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中国经济的研究者，我经常满世界飞来飞去见基金经理和企业人士。我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报告里那么多中国经济数据你信多少？”有时候，还是同样的问题，但提得更尖锐更直接。我在中国有时也听到人们质疑官方数据似乎与实际有些出入。中国人管这叫数据“有水分”，就是里面掺了水的意思。比如说，2008年以前的通胀率真有那么低？怎么城里人觉得生活成本嗖嗖地涨？2007～2008年房价涨幅果真只有官方数据揭示得那么小？很多人的体会要深刻得多。最近五年城镇失业率果真不足5%？全球经济陷入几十年不遇的严重衰退，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十分疑惑，在这种环境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怎么还能保持6%以上的同比增长率？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年初，我还经常被追问“中国经济真的在增长吗--还是已陷入衰退？”一些批评者对经济数据的质量提出过激的批评。但是也有一些严谨的学者，通过严谨的分析，对一些数据的真伪提出了有依据的深刻思考。
因此，本章我们将谈论统计数据--希望我能够站在一个公正无倚的立场上。本章的第一部分将分析最重要的经济数据GDP。简单地说，GDP是某一经济体在一定期间内，通常为一年，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值。面对中国GDP数据的质量，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多快？部分学者认为某些时候的GDP数据是“有水分”的，尤其是经济增长缓慢的时候，比如现在。持此观点者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他也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是香港科技大学的穆嘉（Carsten Holz），他对中国经济数据研究投入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超出你的想象。
当经济学家怀疑官方数据可能含有“水分”时，他们的通常做法是找出尽可能多的经济增长率的“代理”指标，包括国内货运量、用电量，这些指标能够代表整体经济活动状况。但是，正如我曾解释过的，由于这些指标自身往往存在问题或倾向性，对待这些指标也要十分谨慎。但我仍然认为，有理由相信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不会超过6%。
经济增长数据存在的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显著意义，很多人迫切想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认为数据统计有误，或者更糟，是伪造的，那就会有问题。不但中国的形象可能受损，也会干扰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决策层需要作出为经济降温还是加油的重要决策，他们需要得到正确的数据，否则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麻烦。
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是，地方政府层面有时出于某些动机和考虑，可能高报或低报数据。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往往看他们吸引了多少投资（尤其是外资），实现了多少税收，最重要的是看上报了怎样的经济增长数据。因此不难理解，在这些激励因素的驱动下，地方官员一般会上报好看一点的数据。但这还不是数据出现问题的唯一原因，还有其他一些普遍存在的客观原因，需要得到足够的认识：
1.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伴随这一事实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仍然缺乏发达国家通常具备的成熟的数据报告体系。事实上，中国在拓宽数据涵盖范围方面远远好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还不能做到及时核算GDP。比如，我在中东的同事几年来一直在没有官方通胀数据的情况下做研究，他往往要等到一年过去了大半年之后，才能看到上一年的GDP数据，更有甚者，两个政府部门发布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年度GDP，他简直要晕菜！
2.同时，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飞速变化的经济体。昨天向你提供数据的企业今天可能就消失了；昨天接受你调研的农民工，明天可能不知去向了。发布数据的部门不断改进统计方式--当然这是好事，你可以得到更好的数据；同时也有不好的方面，因为你没法拿新数据与旧数据比较，也就得不出一个清晰的趋势。在一个经济增长稳定、没有处于结构性变化中的成熟经济体做数据统计相对简单，在类似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做统计可不容易。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快？
