重要工作的邓力群在回忆中提出，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他说：
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了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这些因素，造成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
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不能从个人品格上找原因，而应从更深层的民主作风及体制上找原因。应该说，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就要对彭德怀作正式结论时，还是显得大度和友好的。他几次对彭德怀说：“难道我们31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该决裂，我们要合作，31年的关系嘛。”并提出，对彭德怀应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保留党籍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之所以发生庐山彭德怀冤案，与当时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不健全，个人崇拜滋长大有关系。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发展后，党的集体领导就谈不上了，毛泽东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之间，就成了领导与被领导、指示与接受指示的关系。这样，当毛泽东认为某一问题正确时，其他人就不能说有问题。即使真的存在问题，也只能由毛泽东自己提出，怎样提出、纠正到什么程度，也只能由毛泽东自己来定，任何人包括其他领导人，都不许有所超过。否则，尽管纯属是对党的工作提出正确意见和建议，也要被视为对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怀疑和动摇，甚至是对毛泽东的“挑战”。这就是造成庐山会议彭德怀悲剧的深层次的原因，后来刘少奇、邓小平几次被打倒，无不是这个根本性的症结在作祟。
至于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时“一边倒”，除了当时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往往棋高一着，站得高，看得远，从而形成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当时几乎全党上下都认为，毛泽东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泽东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薄一波曾回忆说，他的一位老领导曾不只一次地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知道就会是正确的。”正是这种对领袖的神化，造成了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彭时“一呼百应”的局面。后来一些当事者回忆这段历史时，也曾为自己当年批彭德怀时不够实事求是感到不安和内疚。比如，彭德怀的艰苦朴素是大家公认的，但偏偏有人说彭德怀的朴素是伪装的，彭德怀听了大为反感，一些党外人士也不同意这种说法。又如，说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本来是没有的事，只是一般的外事活动，自毛泽东问彭德怀“是不是从国际上取了点经”这句话后，就非要证明彭德怀是“里通外国”不可。
当然，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也有一些具体因素的影响。比如，彭德怀、张闻天在一起时，曾议论过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发党内文件不妥当；议论过党内集体领导不够。彭德怀与黄克诚在一起时，议论过毛泽东不大听取不同意见，议论过“各省都给主席盖房子”等问题。而且在议论中间，也有少数不妥当的话，如说毛泽东很厉害、个人专断、像斯大林晚年等等。这些背后议论毛泽东的话，即使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也不应该采取这种形式发表。对此，毛泽东很生气地说：“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德怀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这实际上是批评彭德怀不该背着他的面批评他。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对的。
彭德怀是我们党内最后一个改口称毛泽东为主席的人。彭德怀长期与毛泽东共事，多是以“老毛”相称。后来党内都称毛泽东为“主席”，他才改过来，但老觉得不习惯，这就涉及到对毛泽东尊重不够的问题。另外两件类似的事件，也让毛泽东多少有点看法。一件事是1945年“七大”前起草党章时，彭德怀建议党章中不要写毛泽东思想。彭德怀的理由是，王明路线的破产，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但考虑到还有一个国际中心，不宜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后来七大党章写上了，他没再坚持。以后也没有重提这个意见。另一件事是关于提议不唱《东方红》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彭德怀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先后提出过两次，建议在外国代表团来华接待时，不宜再唱《东方红》。他说：《国际歌》中早就有“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的话，但是现在到处传唱《东方红》，把主席说成是“大救星”，到处喊“万岁”，主席不说话，谁也不好去改动。上述几件事，尽管都是一般性的问题，但由于都直接与毛泽东有关，因而小中见大，影响到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看法。
再就是关于彭德怀与高岗、饶漱石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得很重：“高饶事件，有的人保护过关，实际上是彭高联盟，彭德怀是主要领袖。”并说彭德怀“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
高岗是陕西人，曾任西北局书记。彭德怀率兵入朝时，高岗正任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政委。由于抗美援朝的后勤供应主要以东北为依托，故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期间与高岗交往较多，对高岗印象不错。1953年，高岗上调到中央工作后，与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搞小派别活动，阴谋搞倒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由高、饶取而代之。后来高、饶事件揭露出来后，彭德怀承认自己与高岗的交往有三条错误：一是当过高岗的义务宣传员，在一些场合讲过高岗的好话；二是在与高岗交谈时，议论过一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错误，被高岗利用；三是对高岗的阴谋活动逐渐有察觉，产生了疑问，但没有立即向党中央报告。后来邓小平找彭德怀谈了高岗问题，他立即表明了反对高岗分裂活动的态度。在后来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彭德怀主动作了检查。
有着31年友好合作关系的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忠诚于党的事业。谁能料到，他们竟会在庐山会议上因一封信，因种种历史及现实的原因、个性及体制上的原因，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酿成了巨大的历史悲剧。
庐山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彭德怀辞去国防部长之职，由林彪接任。
庐山会议后全党在继续批判彭德怀的同时，又开展了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全国有300多万党员、干部被作为重点批判或被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冲突不仅是彭德怀个人的悲剧，也是党和国家的悲剧。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在政治上，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打击了实事求是反映情况的同志，助长了明哲保身，甚至阿谀奉承的恶劣倾向，致使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得到发展。
在思想上，把阶级斗争直接引申到党内，提出“庐山出现的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此后，便把党内不同思想的矛盾都看成是党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反映，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失。
一些人曾经设想，假如当年彭德怀不写那封信，或者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的意见，中国的历史会是另一个样子，彭德怀个人也会安然无虞。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悲剧的出现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至于通过什么形式、在何时出现，则有那么一点偶然性。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给人们留下了最深沉的反思和回味，因而往往成为新事物、新思想孕育的契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能大步向前，也正是从包括庐山彭德怀个人悲剧事件中吸取了很多教益。人们也正是由此更加加重了对彭德怀耿直个性和高贵品格的敬仰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