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的小说形象创造，进入它背后所承载的政治经济与生命自由价值的追问之中，这样，我们的文学就具有了意义，我们的小说也就具有了批判性力量。莫言骨子里对那种愚昧的勇敢的坚毅膜拜，是错误的引导，只有当人不成其为人，才像野兽般凶蛮，即使是日本侵略者的兽性与野蛮，也不能单纯从人性角度予以解读，这是另类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人性野蛮与残酷。日本侵略者所代表的“文明兽性”中，更有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发达的文明创建过程，皆有这种“文明的兽性”与“文明的凶蛮”。
如果说，贫穷是怯懦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的结果，那么，文明的兽性则是文明异化的结果，其实，骨子里也是真正的兽性，只不过，这种兽性以侵略的方式予以表现，赢得了人们的野蛮崇拜。莫言本应通过自己的小说，反思“两种文明的野蛮”，一是“贫穷的文明的野蛮”，一是“发达的文明的野蛮”，而这两种野蛮，皆是人类生活的致命疾病。如果能思考到这一层次，莫言的作品就不只有民族主义的精神视野，而且具有人道主义与世界公民意义上的精神视野，显然，我所期待的结果，更能提升莫言创作的文明价值，但是，莫言没有达到这样的精神视界，他太看重小说叙述的生命形象与抒情效果了，而没有从真正思的意义上形成文学的生命赶超。感觉的无限伸张与乡土文化史的纵深视野，还需要人道主义思想的价值支撑，这才是评价莫言小说的思想基点。
6.2.2形象创造的野蛮力量与精神反抗意愿的自由形成
莫言无疑是值得重视的作家，他创作了许多好作品，也有不少败笔之作，莫言小说创作的成功与失败，其实，都与他的叙事语言有关。莫言的叙事话语，是感觉化的情绪化的描述性语言，这种感觉化情绪化语言，如果真正表达出创作者的主体性体验，那么，这种叙事话语往往能够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相反，这种感觉化情绪化语言，如果没有主体性力量和生命元气的支撑，就会流入粗糙和简单。莫言的叙事话语，再次证明了基本的道理：汉语是有限的却又是无限的，对母语的情感性认知过程和创造性表达过程是奇妙的。母语的情感体验与生命记忆，构筑了心头词典，这种心头词典是作家创作的生命源泉和语言源泉。语言在创作活动中获得了生命，表现了生命，可以看到：有的人把它表现得如此婉丽和抒情，有的人把它表现得如此刚勇而理性，有的人把它表现得如此磅礴而激越。真是文如其人，中国文学的丰美迂曲，正是汉语演奏出的变化万千的交响。初读莫言，再读莫言，一次次体味着他那狂野的叙事话语，肉身和灵魂皆获得深深的战栗。
文学的思维活动是审美思维，也是语言思维，因此，对于创作者来说，如何最大限度地超越时代的思维局限决不是过时话题。人在世界中，人在局限中，思维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感觉局限、认识局限、文化局限和精神局限。绝大多数作家在时代的局限中游戏笔墨，以喜剧化方式和政治宣传的变调从容叙事。只有少数作家力图超越这种思维局限，从个人主观理念出发去创造新奇的人生景象，表现独异的人生命运。莫言的奇文出世，便是以这种怪异思维震天价响。如果说，他在解放军文学院评《山中，九十九座坟》有点暴风骤雨，那么，他推出《红高粱》确实称得上山呼海啸。莫言的野性思维，由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创造了小说语言叙事的奇观，从《红高粱》、《鲜女人》、《道神嫖》、《再爆炸》和《丰乳肥臀》这一套文集中可以充分认识到。莫言的系列作品结集出版之前，大多在杂志上发表过，他的单篇作品似乎比作品集更引人注目。他不断创造奇迹，又不时流露出些许土匪气，他忠实于原初感觉，这种原初感觉有时被粗糙的语言破坏了，他的《天堂蒜薹之歌》和《酒国》等作品，就是这种语言粗糙化的结果。莫言的这种叙事话语，在艺术表达过程中极端不稳定。有时能创造奇迹，有时却让人倒胃口，在表达的上限与下限之间，莫言的叙事话语，不稳定地扭曲着、奔腾着，一如他那野性思维之不确定性。莫言的叙事话语，既体现了语言的原初特质，又表达出现代艺术的语言气质，正如尼采所言：“现代艺术乃是制造残暴的艺术。”“这些线条出现了漫无秩序的一团，惊心动魄，感官为之迷离；色彩、质料、渴望，都显出凶残之相。”因此，莫言的叙事话语，不仅带有个人的特质，而且体现了现代艺术的原始主义倾向。用波德莱尔的话说，莫言找到了人类艺术的“酒神杖”，因为酒神杖表达了他令人惊叹的二重性特征。可以看到，莫言凭借那根“酒神杖”赋予的特权，在小说创作中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他既是叙事力强大的语言大师，又是神秘而激动人心的酒神节祭司，所以，他才能在疯狂的语言舞蹈与叙事探险舞动着“酒神杖”，表现出粗狂、坚定和坚韧不拔的超强意志。
