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的国际形势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和在三角中的地位。在美国看来，中国已从“一个主要挑战者”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合作者，不论是在对付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样的长期全球性挑战方面，还是在解决像朝鲜半岛核危机这样棘手的地区安全问题方面。同时，美国和中国现在对巴基斯坦负有共同的责任因而在南亚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这是中国在三角中的主要获益。”[26]此外，“9·11”事件后，随着中国与印度在反恐问题上共识的增加，印度也减少了对崛起中的中国及其威胁的担心。加上前述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引人注目的发展，因此，如果中国和印度的利益被同等地考虑，美国完全可以在中印关系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中美关系中的印度因素
与此相对的是，中美关系中的印度因素相对不明显。[27]相对于美国在中印关系中的作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美关系中的印度因素是次要的。这部分是因为印度在三角中相对较弱，其战略资源被限于与巴基斯坦的对立。即使“9·11”事件后，“新德里仍发现很难把经济潜力转化为政治和战略影响。”[28]因此，印度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对中美关系发挥重大的影响。但是，印度总是想在其中发挥相应的作用，不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后。
比如，20世纪50年代早期，“朝鲜战争发生之初几个月，印度试图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扮演一个斡旋者，传达了中国反对美国入侵（朝鲜）北方的警告。”[29]
但杜鲁门政府坚定地决定干涉，而中国的反应也非常强烈，最后导致了冷战时期的第一场热战。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尽力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把台湾视为“不沉的航空母舰”以遏制中国。相反，印度在很长时期支持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一个中国政策。这是印度愿意并且能够在中美关系中起积极和建设性作用的一个例子。
相反和不成功的例子发生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时。印度以已在华盛顿广泛传播的“**********”为其核选择找借口。多多少少，印度想在中美对立中获益。这还可以从布什政府视中国为战略上的“挑战者”、“竞争者”和“威胁”，以及中美关系因1999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2001年撞机事件而陷于困难时，印度向美国靠拢得到证明。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即印度可能利用中美对立来获得某些好处。
但是，迄今为止，“印度和美国都不愿意建立一个公开反对中国的联盟”，“两国都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已构成眼前的威胁从而有必要建立一个对抗这种威胁的战略伙伴。”[30]然而，一个反对中国的美印同盟仍是一种可能性，并且当任何一方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时将成为一种优先的选择。
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并没有把印度视为一个反对中国的有效平衡者。而中国曾努力通过巴基斯坦来制衡，把印度的影响限制在次大陆。印度在更广泛的中美苏三角中也没有空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苏联把中国而不是印度视为打破美国在亚洲包围的主要力量。同样，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美国把中国而不是印度视为抵制苏联扩张的主要砝码。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随着印度的崛起、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和印度在中美关系中作用的上升，印度在未来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可以是美国的追随者，或被华盛顿用来平衡中国的一张“牌”。
总而言之，美国因素在中印关系中是积极还是消极将取决于三个要素：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的政策，中国和印度的反应，和中印关系的质量。同样，印度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效力如何将一方面有赖于印度把经济潜力转化为政治和战略影响的程度，另一方面也由中美关系从对立到接触之间的性质决定。中美关系越友好，印度从中平衡的机会就越小，反之亦然。
中国与美国和印度的共同点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在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总体特征上有共性，但又有各自丰富的发展个性。中国和印度存在许多共同点：都是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都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仅有的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他们都拥有核武器，都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对外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和印度属于布热津斯基所说的“五个地缘战略棋手”，基辛格所言的“六大主要力量”，亨廷顿所指的“七大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是东亚地区大国，印度是南亚地区大国，在东亚和南亚各占有一定优势，对地区事务有重大影响，但都还称不上具有全球影响的世界大国，从体制和实力来看，甚至还谈不上强国。在美国的战略眼光里，中国和印度都是转型国家，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印两国加上俄罗斯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多极世界的共同认识和利益为基础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对美国来说，中国和印度是影响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和南亚地区安全的主要力量，又是两个人口大国、转型国家和崛起中的大国，还是亚太地区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国家。美国在这两个亚洲大国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中国和印度都把与美国的关系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中国和印度的国内经济发展都需要与美国的合作，同样，美国也非常重视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庞大市场。美国既可以成为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如果美国致力于促进南亚地区稳定和帮助中国和印度实现经济现代化，也可以成为一个消极因素———如果美国在发展对华关系时用“印度牌”或在发展对印关系时打“中国牌”。
