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当中，明确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不建立任何关系。与此同时，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也充满自信，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但现实是残酷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相当强大的力量，只靠少数人孤军奋斗，或是几种力量分散地各自为战，都难以把它们打倒。
因此，国共两党自然的产生联合和合作的需要。这是共同的要求，共产党方面有，国民党方面也有。由此，第一次国共合作逐步形成，并迎来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代。
共产党走向合作之路
共产党方面，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强大的同盟军，如果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在一个毫无民主权利的国家，凭着赤手空拳，要推翻那些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势力是办不到的。所以，它要寻找朋友，首先就看到了国民党。
那时的国民党也不很景气，他们在屡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大力量，内部成分相当复杂，还严重地脱离群众。但它有三个不可忽视的优势：
第一，这个党在当时中国社会内有一定威信。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政体，是在它的领袖孙中山领导下实现的。当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北洋军阀手里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始终高举革命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坚持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军阀势力的斗争，在人们心目中是革命的象征。鲁迅曾评论道：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第二，这个党在南方已经有了一块根据地。孙中山在广东曾三次建立根据地。陈炯明在1922年6月叛变后，支持孙中山的一些军队在1923年1月又逐走陈炯明，收复广州。孙中山在2月回到广东，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府，控制了从珠江三角洲到粤北韶关这块比较富庶的地区，还有几万军队。有这样一块根据地和没有这样一块根据地，大不一样。那时在全国，只有在这里可以堂而皇之地高举革命的大旗，可以合法地发展工农运动，共产党也只有在这里可以公开地进行活动。这在全国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在国民党内有一些忠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分子，如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邓演达、柳亚子等。他们的世界观和对革命的认识，跟共产党有区别，但他们对革命是坚决的，并且愿意跟共产党合作。通过他们还可以团结相当大一批国民党内的中间分子。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跟国民党合作的原因。当然共产国际也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它的代表马林，在印度尼西亚工作时曾有过跟民族主义政党合作、甚至让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族主义政党的经验。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已经表明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是比较真的民主派；中共二大又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几乎和中共二大同时，马林从中国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出"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的建议，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中共二大结束后的下一个月，也就是1922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开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转折意义的一次决策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实行合作。
陈独秀于第二年6月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讲到西湖会议前后的情况："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远东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主张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专门就中国问题作出的决议，也可以看到，国共关系被它看做在中国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课题。
对国共关系的推进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件事都是在共产国际作出这个决议的下一个月发生的：一件是令人震惊的二七惨案。历来比较激进的蔡和森讲道："这次失败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教训就是孤军奋斗。此时在政治上是曹吴及英帝国主义统治之时，故政治上的压迫很严重，因此第三次大会无论客观上与主观上都有加入国民党找得政治上的同盟者的条件。"马林在三大前给共产国际等的工作报告中讲到："我们听不到如果我们共产党把国民革命看做主要任务并让党员参加国民党，我们党就会消失的说法。"可见中共党内经过长期争议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趋一致。另一件事是孙中山在2月21日回到广州，就任大元帅，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这不仅使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而且也使中共三大有可能在广州公开举行。这两件事表明，召开中共三大、正式确立国共合作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0多人，代表全国党员420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十多个重要文件。《议决案》强调："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接着，作出几项重要规定：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这样，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这个重大决策，就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确定下来。这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它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又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加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得到锻炼和壮大，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中共三大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此时还处在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幼年时期。
国民党走向合作之路
国共合作是国共两党双方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有这种要求，而另一方没有要求，只对一方有利，而另一方不能得到什么利益，这种合作仍难以实现。因此，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下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为什么要同共产党合作。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当时还是同盟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与其间。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
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
但是，发生了陈炯明叛变事件，孙中山在白鹅潭的永丰舰上坚持了50多天。他请陈友仁转告留在广州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
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