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打手心好痛
爸爸总说我是个机灵鬼，专挑好日子来到这个世界。
你看：日本军用飞机在重庆满天扔炸弹的日子，你不出生；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陪都重庆的夜空，满天的烟花爆竹，庆祝抗战胜利的晚上，你呱呱落地了。
新生婴儿的哭声为胜利更增加了喜庆！
生于陪都，庆祝抗战胜利！于是，“包陪庆”成了我的名字。
抗战胜利后，爸妈回到上海。上海的家我住过四年，房子位于法租界，很大也很漂亮。二妹陪容也就在此诞生。
举家刚到香港时，居住的条件并不好。记得在西摩道三楼，是我们立足香港的第一个家，共有四间房子，爷爷奶奶一间，爸爸妈妈一间，我们姐妹们住一间，姑姑们住一间。
一般人觉得老大责任感重，因而没有排第二、第三、第四的轻松观点。但我觉得做人做老大也有相当的安慰。
确实，论聪明，论长相，我在四姐妹中都不突出，细想想，只因为我排行老大，长女的身份，确实更多地抓住了爸爸的眼球，妈妈曾告诉我，她和爸爸婚后七年才生下我，难怪爸妈对我特别疼爱、特别关心。
记得自从有了妹妹后，不论我是三四岁的孩子，还是上小学后，爸爸对我最常说的一句话：“你是老大，是大姐，事事都要成为妹妹的榜样。
记住，‘长女要第一’，你做得好，妹妹们也学好，你做得不好，影响妹妹学坏，那问题就严重了，知道吗？！”
真的，“长女的责任感”，从我懂事起就不断被灌输、加强，于是，几十年来，早已成了我做一切事的前提！
爸爸的眼光总是超前的。往往，人走在当代，他的眼睛却总看清远方，总是把世俗观点远远地抛在身后。
20世纪初四五十年代的世俗观念，尤其是宁波人的观念：男子传宗接代、成家立业；
女儿无才便是德，嫁汉要服从丈夫，媳妇亦要等男人吃完才能吃，女子衣服更不能与男子衣服一同洗。
爸爸的观念不同！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中学毕业前一晚，爸爸对我说的一番话：
“陪陪（我的小名），在这个世界上，男也好，女也好，都要学会用自己的双脚站立，都要经济独立，一辈子不要靠父母和家庭背景，不要依赖丈夫和别人。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多读书，努力学习和积累知识，好独立谋生。因为你是老大，对你就要更严格一点。”
那时，爸爸还只是与上海来港的四五个朋友开设一家很小规模的贸易公司，在家的时间相对多些，每天回家的时间也早些。
于是，每天下班后，爸爸第一件事便是检查我的作业。
他耐心地听我背书，一篇课文，无论是背漏或背错一个字，他便非常认真地说：“老大，你再默读几遍。”
遇到考卷没得100分，或者作业本上老师打了红叉叉，爸爸总是先让我认真订正后，再叫我伸出右手，他拿一根木尺，打我的手心，而且总是错几个，就打几下。
有时我委屈地掉着泪嘟囔：
“爸爸，我这次在班里考第二名，为什么还要挨打？！”
“记住，无论什么时候，爸爸对你的要求，都是争第一！”
回想起来，恐怕姐妹中只有我一个人挨过爸爸打手心，当时手心真的很痛！
记得我曾举着红肿的小手跑到妈妈那里，妈妈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妈妈很心痛，她捧起我的手轻轻吹了吹，深深叹了口气：“陪庆，爸爸的话都是对的，都是为你好，因为你是老大，一定要成为妹妹的榜样，你要不想爸爸再打手心，就一定要加倍努力！”
爸爸妈妈口径一致，使小小年纪的我，没有了撒娇钻空子的可能，只有加倍努力，一次又一次地争取第一！
确实，手心疼痛很快消失了，但是，爸爸妈妈事事要我“争第一”和“大姐必须严格”的要求，却在我心中牢牢扎了根，成了自己终生的标准。
2.与打牌、搓麻将终生为仇
记得小时候，我们还与阿爷阿娘（宁波人称祖父为阿爷、祖母为阿娘）住在一起时，我们家的客厅里经常摆开麻将桌，阿娘和她的朋友们，你赢了，我输了，又说又笑，常常玩到深夜。
爸爸对阿娘非常孝顺，当面从没说过什么。只是不准我们孩子在旁边看。
有一次，爸爸帮助我检查作业，听着外面稀里哗啦搓麻将的声音，长叹一口气对我说：“爸爸是最恨打麻将、打牌这种游戏了，又浪费时间，又会耽搁事情，尤其是赌钱，真害了不少人。”
“耽搁什么事？”我奇怪地反问：“阿娘成天没事待在家里嘛，根本谈不上耽误事啊。”