3.中国的统计体系还不得不面对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事实上，1968～1972年间，政府统计部门被关闭，特别遗憾的是这期间数据收集也中断了。更可惜的是，大量统计人才连同他们的统计知识一起被扫地出门。当统计机关重新恢复的时候，很难找到合格的统计专业人才。重新培养统计经验和统计人才花费了很长时间。
4.另一个问题也与历史遗留因素有关--当前的统计体系在掌握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生产数据方面非常有优势，但在服务业统计方面较差。服务业是以小规模的私营企业为主构成的，比如餐饮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造成服务业统计薄弱的原因是，在毛泽东时代，工业生产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服务业则无足轻重。统计的基本核算原则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aterial Product System，简称MPS），从未真正进行服务业核算。20世纪80年代，核算原则转为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这一原则对服务业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是，历史遗留问题仍以多种方式存在。例如，仍然没有针对服务业活动的每月估算数据，零售额数据仅体现部分消费者的行为--其中包含大量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公款购买，因而不能称其为可信赖的私人消费指标。
5.中国地域辽阔，因而也非常多元，这种多元化的简单平均（很多官方数据通常是这样处理的）往往会掩盖很多内容。生活在上海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意味着你所面对的经济环境与四川乡下或东北的哈尔滨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意味着某些时候统计数据对你来说意义不大，似乎并不符合你的实际体验。这也许是数据出了问题，也许说明你所在地方的经济发展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这一点在2009年体现得尤为明显，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明显感到阵阵凉意，而天津却贴出了令人大为惊异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率。
所有这些问题也为全国上下统计部门的人士所充分了解，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改进统计工作，这是很积极可喜的一面。例如，他们通过亲自进行大量调研，以验证各地上报数据的精确性。下面我们会一一提到统计部门在改进数据统计方面取得的进展。
但是首先，我们来重温一下几年前那场关于上一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时经济数据真实性的国际大辩论。
1998/1999年GDP数据争议
十余年之前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国际国内因素的猛烈冲击之下，中国香港、泰国、韩国和印尼经济剧烈收缩。这场危机的震中在亚洲，并波及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也对发达国家造成影响。中国的出口市场，包括美国和欧洲，均出现了经济减速，外国投资流入也减慢了速度。对中国而言尤其要紧的是，国内经济尚处于1994年为经济过热降温的宏观调控影响之中，面临很大挑战。与此同时，国企改革留下的摊子需要花大力气收拾。90年代中后期，数百万人因国企改革而下岗，私人部门只能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内外因素夹击之下，1998～1999年中国经济举步维艰。到1999～2000年前后，世界贸易回暖，国企改革高潮已过，私营企业受到更多政策扶持。住房制度自1998年起发生重大改革，取消福利分配住房制度，商品房市场逐步建立起来，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受到巨大提振，也为未来几十年消费加快增长打下了基础。
然而在经济学家眼中，1998年显得非常神秘。从官方数据看，1998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7.8%。在部分学者眼中，与当时人们实际感受到的痛苦相比，这一数字显得奇高。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基认为，1998/1999年中国官方公布的GDP数据“完全与现实背离”。据他估算，这两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至多只有2%??1998～2001年间的累计经济增长在0.4%～11.4%之间，而官方数据（2004年经济普查修正前的数据）为34.5%。为证明其观点，罗斯基列举了农村收入停滞、下岗工人骤增、存货积压、钢铁生产下滑等报道，指出家庭支出增速远远低于官方零售额增速，进而提出地方政府在追赶中央增长目标（8%）的压力之下上报了高出实际水平的经济数据。罗斯基的所有上述观点均为公开发表，并提交中国国家统计局。
为佐证其观点，罗斯基还比较了其他一些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我们称其为“增长代理指标”。
