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二年（1907）木刻出版了一部由一位才女写成的思想进步、内容丰富、文字朴实、说理透彻的巨著《古欢室全集》。全集除包含了《浣花集》、《鳴鵉集》、《飞鸿集》和《浣月词》等诗词外，还收入了《医学篇》、《女学篇》和《中馈录》，涉及到文学、教育、医药卫生以及饮食烹饪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几乎可以称之为“百科全书”。
《古欢室全集》的作者曾懿，字伯渊，又名朗秋，于清咸丰二年（1852）生于四川华阴县（今属成都市）一个官绅之家。父亲曾泳是道光年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江西吉安府知府。母亲左锡嘉也出身于官宦世家，性格刚毅，才学深厚，有诗文和专著广传于世，时有学者称其作品“如行云卷舒，流波跌宕”。此外还擅长书画和中馈，是一位不凡女子。她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她的专著中就有《曾氏家训》和《女训》。曾懿的父亲曾泳中年病逝，教育子女的责任就全部落在了这位知识母亲的肩上。
曾懿是长女，天资聪颖，读书过目成诵，父亲在世时非常喜欢他，家中所有藏书，允许她随意阅览。这就使得曾懿自幼便有机会“朝夕游泳其（书海）中”。
曾泳是在曾懿十岁时病逝于江西任所，母亲左氏携子女扶柩返回四川故乡。曾泳“家世力农”，为官清廉，无多积蓄。所以，当寡母幼子（女）回到故里时，家中仅有“茅屋数椽而已”，别无所存。虽然如此，母亲左锡嘉在儿女面前并没有长吁短叹、愁眉苦脸，而是挺直了腰杆，独撑门户。没有经济来源，便以售卖自己的书画和巧手翦成的花鸟等艺术品，维持生计，过着“瓶无储粟，灶有余烟”的清贫生活。曾母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女人，深知环境对子女成长有着重要影响，便学古“孟母三迁”的作法，把全家从偏僻的乡野搬到了县城，目的是开阔孩子们的视野、增长见识。住了些日子，她又担心儿女们沾染城里的浮侈习气，便又举家迁到了距县城数里之外、杜甫故居——浣花溪附近，这里不仅乡风淳朴，而且尚有大诗人之遗风。她很喜欢这里，也勉励儿女们努力学习先人之德行。曾懿作为长女，不仅每日侍于母亲左右，还细心观察和学习母亲的勤奋之优。她读经史、习丹青、修文辞，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方面的文化知识。
曾懿二十岁时，与江苏武进的袁学昌（号幼安）结为连理。这袁幼安也是一位饱学之士，才华不群。曾在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为官。夫妻两人才学相当、谈论契合、生活美满。在袁氏为官期间，妻子曾懿全程相随。所以，她有机会“涉大江，越重样，遨游东南各行省”。这行万里路配对她的读万卷书，便使得她的眼界大开，收获了不少深居故乡所没有的新知识、新思想，接触不少新事物，大大丰富了她的阅历。
曾懿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性，不论赋诗为文、传播医术和烹饪都强调一个“真”字。写诗，她力主抒发真情、描摹真景，反对那些“纯粹文人”的“诗到穷愁而后工”、为诗而诗的作法，从而得到了“唐音宋派，卓然名家”的好评。
在曾懿的《古欢室全集》中，她着力最多、用心最重、贡献最大的是《女学篇》。撰写此书的背景鲜明，作者用心明确。她在与丈夫宦游东南诸省期间，目睹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西洋列强“夹我属国、踞我港湾、攘我主权、干我内政”等现象后，义愤难抑。经反复思量，她认为：欲意强国，首在教育。而当时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妇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她提倡兴办女学，使妇女也学得与男人一样的本领，用以治家强国。