爸爸皱着眉头，陷入了回忆：“记得我小时候，从学校放学回来，一进院门，就听到堂屋里搓麻将的声音。进去一看，你阿娘手里搓着麻将，用脚推着你两岁小姑的摇床，你小姑在哇哇地哭，她也顾不上抱！‘玉刚，你回来了，正好抱抱妹妹！’我闻到一股焦煳的味道，就问你阿娘：‘亚姆（宁波人称妈妈为亚姆），是什么东西烧糊了？’‘老天，一定是饭烧煳了！’你阿娘打麻将正在兴头上，不愿离开桌子，就对我说：‘玉刚，你去替亚姆看看！’我揭开锅一看，雪白的大米饭全糊成黑炭了！只好全部倒掉，再淘米，重新煮饭！那一天，我们全家很晚、很晚才吃上饭！当时我便在心中暗暗发誓，一辈子不打牌，不搓麻将！将来也绝不让我的妻子、孩子打牌、搓麻将！”
我知道，爸爸一辈子确实是做到了，无论是他看到亲戚、朋友中谁打牌、打麻将，他都会劝人不打，建议对方做些运动、看看书等更健康的活动。
其实，除了爸爸，恐怕家里谁都知道，与他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的妻子、我们的妈妈却一直打麻将。
我们当女儿的都能理解妈妈：妈妈不爱交际，不爱逛商店，文化又不高，没什么嗜好，只想与几个老同乡搓搓小麻将，过日子罢了，完全不在乎输赢。所以也不敢向爸爸投诉。
但妈妈也非常了解爸爸，知道他一日辛苦工作回家，需要安静。一到五时半，无论输赢，妈妈一定放下手上的牌，撤掉麻将桌，送走朋友们，让家里一切恢复正常。如果是在朋友家里打麻将，时间一到，她也一定告辞，赶回家中。
所以，无论爸爸六时回家，还是七时进门，妈妈总在家里等候。爸爸也未必不知道妈妈搓麻将，但见她始终掌握着分寸，不因此误事，也不过分，便也不再苛求什么了吧。
妈妈是个典型的宁波媳妇，不仅节省勤俭，更是个贤惠孝顺的女性，孝父母，孝丈夫，孝子女，孝外孙。吃饭时总是让家人先吃，如菜有余，她才开始自己吃，所以吃得总比其他家人慢。她是一位保守的贤妻良母，只是为丈夫，为儿女而活，一辈子是顺着丈夫之意，使他没有不高兴的地方，永远是坐在同样的一个地方静静等候。
3.做人要正直、勤俭、富有同情心
记得有一回，七岁的我坐在饭厅里与父母用餐，刚好阿姨（从上海带来的阿姨）进厨房去了，我学爸爸拍手呼叫：“阿英，阿英！”
“叫阿姨干什么？”刚从房里走出来的爸爸很严肃地反问我。
“你有脚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自己不走进厨房？！
你是人，阿英也是人，她年纪比你大，比你干得更累。你小孩子，没有资格差使工人！知道吗？要有同情心，要了解他们的辛苦。阿英的丈夫离开她和孩子，使她为了生活，只能离开儿子做家佣。”
“知道了！”我答应着站起来，自己进厨房去盛了一碗饭。
这位阿姨叫舒翠英。1946年，她31岁那年到我们上海家中工作，1948年，是她抱着二妹和我们一家登上飞往香港的飞机。当时我们刚到香港做新移民，爸妈也幸好有阿英帮忙做家务。
阿英为人老实简朴，只食素，忠心耿耿在我们家做了三十余年，带大了我们四姐妹。
阿英也是宁波人，妈妈非常信任她，爸爸从来没有说过她的不是。她唯一的儿子在宁波乡下，常有来信。阿英不识字，信都是我读给她听的，也总是我替她写回信（直到1972年我出国留学之前）。她儿子信中提到的都是多么思念妈妈，多么想尽孝心，让年老的妈妈安享晚年的话。阿英感动得直流泪，执意要回去看儿子，爸爸妈妈和我们四姐妹怎么留也留不住，只好放她回大陆。
结果她回到上海，多年存的钱都被儿子骗去，后来，儿子也不幸染病身亡，阿英只有与她老姐姐相依为命。
至今，我们姐妹无论谁到上海，都会抽空去看看阿英，和她聊聊家常话，也尽力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另一位家中不可少的是爸爸的司机老李，他是天津人，从上海时就跟爸爸，到香港后，他也没成家。每天驾车送我们上学。往往我因怕同学们看见我坐车上学，过意不去，便叫老李离开学校两条街就放下我，自己步行上学。
老李退休后，爸爸一直安排照顾他的吃、住和医疗保健，直至他去世，他从来没离开过我们家。
我们家里四姐妹，无论在家境平平时，还是家境优越时，从来不知道浪费为何物。不许挑食是妈妈定下的规矩，家里上顿吃不完的菜，绝不允许倒掉，妈妈第二天会自己吃。
直到1983年，我从来没回过宁波老家。在我稚嫩的心里，宁波仿佛是“咸”和“穷”的代名词。每当妈妈讲过去的事情，我心里总是暗暗庆幸：阿弥陀佛，幸好我是香港人，我的筷子永远不用直“笃”那些咸极了的腌制品！什么臭豆腐、臭冬瓜，什么咸菜、咸虾酱等，都是小孩子不爱吃的。真不明白为什么祖母、妈妈却当作宝贝。