总体来说，中印之间对美国有一些共同看法和相似立场。全球层面，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有大致相同的立场，反对把过高的劳工和环境标准等纳入国际贸易协定，而美国对此积极推动。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支持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际社会的平等、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和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而这与美国的战略目标相违背。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强烈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与美国倾向于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不一致。地区层次，作为亚洲两个主要大国，中国和印度在避免地区外大国（主要是美国）分别控制东亚和南亚，及在建立一个亚洲共同体上有基本相同的利益。两国都不乐于看到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同盟和在周围的军事存在。双边层面，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最大的转型中社会，在对人权的看法上基本一致，而与美国有分歧。这些共性说明中国与印度有成为朋友的巨大潜力。可惜并没有转化为紧密关系和实质性的合作。但这些共性也足够重要以限制印度在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上走远。
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和中国有广泛的战略利益，除了双方巨大的经济合作潜力，两国还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以及在联合国的作用和改革等领域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印度一直以来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担心这种发展会损害印度的利益。[31]有三个因素造成了印度的这种看法。第一，1971年印巴战争时，美国和中国共同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美国甚至派遣第七舰队到孟加拉湾对印度施加压力。第二，印度认为美国为了拉拢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抗苏，对中国在整个80年代帮助巴基斯坦建立针对印度的核威慑不闻不问。第三，1998年印度核试后，美国和中国发表联合公报，谴责印度的核试验。姑且不论印度这种认识的错误，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与磨擦不断的中美关系相比，美印关系不断升温。在美国和印度的决策层，仍有一些人把崛起的中国视为“威胁”，这对中印关系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中国与美国在对印度的看法上也有相同之处。比如在不扩散问题上，中美作为公认的核大国是国际不扩散机制的成员和维护者，而印度仍处于这一机制之外。在巴基斯坦和南亚问题上，中美对巴基斯坦的看法比印度更为积极和乐观。印度更愿意把巴基斯坦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中国和美国都感到有必要和责任在南亚地区稳定（不管是否涉及克什米尔问题）中发挥相应的作用，但印度努力排除任何地区外力量干涉地区内部事务。同样，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尽管新的成员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国际社会的这一权力中心，但中国和美国都不愿意给这些新成员（包括印度）以否决权。这些共同点也许还不足以形成中美版的战略伙伴，却是美国和印度在试图把战略伙伴进一步推向对付中国的方向时不得不严肃考虑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与印度和美国的这些共同点可为中国带来一些余地和利用之处，以避免美印关系从战略伙伴最终转变为针对中国的战略同盟的任何可能性。
中国与美国和印度存在的分歧
首先，中国与印度在对各自与美国的关系上有明显的不同看法和利益。********现实和共同崛起的事实使中国和印度成为争取美国的天然竞争者：从有形的贸易和投资到无形的合作和帮助。由于美国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比一个上升的印度更有挑战，因此这两个亚洲大国在美国的战略议程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最好是能够“在同一顿饭局中既尝印度咖喱，又吃北京烤鸭”，[32]这意味着美国任何时候可以站在一方而反对另一方；而至少是美国能利用它们的不同和分歧避免它们任何可能反美的努力。
其次，中国与美国有关印度的不同看法和利益则主要集中在印度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上。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说印度是“地区超级大国”（regional super power），其战略利益“覆盖从非洲之角、西亚、中亚、东南亚和更远的地区，到整个印度洋”。[33]对此，中国和美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对中国来说，印度从南亚大国崛起为具有全球抱负的亚洲大国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中国欢迎印度在亚太地区发挥更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以部分平衡美国的影响和单边主义，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多极化；另一方面，崛起的印度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双方的利益和影响从南亚、西亚、东南亚、中亚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已经或即将相遇。对美国而言，一个崛起的印度的挑战是非常有限的。在亚太多数次区域，美国与印度比与中国更为接近。当然，中美关于印度的分歧只是双方现存分歧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足以使双方在关系紧张时分别争取印度站在自己这一边。
中国与美国和印度的这些分歧要求中国尽一切努力使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及中美印三角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战略和政策选择
基于上述共性和分歧的分析，中国应同时考虑其对美国和印度的关系，或更确切地说，在一些问题上，中国应思考对美政策中的印度因素和对印政策中的美国因素，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可能相反。
就美国和中美关系而言，由于中国对美国来说在全球和亚太经济发展及大多数安全问题上比印度更为重要，中国可以并应该：
第一，扩大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和中国在美国的经济影响。中国可向印度学习，加强华裔在美国政府的游说。其目的是当美国在美印战略伙伴框架下发展与印度关系时，中国增加或至少维持其足够的影响和声音。
第二，深化中美之间在安全上的相互依赖。与美国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上继续合作的同时，中国应寻求更多的在非传统和次区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其目的同上。
第三，努力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上和平共存。在促使美国容纳一个崛起中的中国的同时，中国最好也改变过去强烈批评和反对美国霸权的做法，适应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影响。这可以减少美国和印度从战略伙伴转变为针对中国的战略同盟的机会和可能。
就印度和中印关系而言，作为印度的邻国，中国比美国与印度有更为紧密的历史、地缘和文化联系。中国是印度在实现其国家目标时更为关键和可利用的国家。中国可以并应该：
第一，增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论是双边还是（次）区域经济联合上。作为两个崛起和发展中的经济体，中印在许多领域既有合作潜力又有竞争可能。印度的软件和服务业与中国的硬件和轻工业就是这些等待合作的领域。同时，在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时就消除任何政治疑虑和安全担忧。其意义在于，由于中国与印度或美国都缺乏军事合作（美印防务关系在不断强化），中国同时加强与印度和美国的经济关系（美印经济关系还非常有限）可以成为中美印三角中中国的经济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在安全上的不利。
第二，增进安全上的互相理解。中国和印度都更应对对方的安全关切给予更好的理解，如印度对于中国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问题的关切，中国对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中国与巴基斯坦和南亚较小国家的军事关系、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关切，都需要双方的沟通和交流。这种安全理解对于建立互信非常必要，并可使美国不能利用中印之间可能的对立为其战略利益和目标服务。