《女学篇》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论著。赞它独具特色，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自东汉班昭撰著《女戒》之后，凡是教导女人的读物，无不强调“三从四德”封建伦理道德的。而同样是生在封建社会，并且饱读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曾懿，却能冲破道道藩篱，接受维新变法的进步思想，并把这种思想付诸于笔端，为争取女权大声疾呼，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宏篇大论。她在此书的自序和总论中指出：“女子之心，其专静纯一，且胜于男子，果能教之得法，实可大胜于男子者。”所以强调说：“男子可学者，女子亦无不可学”，“使男子应尽之义务，无不与女子共之；男子应享之权利，亦无不与女子共之。”简言之，就是要求男女平等。同时号召女同胞们“勉力同心，共起竞争之志，以守起天赋之责任。”她之所以将此书名之为《女学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提倡兴办女学，使女子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她认为女人只有学得了知识，才能树立起争取自身解放、实现男女平等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强种保国”、“黄种之强殆将驾环球而上矣”、“一国之中骤增有用之才至两万万之多，夫何贫弱之足患哉”，这种早期的“半边天”（两万万妇女是当时的国人之半）思想，是前无古人的。
《女学篇》全书共九章，即结婚、夫妇、胎产、哺育、襁褓教育、幼稚教育、养老、家庭经济、卫生等。
在《结婚》一章中，她主张仍由父母主婚，但不能包办，“须与儿女商酌、尽善尽美、心悦诚服，方可结婚，不贻后悔”。对于择婿标准，她反对“恒计财产之丰啬，不论品学之高低，辙以轻许之”的重家财、轻人才的作法，主张“以人品纯良，才学优长者为最”。
在婚姻一事上，她最为可贵的主张是夫妻以“相爱相敬为基础”，并做到“爱情互相专注。”这种敢于冲破迂腐婚姻观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就是在当今，也完全符合新中国《婚姻法》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
在“襁褓教育”章节中，她强调了对幼童要教信实、教仁慈、勿拘束，使孩子的身心得以健康成长。
《女学篇》，不虚其名，对女子教育问题，既有宏大理论，又有精细要求。曾懿主张女孩子六七岁时，可依靠父母或延师在家接受启蒙教育；到了八岁即要入初等女学堂，除了完成“堂中应习之科学外”，还应择“切近世事，文理通畅者读之”，以“博其趣”。同时指出“无论中西各国，各有所长。取其所长，变其所短”，这在当时是一种对传统女子教育，进行改革的崭新理论。
在学习方法上，她主张“循序渐进”，反对“躁进”，只有如此，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要求学生家长“重身教”，以“默化其气质”，使子女“精神焕发，品行端正，养成利国益民之思想”。
曾懿认为妇女学了知识，争取到男女平等，对自身要有严格要求，主动承担“主一家之生计”的责任。这样做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小家，而是对整个社会有益。她说：“主财政者于无益之费用自当力求节俭，然于学校义赈关乎社会公益之举者，须量力捐输；或遇人急难，解囊相助，全人之美，多金不惜，皆有合于道德之心者也”。如果按此说教去做，即使是在当今，也足以“感动中国”了。
《中馈篇》共二十节，主要从美食角度传授烹饪方法和技巧。其中特别强调要讲求卫生。商业出版社将其收入《中国烹饪古籍丛刊》，广传于世。
曾懿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她的医学成就。她没有真正拜师学医，也没进过医学院校，完全是自学成才，积多年经验，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她已五十四岁时完成了《医学篇》的撰著。全书共分上下两册，每册各有四卷，包括杂症、妇科、小儿科、外科等。
“久病成医”这句话，在曾懿身上得到了证实。她自幼身体孱弱，曾患过四次温病，深感其痛。是当时的温病名医吴鞠通治愈了她的重病。所以她特别崇敬吴的《温病条辩》。在她的著作中，多处引用他的温病理论和治疗方法，并将《温病条辩》中的各种治疗方法，摘录成帖，简单扼要，一目了然。
曾懿除了尊崇名医，还十分重视来自民间的经验。对于民间行之有效、流传广远的“验方”，她用心采记，谨慎实验，也治愈了不少常见病、多发病。
曾懿，以自己多方面的卓越成就，证实了她的“男子可学者，女子亦无不可学”和女子“果能教之得法，宜可大胜于男子”的豪迈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