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叩问历史：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
当前西方世界正在经历数十年不遇的严重经济危机，许多人眼巴巴地瞧着东方寻找未来。不仅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要过好几年苦日子，也有人相信，这场危机标志着西方退出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亚洲尤其是中国将再度回到世界舞台中央。在距今并不久远的时候，中国失去了那个位子。
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其无人比肩的地位仿佛当今之美国。如果中国经济延续当前的增长势头，一两代人之后中国将再度实现荣耀。今天，中国经济产出仅占世界总产出的6%。深刻理解那些造就中国经济的富庶，而后又将之摧毁的力量，对于每位严谨的中国经济观察者来说，都至关重要。因此，不妨将本书的第一章视为“中国经济史入门”--历史的脉络将引领我们了解这个国家曾如何登上全球经济的巅峰，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又怎样从这个位子上摔了下来。担任本章向导的是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教授，他不仅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卓越的研究，也是世界经济史学的权威，他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追寻久远的历史和数据。譬如，或许正是通过他的估算，我们才得以知道10世纪至15世纪期间，中国的人均GDP要高于欧洲（表1.1），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3%（2003年中国GDP的全球占比为这个数字的一半，表1.2）。麦迪逊阅读了大量史料，其中大多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记载。中国人对待自身历史的严谨态度很少有别的民族能够相比，也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资料。不过并不令人意外的一点是，伴随着一个个王朝的迎来送往，宫廷幕帏深处的密谋、王侯将相的沉浮占据了史籍的主题，这个国家的经济史相对被忽略。或许，应该作出改变了。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迥异于宋、明、清等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以工业为主导，不再是农业社会；北方大平原早已不见了游牧民族的觊觎和侵扰；全球贸易的重要程度前所未有（即便与丝绸之路时期相比）；同样未曾有过的还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然而徜徉历史，我们仍会发现惊人的相似时而跃于历史画卷之上。譬如，官僚机构与商业精英之间的关系随着历史演进而变化，有时候是健康的（如宋朝），有时候很糟糕（如明朝后期）。再如，当今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如以前显著，但政府仍将农业问题视为国家政策的重心。
宋朝：第一次经济转型
华夏大地经历的第一次重要的经济转型发生在宋朝（960～1280年），之前各个王朝，尽管总的说来经济凋敝困顿，但为宋朝时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第一次转型打下了基础。短暂的秦王朝统治残暴，秦始皇因实现中国统一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一笔，但鉴于这位帝王焚书坑儒的暴行，以及他治下民生困苦的情形，我实在没法把自己算作他的粉丝。汉朝一度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但仍然未能实现经济转型，并且最终陷入国家分裂。隋朝时期，中国重获统一，在全国推行均田法（将土地耕种自由还给农民）。但隋朝将有限的赋税收入用于开凿大运河和军事远征，因而这一增长模式未能持续。唐朝迎来经济繁荣的盛世景象，对外贸易取得很大发展。但是商业（包括盐业）仍然在国家专卖制度下鲜有发展，土地国有制度最终崩溃，相应的税基消失。我们在表1.3中总结了各个朝代的经济状况。宋朝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在跌跌撞撞中行走了千年。
历史走进宋朝。以1127年金人攻占开封，宋王朝被迫南迁为界，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两段时期。不论迁都之前还是之后，中国经济均达到了繁荣的程度。鉴于迁都的不菲代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宋朝时期，人均收入增长了30%，人口增长了1倍至接近1亿，与之前的一千年相比堪称革命性的变化。1127年，宋朝都城由开封迁至临安（今杭州），那时临安还只是个东部沿海的村庄。当时，大量人口为躲避金人统治而南迁。移民在南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活动，官府兴修了灌溉设施，并从越南引进早熟稻种占城稻，使得南宋经济持续繁荣。耕地不足迫使农民不断想办法开垦新的耕地，发明了著名的梯田。都城南迁后粮食运输可以借助大运河漕运，从而降低了粮食运输成本，这在此前各个朝代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可以说，这是经济繁荣的第一个理由，即农业生产力的繁荣以及耕地面积的扩大。由于当时中国是农业经济体，这一点很关键，但还不是全部。