宁波人节俭，称为“做人家”。从小就听祖父母、妈妈说：“要‘做人家’，我们宁波是很穷困的，食物不可以浪费。”
一个没有资源的浙江省，全靠头脑和双手干活，勤俭，是必要的。宁波市的穷困，可以想象的，基本是一家大小都吃不饱的日子多。也难怪那么多宁波人背井离乡出外谋生。位于海边的宁波，盐是不缺乏的，以盐来防腐，放在海鲜、蔬菜里，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是环境所致。
妈妈从小教导我们要“做人家”，我们的衣服大多数是她缝纫的，连毛衣也是她亲自编织的。我曾问妈妈从哪里学来，她说：“自己学，自己看嘛。”妈妈可真聪明，一看便会。她的创作力可强呢！我穿过的衣服传给二妹，二妹穿过的给三妹，三妹穿过的给四妹。可怜的四妹总是穿最旧的衣服。难怪她现在穿得最新潮。
妈妈自己从不丢弃东西，无论是漂亮的盒子、丝带，她都留下来，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废物都能利用。普通纸盒被她用花纸一包，变成优雅的器皿，用来放麻将的筹码；旧窗帘被她一剪一缝，变成别致的供旅行用的高尔夫球套。妈妈为我们做衣服，自制购物袋，补袜子，旧物改新物，现代的环保意识在妈妈的日常生活中早就实行了。
直到1983年，我第一次回到宁波老家，以后回去次数越多，越深刻体会到故乡人的真感情。宁波人直接、爽快、热情，也越能理解爸爸那种“儿不嫌母丑”、“月是故乡明”的深情！
在节俭上，宁波人不光吃得节省，穿得也十分俭朴。
记得我上初中时，看班里有的女同学脚下的皮鞋经常换，今天是红的，明天是黑的，鞋样子也十分新潮。晚上回家，我走进爸爸的书房，对正看着报纸的爸爸说：“爸爸，我要买双皮鞋。”
爸爸头也没抬，语气平静地问道：“告诉爸爸，你脚下穿的是什么？”
“是鞋呀！”
“有鞋还要买鞋？”
“可我们同学有好几双皮鞋嘛！”
“记住，鞋是用来穿的，不是用来摆阔的，有鞋穿就不用买鞋！”
爸爸是说到做到，他自己也非常节俭，一直是穿一件补过好几次的破旧毛巾浴袍去游泳。虽然衣柜里放着好几件朋友和女儿买给他的新袍，他都不穿。他说：这旧袍又随意，又轻便，又舒服。
妈妈常说，穿补过的衣服，只要干净并不丑，只有穿不干净的衣服才丢人。
妈妈自己从不穿什么名牌，能省的地方，她都十分节省。
妈妈的手也灵巧过人，她自己买了新布，找了样子，在家中，她用缝纫机车，只用了一个下午，经过妈妈的手，点石成金，一下便成为我们姐妹合体的新衣服，旧布就做成睡衣、睡裤。
妈妈又亲手织了毛衣和毛裤给我们穿，这也是为了省钱吧。但我们姐妹们也都感受到妈妈每针的慈爱、每线的温暖，觉得比买来的更有意义。后来妈妈又织毛衣给孙子女。
身教重于言教，更胜于言教。
因为爸爸、妈妈自己做得好，也严格要求孩子。我从小就对像阿英这样的普通底层大众充满真情，不是俯视的施舍，而是真正把他们的疾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下决心长大后，要为大众、为社会尽力做事。因为社会里有很多像阿英、老李这样的人，默默地付出贡献，我的舒适，来自他们的劳力。回报社会，是我的责任。
记得是1963年，一个炎热的夏天，英国和记公司英国老板的太太Lady Clague带我去观看香港穷人住的木屋区，位于铜锣湾。
其中的一幕令我永远难忘。
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父亲在工厂干活失去双手，母亲也要外出打工。女孩背着瘦小的弟弟，肩上挑着两小桶水，她右手扶着肩上的担子，左手还拉着三四岁的小妹妹，赤着脚，喘着粗气，爬上山路回家，还要给一家五口煮饭吃。
这就是香港20世纪60年代的木屋区。一般山上没有水电供应，更不用说卫生设备了。当时香港没有禁止童工的政策，也没有规定儿童必须受教育，也没有劳工保险，父亲一旦工伤失业，生活顿失依靠，于是母亲也要外出工作，留下家中无人照顾的孩子。
香港穷苦市民的真实生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也开始对社会工作发生兴趣，想着如何去改革社会，缩小贫富间的巨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