莫言的野性思维和酒神式叙事话语，首先表现在他敢于打破各种各样的禁忌，禁忌是锁链，禁忌是私法，禁忌是约定，禁忌是合谋，人因为遵循禁忌而不敢顺从心性而终于戴上了假面具。返观历史，那些优秀的艺术家大多是禁忌的破坏者，毕加索、罗丹、马蒂斯、波德莱尔、尼采等等，他们在言说内心和表达生命时，有什么顾忌？打破禁忌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勇敢。在文化中国，今天的写作者仍有美学禁忌、伦理禁忌、政治禁忌和接受禁忌，八面玲珑的作家，易于在禁忌中找到他的“欢乐和自由”。心高气傲的作家，蔑视世俗，喜欢在鲜花、歌声、赞美诗的氛围中破口大骂，宁可被目之为疯子、粗野的汉子、没教养的东西。当人们被教养驯化得温良恭俭时，既渴望粗野又畏惧粗野，而每个人心中对野性和强力的归顺，总是鼓励他们拥抱大逆不道者。
莫言掌握的就是这样的叙事法则，所谓物极必反，莫言走到当代叙事话语的反面，唱起了丑角。“我爷爷”、“我奶奶”的花花事，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莫言的叙事视野，犯的是伦理之禁忌，他在这种伦理的禁区中并未走多远，因为这种叙事本身忠实于民间的真实。他所极力赞美的，是爷爷奶奶的刚硬、豪强和野蛮的气魄、胆识，在《丰乳肥臀》中，他描写上官鲁氏的生育亦如此。由于他的叙事话语毫无伦理的禁忌，由于他敢于打破伦理禁忌，因而他在自由中言语，在言语中放纵地表现个人的自由。应该看到，莫言的叙事话语，虽打破了传统伦理禁忌，但与真正的天理、天良是不存在对抗的，就是这些禁忌，许多作家曾经缺乏正视的勇气。打破任何禁忌，在探险者那里是艰难的，不过，当这种反禁忌成了叙事法则时，自然减少了其特有的叙事魅力。莫言在这方面是探险者，但是，由于他始终执著于此，不能形成精神上的自由转换，因而，这种叙事方式逐渐被人看作是常态，所以，像波德莱尔所吟唱的黑夜，莫言已与之亲近了，他说：“啊，夜呀令人爽心的黑暗啊！在我看来，你是内心快乐的信号，你是忧郁的解放。”
据莫言自述，他得益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也许是在波德莱尔的启示下，莫言的叙事语言，可以穿越任何禁区，打破惯有的审美语言禁忌，他让小孩的粪便（《弃婴》）、酒中洒尿（《红高粱》）、动物的****等等细节，以强烈的生理感觉还原出现在作品中。读《红蝗》、《猫事荟萃》、《狗道》，禁不住一阵阵恶心的感觉，而这种恶心感正是莫言的叙事话语所要强化的。对于政治禁忌，莫言多多少少也有所触犯，在《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中，他对地方官僚习气、贪污腐化作风有辛辣的讽刺，但在顺口溜式的唱词中把这种庄严稀释了。艺术必须有所节制，有所禁忌，但一切变得过于随意，叙事本身就失去了它的审美魅力。对莫言小说叙事话语构成最大的挑战，可能还是由于他对叙事禁忌突破之后的语言放纵，他敢于突破禁忌，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新意，但是，由于他不能有效地控制和选择叙事话语，一些缺乏表现力乃至非感情的苍白话语，随意出现在作品中。语言随意化，结构随意化，破坏了莫言叙事的韵味和反思效果；他的叙事话语，既与乡土小说有关，又与军旅小说相关，他更能驾驭的是乡土叙事。他超越了当代乡土小说和军旅小说的叙事模式，而给予动荡的战争时代与斗争时代以独有的叙事格局，于是，他突破了双重禁忌，把那种梦绕魂牵的古老乡村的雄壮生命韵律和粗暴无情的生活旋律表现得淋漓尽致。叙事给莫言带来了粗野的欢乐，叙事给莫言带来了放纵的自由，叙事给莫言那清醒的童年记忆真实的暴露，叙事给莫言带来了狂野的历史反思。在沉重和艰涩中，莫言充分享受狂野的乐趣，这是怎样癫狂的幸福！这是怎样强大的抒情力量！