宋朝也是技术创新的繁荣时期。活字印刷技术带来了造纸业的兴旺，加速了教育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因而也提高了社会流动性。我们将在第六章详细谈到，时至今日，教育仍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四川的商人中间开始流通起有金银铸币支撑的“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欧洲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后来才知道，从易物贸易到借助货币大大地节省了交易成本。对世界经济敞开门户也对当时中国经济的繁荣发挥了作用。福建的造船业兴盛起来--既为满足沿海军事防御需求，也是贸易的需要，大宋与中东、南亚的远洋贸易发展起来。作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世界各地的新技术都大量涌入临安。临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全球性都市之一，罗马、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伦敦，都在它之后。
宋朝富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官营垄断了盐酒茶的生产和贸易，但民间工商业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私营的钢铁厂生产出不断改进的生产工具。工商业获得极大发展，市肆中兴起各种行会（公所），决定并管理着市场价格。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欧洲城市中的行业公会组织被认为对创建欧洲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行会在中国的形成，比欧洲早了500年。
但是，这些行会没有像欧洲那样，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形成。中国自上而下成一统的官僚体系，是资本主义萌芽未获充分发展的原因之一。有志于仕途的商人子弟和地方乡绅富室可以通过科举登朝入仕。对很多人而言，这是脱离有风险的商人命运，步入拥有稳定收入和体面生活的圈子的最佳路径。有学者认为，这一点导致资本主义始终未能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下面还将谈到）。
长期的土地斗争
宋朝对大自然的成功改造，只是长期以来中国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下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的不懈努力的一个侧影。在中国，仅有10%的土地是可耕地，美国和欧洲的这一比率分别为19%和28%。请看表1.4，1993年中
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8公顷，同期美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73公顷，印度人均耕地面积为0.19公顷。在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伴随着耕地面积的极度匮乏。随着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宋朝和清朝初年，由于耕地不足，人们大面积上山毁林垦荒，禁止抛荒的做法在中国比欧洲早了8个世纪。中国从未像18世纪的欧洲国家那样，出现“公共”的地块用于放牧。时至今日，土地都被用于农业耕种。
耕地的缺乏不仅深深影响经济发展，也给中国文化和饮食留下了深刻烙印。中国饮食结构中蛋白质主要来源于鸡肉和猪肉，这类家禽（畜）的饲养不需要专门的农场，因而更为经济。此外还有豆类和淡水鱼类。阿根廷人喜食牛肉，仅仅是因为天赐的巨大草场使他们得以享受这种奢侈。在中国历史中，官僚体制一般都对农桑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兴修大型灌溉工程，扶持农作物品种培育，修建粮仓（用于军事征伐），印发农事指南（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给予了极大的便利）。这些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应对人口持续增长的唯一办法。相形之下，官僚和皇族并不总是将商人阶层看成朋友，这一点在明朝尤为明显。
明朝：浩大的工程，庞大的官僚体系，向锁国政策的巨大转变
经历了元朝末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瘟疫灾难之后，到了明朝（1368～1644年），社会恢复了稳定，但经济没有出现较大勃兴，科技创新也比宋朝时少了很多。明朝初年，开国皇帝洪武大帝试图使农业实现自给自足，切断乡村与市镇间的联系。他轻视商业，对商人苛以重税，强制小工商业者每月一次登记货品（设立这种多余的规则是官僚体系提高商业成本的惯用手法），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考试。但随着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成熟，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很大转变，并对其与官僚阶层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商人得以为国家的某些大型基建项目融资，参与盐的垄断经营。明朝还设立了专门的商籍，商人阶层再次获得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文官的机会。
15世纪初叶，位于北京的紫禁城开始动工修建，隋朝修建的大运河得到修复。大运河在宋朝都城南迁之后被弃置，而明朝将都城迁往北京显然是出于对北方蒙古人侵扰的担忧（换成别人可能迁往相反的方向，明王朝的选择至少显示了它应对威胁的极大自信）。这一时期，对外探险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和规模。约2 000余艘江南制造的大???载着郑和及他的船队七下西洋，航海足迹踏遍非洲海岸、南亚和中东等地。这些探险活动花费巨大，在郑和于第七次航海途中病逝之后，船队返航，原航海费用转用于修筑长城以抵挡蒙古人的侵扰。然而，修筑长城从未能真正将敌人挡在关外--对于对华夏虎视眈眈又骁勇善战的蒙古人而言，不足一人高的城墙绝非难以逾越的屏障。实际上，尽管今天很多人将万里长城视为华夏民族的伟大象征，但在古代，似乎很少有人这么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很多时点，修建长城其实意味着中央政权将自己圈围起来撤退。明朝无疑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明王朝愈加关闭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15世纪中叶，郑和船队的文献档案被焚毁，沿海港口被关闭，日益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重新掌控了国际贸易。在国内不安定因素的干扰下，中国再一次使自己绝世而居。