罗斯基首先分析了能源产量。图2.1显示，1998年发电量平均增速从上一年的4.5%降至仅增长2.5%（但1999年下半年又有所反弹，使1999年全年发电量平均增长达到6.8%）。罗斯基还考察了航空旅客数量，1998年航空旅客数量仅增长3.4%；而据他估算，如果当年实际经济增长真正接近8%的话，航空旅客增速应接近19%。罗斯基使用的另一个指标是进口。如果一国进口需求较大，该国货币币值稳定（当时人民币稳定），进口贸易壁垒没有发生改变（当时中国进口关税壁垒没有变化），则进口应该是体现国内需求增长的一个良好指标。我们在图2.2中绘出了近年来中国的进口变化率。我们可将进口分为加工贸易进口（用于组装后再出口的零部件进口）和一般贸易进口。一般贸易进口能够更好地追踪和体现国内经济活动状况。一般贸易进口1997年同比下降5%，1998年几乎为零增长，1999年又快速回升至31%。同样，进口指标也表明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状况不佳。
2004年经济普查修正后，争辩升温
不久前，香港理工大学的伍晓鹰（Harry Wu）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提出了新的疑问。他花了很大力气研究历史工业数据，并花费数月（如果不是数年）时间和精力，自己创建了分行业的中国1949～1997年间产出数据。他主要计算了生产的产品的数量，而官方数据记录的是产出的价值（因此随着价格的变化后者的意义会减弱）。伍晓鹰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方数据高估了工业产出，80年代这一问题尤其突出。他的论文是重建更为精确的中国工业数据的首次系统性尝试。
伍晓鹰还潜心研究了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通过这次普查，验证统计样本和使用数据的准确性。此次经济普查的一大发现是，服务业的规模远大于预想。并且，普查似乎还发现以前的数据明显忽视了价格上涨的幅度。因此，国家统计局以平均每年0.5个百分点的幅度上调了1994～2004年间的实际GDP。此10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具有很大的影响，意味着统计部门必须将2004年经济总量提高约17%，从13.7万亿元调高到16.1万亿元。这就好比发现印度尼西亚藏在新疆戈壁滩的沙漠里。
伍晓鹰对这一修正提出了疑问。国家统计局在1994～2004年间并未进行价格统计。但修正实际GDP的方法应该建立在具备新的、准确的价格数据的基础之上。伍晓鹰因而推断，国家统计局勾勒出一个自认为合理的GDP增长趋势，然后相应调整了物价平减指数（即每年价格的整体变化）。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局不得不对这10年的价格变化作某种假设。当然，统计部门可以从大量的数据中得出大致价格走势，但具体如何得出物价平减指数并不为外界所知。
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如上文所及，国家统计局上调了1994～2004年间历年的GDP数据，除1998年GDP增长率仍为7.8%未变。与罗斯基一样，伍晓鹰也认为，这一显示经济微弱放缓的数据与当时中国经济中实际发生的其他情况相比显得有些蹊跷，因此，他再次用自建的工业增长数据系统进行了测算。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伍晓鹰的数据关心的是产出的数量，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式关注于产出的价值。
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关注数量可以避免每年价格变动（价格趋势很难掌握）造成的影响，也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夸大产出价值。由于检验产出的数量比价值要容易一些，伍晓鹰的方法有其重要意义。但是，这种方法的弱点在于，他不得不对价格作出估计。这是很困难的。我在图2.3中列出了伍晓鹰估算的工业产出，并将其与官方数据进行对比。经伍晓鹰估算，1978～2002年工业产出的平均同比增长率为16.2%，低于官方的20.4%。他认为，1998年中国工业收缩（负增长）近7%，在此前的1996/1997年，基本没有增长。换而言之，伍晓鹰的数据支持了罗斯基的观点，即1998/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大大低于官方数据显示的增长率。
伍晓鹰还与麦迪逊一道，重现了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GDP增长率。他们使用伍晓鹰测算的工业产出数据，以及来自其他渠道的农业和服务业数据，得到整体经济数据。经他们估算，1978～2003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9%，较9.6%的官方数据（2004年经济普查修正前）为低。他们二人对1998年经济增长的观点是，当年中国经济增长幅度并不大。他们认为，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0.3%，1999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恢复到6.6%。但如图2.5所示，1980～2006年间，中国经济走出了漂亮的V字型反弹。
官方数据的支持者
大多数有争议的问题总会至少形成两派观点。罗斯基和伍晓鹰的观点自然也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驳。一些在国际上享誉盛名的学者认为，1998年中国经济放缓的程度不像罗斯基等人所宣称的那么剧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