莫言残暴的描绘，表达了“力之美”。婴儿的哭声、炽热的太阳、血一样的高粱地、急急的奔突的惨绝人寰的哭泣中，到处充满残暴的气息。莫言的作品很少有神性的安宁与无边的慧思，也没有极目千里的洒脱与超越，那是实实在在的人的哀号与狂欢，在莫言那里是创作的沉醉状态，是话语激流洪水滔天的时刻。尼采的强力原则，很能说明莫言这样的状态，“器官敏感化了，以至可以感知极微小和瞬间即逝的景象；预卜，领会哪怕最微小的帮助和一切暗示。”“强力乃是肌肉中的统治感，是柔软性和对运动的欲望，是舞蹈，是轻盈和迅疾；强力乃是证明强力的欲望，是勇敢行为，是冒险，是对生死的无畏和等闲。”
所以，在创作中，生命的所有高级因素在互相激励；每个因素的图像和现实世界，都可以成为另一因素的灵感。正是这样的体验，生命中的各种状态在激情的表达中混杂在一起，带有原初的特质。莫言的叙事话语，真实地正视生活原始状态中的一切，为了凸现原始状态的残忍，莫言的叙事话语调动了一切手段。当强烈的体验流激活了莫言的语言流时，他的记忆就变得格外清晰，在创作活动中，创作者的体验流与语言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莫言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童年的记忆刻骨铭心，通过细节描摹体现出来，这里，可以进行一番有趣的比较。当莫言的叙事源于童年记忆时，他的感觉格外细腻，这在《透明的红萝卜》和《球状闪电》中有着出色的证明。当他表现时下的乡村生活时，他的语言便流于油滑和粗糙，感觉似乎也迟钝了，这在《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中有明显的暴露。细节描摹和记忆图像的强烈色彩感和逼真感，使莫言的叙事语言达到了极致。为什么莫言在表现童年记忆和成人记忆材料显出了本质差别呢？这大约与莫言对苦难的亲历和对现实的隔膜有关。
对于莫言来说，童年的苦难有亲历性体验，特别是对恶劣环境和遭遇的真切记忆，在成年思维中便有悲旷的力量，这种反省的欲望愈强烈，这种体验的诉说就愈细腻。莫言写作成名之后，对部队生活与乡土生活不免产生双重隔膜，因此，这两方面的现实材料，都不能获得创造性发现。莫言在90年代的小说创作，明显呈现出激情衰退的景象，他不再具有80年代那种疯狂的感觉，这在很大程度上减损了他作品的魅力，他无法真正从历史性记忆和历史性想象中超脱出来。莫言的现实生活体验过于贫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创作，于是，莫言只好再次遁入历史之中，他不断地从乡土题材的原初体验中，找到创作的命脉。由于莫言从残暴体验出发，因而，战争和斗争的残酷性更易激发他的感觉。生理感觉的强调，是最触目惊心的，当他叙述罗汉大爷被日本鬼子活剥人皮时，他惨绝的哭泣、生理的恐惧、高粱地的情景，甚至那太阳和天空，皆有流血的感觉。这种生理感觉的描摹和强调，给予人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莫言对这一切，皆试图油画式的定格。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老少两位铁匠的残暴，也是通过生理感觉予以强调的，当小铁匠试图探究老铁匠打铁的水温掌握锻打技艺时，老铁匠把通红的铁块插入水中，小铁匠的生理感觉此时与钻心的疼痛体验合二为一了。
莫言在叙事话语中，善于把整个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调动起来，把触觉、嗅觉、味觉等五官感觉全部调动起来，构造原初的酷烈景象，这种话语方式，成了莫言最热烈的叙事手段。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迥异于常人的感知体验内容，把残暴、原欲、苦难、勇气和力量混杂地叙述着。原欲的强调，多多少少减弱了残忍的力量，莫言善于把人的狂欢化景象描摹出来，与残忍构成默契和冲突。原欲的表现，莫言集中在食欲和****上，黑孩为了偷取抵挡饥饿的红萝卜，什么都不再顾忌了，饥饿，最根本的渴望，把人逼上绝境，因此，人对食物的贪欲与动物也就毫无二致了。当食欲得以满足时，****的骚动比什么都来得强烈，《丰乳肥臀》对****的原始表现，使人获得了新的认识。欲望和勇气，是如此密切地关联在一起，超越任何外在的约束，而激发着最本能的反抗。这种原欲的表现，虽然在郑义、韩少功、张炜、刘恒的作品有着出色表现，但是，没有一位作家像莫言这样强调生理感觉在叙事中的重要性。莫言就是这样，以野性的思维表现着古老乡村生活的沉重、粗野和残酷，构成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