外临蒙古人实力渐强并与北方游牧民族联合，构成明朝的外围威胁，国内政治经济乌烟瘴气，明朝的气数最终在一场经济危机中走到尽头。17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全球白银（白银被当作货币尤其是纳税之用）贸易枯竭。白银囤积成为普遍现象，朝廷赋税面临绝收，雪上加霜的是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成为压倒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朝：第二次经济转型，深重的民族灾难
清朝（1644～1911年）的统治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清朝早期的国家治理也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清朝最初的150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经济体。从很多方面说，当时的中国好比当今之美国。满族征服者跃下马背学习农桑，他们意识到，庞大的官僚体系可以帮助巨大的帝国正常运行，当满族人骑着马匹在北方草原游牧时，还鲜有时间和精力研究官僚制度。清朝时期他们不仅融入了华夏传统文化，还逐步自视为华夏艺术和文化的守护者。
明朝期间止步不前的粮食产量在1650～1750年间获得了极大提高（表1.5），为1700～1820年迎来人口生育高峰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中国人口膨胀了一倍多，达到3.8亿。人口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时期欧洲的两倍（表1.6），而人均收入增速仍保持了原有水平。这一时期还引进了很多新的粮食作物（如高粱、玉米、花生和马铃薯），丰富了食品营养。同时，农民的赋税却低于以往任何时候（直到1770年清政府开始提高农业税率）。
同时，中国的国土面积也得到很大扩张，从1680年的600万平方公里，扩张到1820年的1 200万平方公里--1697年征服蒙古，1683年征服台湾，1720年西藏进入清帝国版图，1757年将新疆纳入版图。福建的茶叶、景德镇的“官窑”和很多地方数不清的“私窑”烧制的瓷器远销海外，创造出巨额贸易顺差，白银滚滚而入。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整整三分之一，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表1.7），体现了管理经济的高超技艺。
然而，“康乾盛世”不会永远持续。清朝中后期，腐败日益严重，农业税率一再提高，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尽管1820年之前农业生产率获得较大提高，但此后一直到20世纪末邓小平改革开放，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大运河淤塞，黄河堤坝年久失修，粮食和其他货物在国内难以运转流通，乡村越来越频繁地受到洪涝灾害的侵袭。政府失去了民心。
正如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很多朝代曾经所为，一旦国家变得虚弱，中央政府就会进一步关闭门户--当经济下滑的时候，闭关政策也会加速。到19世纪40年代，清政府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没有沿海防御工事，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并非由中国挑起的与外国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生成并加剧。这些西方国家日渐强大，而中国的衰落日甚一日。19世纪中叶，英国每年买入1.4万吨中国茶叶，英国商人开始对只买不卖的贸易局面感到沮丧。出于扭转贸易失衡等目的，一艘艘装满鸦片的船只驶入中国。1839年两万箱鸦片被查获并在虎门销毁后，英国商人怂恿英国政府发动战争，并且，他们达到了目的。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海军控制了香港岛。其他外国势力纷纷效尤，在中国多个“通商口岸”划分地盘，设立租界。到1917年，19个国家控制或实际影响着中国92处港口（只有48处保持了海关关卡，其余均为外国船只的“停靠港”）。
整个国家内部也四分五裂。1850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运动首领洪秀全揭竿广西，在农民中享有巨大威望，一时应者云集。太平天国后定都天京（今南京），一度占领了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提出打倒清王朝统治，驱逐外国侵略的口号。洪秀全不仅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早期的理想主义者。在土地政策方面，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明确主张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消灭一切私有财产，实行共有财产制和平均分配。洪秀全实行清教徒式的管理方式，规定禁赌、禁鸦片、禁酒（或许他相信赌博、鸦片、酒精会削弱这个国家及其百姓）。有学者将洪秀全视为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但是，洪秀全的政权很快暴露出纪律松散、腐败、权力争斗激烈、治理能力差等问题，未能获得国内精英的支持。1864年，太平天国最终被清政府和外国势力联手残酷绞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